近段时间，一系列社会热点在社交媒体引起广泛关注。剖析这些热点事件，往往能看到网络舆论现象日趋复杂，网络舆论的社会治理也面临着严峻考验。社会治理要紧紧抓住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成为我们至为深切的感受。
让“最大变量”成为“最大增量”，是经常可见的讨论。互联网作为最大变量，其“变”表现在技术的迭代更新上，表现在新的传播方式之中，最终却落脚在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上。然而在一些决策部署和领导干部的工作开展中，强调“新媒体思维”的居多，强调工作方式方法转变的还不够。这提醒我们，应对“最大变量”绝不仅仅是一个传播课题，需要避免被窄化理解为“新媒体思维”。
“最大变量”是工具之“变”，更是社会治理之“变”。例如，通过新媒体平台发布政策，利用微博、微信进行政策宣传和上传下达，通过政务新媒体在舆论治理中发挥效用，这些是以新媒体赋能公共政策。但应对“最大变量”更意味着社会治理的跨级飞跃。互联网时代，信息化数字化“逼着”人们从思维到工作、学习做出各种改变，政府的治理能力更是如此。一个政府的有效性在于对发展的超前预判，在于政策落实的针对性、准确性，而在互联网时代，又具体体现为如何发挥信息化的驱动能力，如何掌握信息化的驾驭能力，如何提升数字化的服务能力等等。
“最大变量”是舆论之“变”，更是社会交互方式之“变”。例如，在传统社会管理中，“狗患”问题如何破，关乎养狗责任的规范，关乎流浪犬只、走失犬只的统一收容；但在社交网络时代，人的情感刺激更加敏感，人的感受情感更加容易表达，人狗矛盾不断加剧，人和人之间在网络空间进行着更加密切的“摩擦”，新的社会治理问题也由此而来。社交网络推动了新媒体形式和新沟通方式的出现，其实也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社会交互方式。这也意味着，社会治理中的许多新问题、新矛盾，也出现在新的社会交互方式之中，需要工作方式方法上有新的应对。
“最大变量”是传播之“变”，更是思维方式、工作作风之“变”。互联网的普及，让以往一些不易传达的声音能被监测和捕捉，我们能更好地贴近人民群众的心声，倾听他们的诉求。诚然，也有一些“撕裂”的异样情绪在这个过程中被放大。这就要求领导干部要学会与媒体、与网络打交道。媒体和网络，确实是领导干部关注和了解民意的一个重要渠道，但更具有决定性的是领导干部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这个能力具体体现为，如何运用媒体宣讲政策主张、了解社情民意、发现矛盾问题、引导社会情绪、动员人民群众、推动实际工作。
“最大变量”是技术之“变”，更是发展之“变”。当前信息化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数字经济的创新性、渗透性、辐射带动性日益凸显。在变革创新的时代统筹发展与安全，需要不断突破既有的思维框架，挑战既有的经验，需要不断刷新对事、对世界的认知。具体到日常工作，如何有效处理工作中的决策不确定性，都是应对“最大变量”的一种考验。唯有在把握信息时代新机遇中，才能努力抢占发展制高点、赢得战略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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