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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国文老师中使我获益最多的是徐镜澄先生,我曾为文纪念过他(见《秋室杂文》)。他在中等科教我作文一年,批改课业大勾大抹,有时全页都是大墨杠子,我几千字的文章往往被他删削得体无完肤,只剩下三二百字。我始而懊恼,继而觉得经他勾改之后确实是另有一副面貌,终乃接受了他的"割爱主义":写文章少说废话,开门见山;拐弯抹角的地方求其挺拔,避免茸阖。
午后的课程大致不能令学生满意。学校聘请教员只知道注意其有无举人、进士的头衔,而不问其是否为优良教师。尤其是"五四"以后的几年,学生求知若渴,不但要求新知,对于中国旧学问也要求用新眼光来处理。比我低一班的朱湘先生就跑到北 大旁听去了。清华午后上课情形简直是荒唐!先生点名,一个学生可以代替许多学生答到,或者答到之后就开溜,留在课室者可以写信、看小说甚至打瞌睡,而先生高踞讲坛视若无睹。我记得清清楚楚,有一位叶先生年老而无须,有一位学生发问了:"先生,你为什么不生胡须?"先生急忙用手遮盖他的下巴,缩颈俯首而不答,全班哄笑。这一类不成体统的事不止一端。
于此我不能不提到梁任公先生。大概是我毕业前一年,我们几个学生集议想请他来演讲。他的大公子梁思成是我同班同学,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华,所以我们经过思成的关系一约就成了。任公先生的学问、事业是大家敬仰的,尤其是他心胸开朗,思想赶得上潮流,在"五四"以后俨然是学术重镇。他身材不高,头秃,双目炯炯有光,走起路来昂首阔步,一口广东官话,声如洪钟。他讲演的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他情感丰富,记忆力强,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有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口沫四溅涕泗滂沱,频频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大毛巾来揩眼睛。这篇演讲分数次讲完,有异常的成功,我个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所鼓动起来的。以前读曾毅《中国文学史》,因为授课的先生只是照着书本读一遍,毫无发挥,所以我越读越不感兴趣。任公先生以后由学校聘请,住在工字厅主讲"中国历史研究法",更以后清华大学成立,他被聘为研究所教授,那是后话了。
还有些位老师我也是不能忘记的。教音乐的 Miss Seeley 和教图画的 Miss Starr 和 Miss Lyggate 都启迪了我对艺术的爱好。我本来喉音不坏,被选为"少年歌咏团"的团员,一共十二个人,除了我之外有赵敏恒、梅旸春、项谔、吴去非、李先闻、熊式一、吴鲁强、胡光澄、杜钟珩、郭殿邦等。我的嗓音最高,曾到城里青年会表演过一次 Human Piano ("人造钢琴"),我代表最高音。以后我倒了嗓子,同时 Seeley 女士离校后也没有人替其指导,我对音乐便失去了兴趣,没有继续修习,以至于如今对于音乐几乎完全是个聋人,中国音乐不懂,外国音乐也不通,变成了一个"内心没有音乐的人",想起来实在可怕。讲到国画,我从小就喜欢,涂抹几笔是可以的,但无天才。清华的这两位教师给我的鼓励太多了,要我画炭画,描石膏像。记得最初是画院里的一棵松树,从基本上学习,但我没有能持续用功。我妄以为在小学时即已临摹王石谷、恽南田,如今还要回过头来画这些死东西?自以为这是委屈了我的才能,其实只是狂傲无知。到如今一点基本的功夫都没有,还谈得到什么用笔用墨?幼年时对艺术有一点点爱好,不值什么,没加上苦功,便毫无可观,我便是一例。
我不喜欢的课是数学。在小学时"鸡兔同笼"就已经把我搅昏了头,到清华习代数、几何、三角,更格格不入,从心里厌烦,开始时不用功,以后就很难跟上去,因此视数学课为畏途。我的一位同学孙筱孟比我更怕数学,每回遇到数学月考大考,他一看到题目就好像是"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一般,匆匆忙忙回寝室换裤子,历次不爽。我那时有一种奇异的想法,我将来不预备习理工,要这劳什子做什么?以"兴趣不合"四个字掩饰自己的懒惰、愚蠢。数学是人人要学的,人人可以学的,那是一种纪律,无所谓兴趣之合与不合。后来我和赵敏恒两个人同在美国一个大学读书,清华的分数单上数学一项都是勉强及格六十分,需要补修三角与立体几何。我们一方面懊恼,一方面引为耻辱,于是我们两个拼命用功,结果我们两个在全班上占第一、第二的位置,大考特准免予参加,以"甲上"成绩论。这证明什么?这证明没有人的兴趣是不近数学的,只要按部就班地用功,再加上良师诱导,就会发觉里面的趣味,万万不可任性,在学校里读书时万万不可相信什么"趣味主义"。
生物、物理、化学三门并非全是必修,预备习文法的只要修生物即可,这一规定也害我不浅。我选了比较轻松的生物。教我们生物的陈隽人先生,他对我们很宽,我在实验室里完全把时间浪费了。我怕触及蚯蚓、田鸡之类的活东西,闻到珂罗芳的味道就头痛,把蛤蟆四肢钉在木板上开刀取心脏是我最怵的事,所以总是请同学代为操刀,敷衍了事。物理、化学根本没有选修,至今引为憾事。
我的手很笨拙,小时候手工一向很坏,编纸、插豆、泥工、竹工的成绩向来羞于见人。清华亦有手工一课,教师是周永德先生。有一次,要我们每人做一个木质的方锥体,我实在做不好,就借用同学徐宗谏所做的成品去搪塞交上。宗凍的手是灵巧的,他的方锥体做得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周先生给他打了个九十分。我拿同一个作品交上去,他对我有偏见,仅打了七十分,我不答应,我自己把真相说穿。周先生大怒,说我不该借用别人的作品。我说:"我情愿受罚,但是先生判分不公,怎么办呢?"先生也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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