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兰亭集序》的王羲之有怎样的秘密故事？永和九年都发生了什么？琅琊王氏大家族都有哪些盘根错节的故事？近日，刘墨老师携新书《永和九年，赴一场兰亭之约》，接受了正观新闻记者的采访。
记者：《兰亭集序》对大部分人来说不算陌生，想要把读者熟悉的题材讲得有意思，有一些难度。创作过程中，有没有让您顿笔的章节内容，如何解决这些难题？
刘墨：《兰亭集序》确实对大部分人来讲都不算陌生，书店里面也有很多关于《兰亭集序》的出版物、印刷品，但是能够从历史的角度、从哲学的角度、从美学的角度、从人物传记的角度，来做一个深入分析的著作，不是说没有，而是没有特别详尽的。
想要吃透史料再写，当然就特别地有难度。比如“307年永嘉南渡”，北方汉人大批南迁。这些人本来在山东、在洛阳生活得好好的，怎么会跑到江南去？跑到绍兴去？这里面就会涉及王羲之出生之前的很多事情，尤其是发生在西晋晚期的“八王之乱”事件，想要把这些事情写清楚是非常麻烦的。
如果给《永和九年，赴一场兰亭之约》这本书做一个人名索引的话，我想大概会涉及几百人。人物多，事件也多。
尤其是“八王之乱”中的司马家族，那些人的辈分让我反反复复写了很多，也看了很多资料。我是要把它作为此书的一个大背景，如果这个背景不解决的话，像王羲之的父亲王旷，还有王导、王敦、晋元帝等很多人的问题就没法解决。所以我在这方面花了特别多的功夫，才有了此书现在呈现的内容。
记者：您对兰亭集会的理解是什么？它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如何？
刘墨：中国过去的文人讲究雅集，就像我们今天朋友聚会一样，但现在的朋友聚会一般是喝酒、划拳，可古人是在一个特定的时刻，有特定的仪式。聚会时必须要写诗，必须要有文章，所以它是雅集。与雅集相对的，我开玩笑讲，如果没有诗、文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俗集”，所以兰亭集会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兰亭集会对于后世的书法艺术有何影响？
刘墨：可以说，如果没有兰亭雅集的话，也就不会有《兰亭集序》的诞生，如果没有《兰亭集序》，中国书法也就失去了一个标志性的作品。这个标志性的作品虽然不是书法史的开端，但它却是后世一千七百年来书法的开端，因为有了这个开端，书法才有一个神圣的开始。
一般关于王羲之的书或者论文，都是以写他的书法为主。书法在我们普通人的看来，就是有书体之分，各种起程转折；用笔方面的中锋、侧锋、藏锋；笔的材料方面，狼毫、羊毫、兼毫；还有纸的方面，等等。但实际上如果仅仅把王羲之的书法当成一种技法，当成一本字帖，那就显然忽略了王羲之在中国历史，或者说在中国文艺史上的地位。
我曾经把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和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相提并论，《兰亭集序》对于中国书法艺术，尤其是对于中国美学的重要意义，就像是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对于西方艺术的影响一样，都是无法缺少的存在。
记者：虽然以兰亭诗会为书名，但书中讲述了永和九年发生的诸多人物故事及相关历史大事件。您这本书的主题是写人吗？书中的主要人物有哪些？您是如何塑造他们的性格特点和命运的？
刘墨：参加兰亭雅集的大概有41个人，永和九年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两者看起来是不相关的，可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人物的故事和历史大事件息息相关。所以我在写到兰亭雅集的时候，几乎就是在写人。
书中的主要人物肯定是琅琊王氏，这是一个世家大族，包括王羲之的父亲、母亲、伯父、叔叔以及堂兄弟，还有王谢家族里的谢安。以及王羲之最好的两个朋友，这两个朋友也是互相敌对者，一个叫殷浩，一个叫桓温。
关于这些人的性格特点，《世说新语》有很多的记载，当然《世说新语》可能更富有故事性、戏剧性，这些内容需要对照史料进行核实。从能够作为历史典籍里面的史料里，去看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这些人的性格、命运和特点如何——王羲之的很多帖子就是这样产生的。
目前所存的有关王羲之的大量文字和墨迹，都是他和这些人的书信往来，比如殷浩北伐，打四川、攻洛阳。王羲之的很多帖，是和历史大事件息息相关的，如果这些内容得不到解读，我们既读不懂王羲之，也读不懂他的那些帖。
记者：有作家说，写作是自己与笔下的人物是在平等对话，而非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永和九年：赴一场兰亭之约》中的人物都在历史上真正存在过，在塑造笔下人物时，您与他们有对话的感觉吗？书写这些人的人生故事时，您心中有何感想？
刘墨：我在此书的后记里面写道，我读高中的时候，曾经去书店买了《世说新语》，当时是两块钱。为了买书，我省了一顿中午饭和公交车钱，在下雪天抱着两本书，踩着雪嘎吱嘎吱回到家，饿得打晃。这件事让我印象深刻，《世说新语》这本书也从我十几岁的时候就深深印入脑海，后来我也不停地去收集关于魏晋时期的史料。
在写作这本书的人物的时候，尤其当我通过文字把这些人是如何关联的，一一展现出来的时候，我竟然有写剧本的感觉。一场发生在1600年前的真实故事，那些历史上的人物、人物对话、重大事件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当这些线索交织在一起时，真有一种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时代的感觉，有一种历史现场感。
还有一点，我一直不希望把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人只当成一个概念，或者当成一个标本，应该把他当成一个活的人，一个和我们现实中一样的血肉丰满的人。比如说王羲之的少年时期，为了写好这部分内容，我曾专门去看讲少年的心理学。我甚至会看一些讲中医、中药的书，去了解魏晋时期，他们为什么追求吃这个药？吃的什么药，以及它的作用是什么？我甚至找到了化学家拿到五石散的化学元素，好研究它究竟是什么，有什么药效作用。
记者：“时方颠沛，则显不如隐”，魏晋时期是隐士文化的高潮时期，其背后有哪些方面的因素？
刘墨：当我们从王羲之留下的墨迹和文字当中去看，你会发现他书法的背后是生命的沉痛，是人生的无奈。虽然他也有很洒脱的一面，但是真正深入了解之后，你才会发现所谓的飘逸，所谓的超越，实际上是以他们的生命的痛苦为底色的。
如果从文艺的角度来说，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无比重要的时期。有人说它是人的觉醒，有人说它是生命的觉醒，魏晋风度也成为后人永远追慕的一个对象。但是当我们真的回到那个历史现场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实际上是非常的痛苦，面对战乱、面对饥荒、面对种种的不幸，以及身边人的生离死别。比如王羲之的身体，我曾经用了很大的篇幅去分析王羲之的病因，以及他的病症。
记者：如何将书法艺术与文学创作相结合？刘墨老师在这方面有哪些独到的见解？
刘墨：1980年成立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才有了书法家这么一个独立职业。其实在1980年以前并没有书法家这个概念，对于中国过去的文人而言，书法不是一个职业，是他们自身知识结构里的一部分。
过去的书法家没有抄别人内容的，如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黄庭坚等，他们就是在写自己的文章，或者说写一个日记。
一个人大量的书法艺术和文学创作是天然的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苏东坡去抄一首米芾的诗，或者说米芾去抄一首苏东坡的诗，就是自己的书法、自己的文字结合在一起创作，成为一个特别完美的统一体。
关于书法呢，我一直有自己的看法，曾经我去讲课的时候，学生也问书法的关键是什么，我当时只用了几个字来回答：第一要有真学问，第二要有真性情。把学问和性情加在一块，就是我所理解的最好的书法艺术。
刘墨，生于1966年，祖籍河北三河。文艺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现为独立学者，自由艺术家。少读书，长而游学，喜书画诗词文史，以宁静、淡泊、独立自由为安身立命之宗旨，著述自娱，以终老焉。代表著作:《中国艺术美学》《禅学与艺境》乾嘉学术十论》《中国散文源流史》《中国美学与中国画论》《石涛》《八大山人《现代国学思潮与人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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