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世界上，我们是无名之辈｜2020诺奖得主露易丝·格丽克获奖演讲

当地时间12月7日，202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露易丝·格丽克（Louise Glück），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家门外的花园里接过了诺贝尔奖章，并发表了获奖演讲词，讲述她对获奖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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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大概是五六岁吧，我的脑子里上演着一场竞赛，一场能够选出世界上最伟大诗作的比赛。
有两首诗进入了决选名单：威廉·布莱克的《小黑孩》，和斯蒂芬·福斯特的《斯旺尼河》。
我祖母的房子坐落于纽约长岛南岸的西达赫斯特村，当时我就在那座房子的次卧里来回踱步，像我习惯的那样，在脑中默默地而非出声地背诵布莱克那令人难忘的诗，同样，也在脑中默默地哼唱福斯特的那首沉痛、凄凉的歌。
我为什么会读到布莱克还是个谜。我想在我父母家，除了更加常见的有关政治、历史的书和大量的小说，还有少量诗集。但我总是把布莱克和祖母家联系起来。
我的祖母不是个好读书的女人，但她那儿有布莱克《天真与经验之歌》，还有一本小书，汇编了从莎士比亚戏剧中选出的歌词——有不少我都能背诵。我格外喜欢《辛白林》中的歌，或许当时一个字也不懂，却能清楚地听到那语调、格律、铿锵的祈使句，这令一个胆怯恐惧的孩童格外兴奋。“墓草长新，永留记忆。”我也希望如此。
这类为了荣耀和至高奖赏而开展的比赛，对我来说是十分自然的事；我启蒙时期最早读过的神话里充满了这类比赛。即使在我很小的时候，在我看来，世上最伟大的诗就是高级荣誉中最高级的那种。这也是父母培育我和我妹妹的方式，我们要去拯救法国（圣女贞德），要去发现镭元素（玛丽·居里）。后来，我开始认识到这种等级制思维中的危险和局限性，但对于幼年的我来说，发奖这件事却非常重要。会有一个人站在山巅，从很远处就能看见，那是山上唯一引人注意的东西。站在下面一点点的人就看不见了。
或者，我说的人在这里也可以换成诗。
那时，我非常确信，不知为何，布莱克一定知道我脑子里的这场比赛，而且对结果十分关心。我知道他已经死了，但我觉得他还活着，我能听到他对我说话的声音，被伪装起来了，但依然就是他的声音。我感到他只在对我说话，或是专门对我说话。我感到自己被选中，非常幸运；我也感到，我格外渴望和布莱克说话，而和莎士比亚一道，他已经成为我交谈的对象。
布莱克获胜了。但后来我意识到那两首诗多么相似；那时和现在一样，我都被那出于哀伤或渴望的孤独的人类声音所吸引。
随着我长大，我不断重读一些诗人，而在他们的诗中，我自己曾作为被选中的聆听者，扮演了重要角色。亲密的，诱惑的，往往是幽暗的、秘密的。不是那些站在露天竞技场上的诗人。不是那些自说自话的人。
我喜欢这种协定，我喜欢这种感觉：一首诗说出的东西不仅必要，而且私密，它们是神父或心理医生会聆听的话语。
我祖母家的次卧里进行的授奖仪式，因其秘密性，仿佛就是一首诗所创造的那种强大关联感的延伸：一种延伸，而不是违背。
布莱克通过那个黑人小男孩对我说话；他是那个声音的隐秘源头。他隐而不见，正如那个黑人小男孩在那个漠然、轻蔑的白人男孩那里也是看不见的，或者看不真切的。但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在他那暂时性的、必死的身躯之中包含着他闪闪发光的纯洁灵魂；我知道这一点，因为那个黑人小孩所说的，他对体验和经验的描述，不带有任何指责，也没有想要为自己复仇，只是传递着这样的信念：在那个他死后将要去的完美世界
，人们会按照他真正的本质认识他，而他会带着莫大的喜悦保护那个更脆弱的白人小孩，防止他被过多的阳光晒伤。这个信念不是一种现实的期望，它忽略了现实，让这首诗令人心碎，同时也为它赋予了深刻的政治性。黑人小男孩不允许自己体验的伤害和正当的愤怒，他的母亲希望为他遮挡的伤害和愤怒，却被读者或听者体验到了。即使那个读者也还只是个孩子。
但公共的荣誉是另一回事。
那些我毕生都狂热迷恋的诗，是我之前描述的那种诗，是包含了私人的选择、密谋的诗，那些诗包含了读者或听者的重要贡献，他们倾听着诗中的一个秘密或一声怒吼，而且有时也参与了共谋。
“我是无名之辈，”艾米丽·狄金森说，“你也是无名之辈吗？/那我们就是一对了——别声张……”
或者艾略特：“那么我们走吧，你我两个人，/正当朝天空慢慢铺展着黄昏，/好似病人麻醉在手术桌上……”
艾略特不是在召集童子军队列。他在向读者发言。
与之相反的是莎士比亚的“我能否将你比作夏日”：莎士比亚并不是把我比作夏日。在这首诗中，我有幸偷听了炫目的精妙乐音，但这首诗并不要求我在场。
在吸引我的那类艺术中，由集体发出的声音或裁决是危险的。
亲密言词的不确定性，增强了这种言词的力量和读者的力量，而正是读者的存在，鼓励着这种声音表达急迫恳求或倾诉秘密。
当一个集体开始对这类诗人鼓掌、颁奖，而不是在放逐和无视他/她，这样的诗人会遭遇什么呢？要我说，这个诗人会觉得受到威胁和操控。
这是狄金森的主题。并非全是，但常常是。
在我十几岁时，我读艾米丽·狄金森最有热情。通常是在深夜，在上床时间之后，在客厅沙发上。
我是无名之辈！你是谁？
你也是无名之辈吗？
还有，我当时读的、也至今更喜欢的那个版本写道：
那我们就是一对了——别声张！
他们会把我们赶走，你知道……
当我坐在沙发上，狄金森选中了我、或者认出了我。我们惺惺相惜，在不可见处互相陪伴，这是仅有我们知晓的事实，而我们的观点在彼此那里得到确证。而在这世界上，我们是无名之辈。
但对我们这样生存的人，安居于原木下面自己的安全地带的人来说，什么会构成一种驱逐？驱逐就是当木头被移开的时候。
在此，我谈论的不是艾米丽·狄金森对青春期少女的恶劣影响。我谈论的是一种性格，这种性格不信任公共生活，或者认为公共生活领域就意味着概括会抹去精确，片面的真相会取代坦率的、充满感性的揭露。
举个例子：假设这密谋者的声音，狄金森的声音，被特别法庭的声音所取代。“我们是无名之辈，你是谁？”这种断言一瞬间就变得险恶了。
10月8日早上，我惊讶地感受到刚刚描述的这种惊慌。光线太明亮了。声势也太浩大了。
我们这些作家，大概都渴望拥有许多读者。然而，有些诗人不会追求在空间意义上抵达众多读者，如同坐满的观众席那样。他们设想中的拥有众多读者，是指时间意义上的，是渐次发生的，许多读者在时间流逝中到来，在未来出现，但这些读者总是以某种深刻的方式，单独地到来，一个接一个地出现。
我相信，瑞典学院把这个奖颁给我，是想要奖励那种亲密的、私人的声音，公开表达可能有时会增强、扩展这种声音，但绝不会取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