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众人要杀老蒋，毛泽东从战略考虑放蒋，几句话讲得很透彻

中国工农红军于1935年已基本在陕北构筑起来完整坚实的根据地，尽管红军已经顺利从江西瑞金辗转来到陕北地区，可受到来自于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威胁却依旧没有解除，此时徘徊在陕北周围的西北军和山西军仍在不断地侵袭着陕北根据地。盘踞在西北地区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比起山西军阀阎锡山而言，他们两人则更加主张积极抗日并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彼时的蒋介石仍在不遗余力地坚持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让杨虎城手下的十几万西北军和张学良手下的几十万东北军合兵一处尽快剿灭共产党。眼看整个华北地区即将要沦陷在日军的铁蹄之下，可蒋介石仍然不将枪口一致对外，反而在如此民族危难之际积极内讧，面对着如此严峻的形势，张学良联合杨虎城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早在1935年12月，毛主席就多次和杨虎城通信件，在确定杨虎城有抗日决心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又通过杨虎城联系到了统帅几十万东北军的张学良并恳切表示，“希望能和东北军一致对外共同抗日”。东三省沦陷以来，张学良第一时间便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安排积极“改旗易帜”，不仅如此还听从蒋介石的命令撤回关内而先行剿共，不过出乎其意料的是，从1931年到1936年底，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仍在继续，他丝毫不将民族大义考虑在内。基于此现状，张学良开始和共产党在暗地里保持着“互通有无”，并在1936年4月秘密和周恩来在西安主持联合抗日的重大会议。事情发展到了这种地步，其实接下来爆发的“西安事变”已经是箭在弦上而不得不发了。没有对蒋介石实行兵谏之前，张学良联合东北军和西北军诸位将领曾多次苦苦相劝，希望能够调转国民党的枪头而一致对外，如若不然，恐怕会丢掉不知多少个东三省，而且相比之下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也会因此丢掉中国人民的信任。几番苦劝无效之下，最终在蒋介石第二次来到西安督战剿共事宜之际，无可奈何的张杨二人只能发动兵谏威逼胁迫蒋介石。蒋介石在西安华清池被监禁起来之后，国民党内立即分为两派，一派以何应钦为首主张即刻发兵讨伐西安，另一派以宋美龄为首主张和平解决。与此同时，见此情形的日本政府开始不怀好意地恶意挑唆中国内战，并下令催促侵华日军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英美方面保持和宋美龄一样的意见，毕竟蒋介石是英美在华的“实际代理人”，他们积极立足于反对日本侵华的角度。我党对于蒋介石存留的问题仍在有待商榷之际，远在北方的苏联便发布通告，“积极支持中国统一抗日，但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无异于会助长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从而使中国成为外国侵华的战利品。”实际上西安事变爆发之后，张学良就在第一时间让杨虎城给延安方面发来电报询问意见，共产党中绝大多数人士都立足“反蒋”也就是趁此时机将其除之而后快，不过在遵义会议被重新确定领导地位的毛主席却在此时提出了不同意见：“西安事变确实有很多积极意义，也是值得拥护的，但我们应当把抗日旗帜举得再高一些，一定要以积极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主要目标，所以保全蒋介石势在必行。”毛主席这几句话的重点已经十分明朗，共产党人确实已经恨透蒋介石，所以想把蒋介石除之而后快的想法也应当能够理解。不过当下形势比较严峻且特殊，东三省已经沦陷华北事变也已爆发，如果这个时候把蒋介石除掉的话，那么反而不利于全民族统一抗日，毕竟蒋介石仍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首脑。紧接着我党便在延安向全国通告，积极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毛主席此时又将几句话托盘而出，“目前抗日的问题已经如鲠在喉，我们要消弭内战而不是让内战延长。”1936年12月23日，周总理再次按照中央指示从延安来到西安的谈判桌上，不过和上一次的谈判有些不同，这次在谈判桌上面对的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虽然此时蒋介石的性命被顶在枪口之上，可他往日的孤傲姿态依旧没有放下来。谈判时间共为期两天，过程十分艰难，不过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及自己的性命安全，蒋介石最终还是放下了孤傲的身段，在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