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东方古国，中国对历史文化的重视和传承度毋庸置疑。正所谓：“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古时起，中国人就无比重视对历史的记录和留存：各朝各代皇帝都要设立专门撰写史书的史官，而史官中亦不乏受重刑也要坚持撰写《史记》的司马迁之流。也正是因为先辈们对保留史料的坚持，我们如今才有史可考、有史可鉴，中华文明才能保持几千年来的长盛不衰。时至今日，各个朝代留下的史籍仍是我们的珍视的无价之宝。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在多年前，曾有一大批珍贵古籍被当做废纸贱卖甚至焚烧，而这些痛失的宝贵财富，是如今哪怕花上百亿也不可能买回的。20世纪的中国档案界曾出现过轰动一时的“四大发现”，分别是北京故宫内阁大库档案、河南安阳甲骨文档案，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经卷档案以及居延汉简。前面所说到的古籍贱卖事件，出自故宫内阁大库。1898年，因考虑到故宫内阁大库年久失修、多处倾塌，内务府奉命准备将内阁大库重新修缮一番。不过由于庚子国变爆发，修缮计划直到1909年才正式展开。既然要修缮，那么内阁大库中原本存放的一些资料就必须转移。其中像库伫实录、圣训等重要的资料被移至大库南面的银库暂存，还有小部分保存比较完好的书籍也被挑出来暂移至文华殿。除此之外，库内仍有一万麻袋的旧档无处存放，只能被继续搁置在大库中。内阁大学士张之洞见状，便奏请以大库所藏书籍设学部图书馆，而另一边，阁议又以“无用旧档”奏请焚毁其余档案。1910年6月，随着故宫内阁大库修缮完毕，被放至银库的资料被悉数送回大库继续保存，而其余书籍和档案则因张之洞之请没有被送回。就在内阁准备清理和焚毁“无用旧档”之际，前去检取书籍的后学部参事罗振玉却突然发现，这批旧档并不简单，其中蕴含的历史价值不可估量。于是在罗振玉的请求下，张之洞又重新上奏，请求朝廷停止焚烧计划，这才化解了史籍的第一次危机。1912年，清王朝覆灭，档案的所有权移至北洋政府手中。彼时接手了故宫的北洋政府准备设立一个历史博物馆用于展出故宫中的文物，而这些旧档案亦在展品范畴中。1917年，因原有馆址地方偏僻，教育部决定将历史博物馆迁至故宫午门，旧档便随之又被迁到了午门、端门存放。然而由于时局动荡不安，许多被迁走的档案并没有得到妥善安置，只被随意堆放在端门门洞附近。1921年，经教育部许可后，历史博物馆将未被展览的档案整理了一番，以4000大洋卖与北京西懋增纸店。据记载，当时博物馆卖出的档案共计近万袋，重十五万斤。档案被卖出的次年，曾经力保档案不被焚烧的罗振玉得知了此事，痛心疾首的他开始四处筹钱，竭力想要赎回档案。等罗振玉找到北京西懋增纸店时，档案已有一部分被卖出和销毁，他赶忙以高价从纸店购回了约九千袋档案。购得档案后，罗振玉本想将档案永久保存并整理传布，奈何财力和精力有限，几年下来也只整理了几百袋档案。1924年，迫于财政压力，他又无奈将手头的绝大部分档案再次转卖给了清朝遗臣李盛铎。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成立。作为专门研究史料的机构，史语所非常渴望能寻到故宫流出的这批档案，所长傅斯年更是不惜一切代价寻找档案下落。1929年3月，傅斯年以一万八千元的价格购买了李盛铎手中的故宫档案。不过此时的档案历经数次辗转，又没能得到妥善存放，其损毁和遗失程度已非常严重。在经过研究整理后，去掉损毁部分，真正能上架的档案只剩下了七万斤左右。从十五万斤到七万斤，数字的变动着实令人心惊。然而档案的苦难还没有结束，当时时局动荡，为了保护史籍，傅斯年和其他史语所的专家带着档案不停奔走各地，过程中虽已尽力保护，但史籍的损毁程度还是不可避免地加重了不少。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尽力从各种途径收购残余的故宫档案，幸运的是还有部分档案幸存了下来，遗憾的是当年的一万袋档案中大部分都已损毁或下落不明，而那些丢失的档案是再多钱也买不回来的历史财富。
冰是睡着的水ab
没办法，时局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