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家外国媒体报道，秘密努力10年后，美国苹果公司决定放弃电动车项目。有媒体分析，苹果放弃造车的原因之一是产业链供应链问题。
电动车项目需要长产业链支撑，而新能源车产业链上的诸多零部件生产都不在美国，苹果要想造车成功只能更加依赖中国供应链。但在当前的中美关系下，包括苹果在内的美国企业面临着一项严峻的政治任务：供应链的去中国化。摆脱对中国产业的依赖、制造业重回美国就成为美国最大的政治正确。
那么，美国的对华心理究竟是怎样的呢？
目前，美国国内存在四类群体，这四类群体构成了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四股力量。
这四股力量关于中国崛起后的“已知与未知”深刻地影响着美国对华政策。
第一类群体是“商人”：在贸易逆差、知识产权转让等全球化技术基础层面对中国充满抱怨。
例如，以前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前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为代表的经济现实主义者关心的主要是防止中国在经济实力上超过美国，尤其是阻止中国获得美国的高新技术。
对“商人”的美国而言，其唯一确定的已知是中国已经崛起。除此之外，美国的“商人”也认识到，在可见的未来里，中国经济必将超过美国。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8年中国GDP高达25.31万亿美元，已经超过了美国。在未来20年内，中国的经济发展应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目前，中国的工业化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了争议。除了中国拥有最完善的工业体系外，中国的工业规模特别大，制造业总产值2010年超过美国，2016年超过美国和日本之和，2018年超过美国、日本、德国三国之和。2018年，中国的制造业增速是6.1%，是15年以来最慢的增速。但是，美国、日本、德国的增速是0.4%。按照这个速度，到2030年，中国制造业占全世界的比重一定会超过50%。
2030年之后，从制造业角度讲，这个世界上只能有两个国家，一个叫中国，一个叫外国。
第二类群体是“传教士”：相信自己的制度和发展模式是优越的，是世界效仿的榜样；
并且，作为上帝的选民，美国人应以“拯救众生”为使命，在全世界推行自己的理念，要走“颜色革命”的老路，在意识形态上使中国“皈依”。
相较于已知的中国崛起，“传教士”的美国所不知道的是中国崛起后将如何对待美国、对待世界。
中国与日本、俄国不同，中国真正靠近世界舞台中央只有最近几十年的时间，美国并无先例可以考察，这增加了美国人的焦虑与不安。受制于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加之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美国人对崛起的中国充满焦虑。美国人认为，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是不稳定的、残忍的，所谓“当灵魂没有上帝的时候，一大群巫师就想占领上帝的位置”。
美国人习惯于国强必霸、权力转移等逻辑，认为默认一个与自己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发展模式不同的中国的存在是对美国的挑战。美国只看到中国崛起对其领导的国际体系的冲击，而未看到中国崛起给人类发展带来的机遇。
第三类群体是“军人”：即国家安全鹰派，他们关心的是开展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并试图遏制中国。
“军人”的美国不知道中国崛起后会怎样对待世界、对待美国，但记得冷战时期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恐惧源自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朝贡体系下的朝鲜、安南、琉球等国在政治上属于中国。经典地理政治理论认为，亚欧大陆的边缘地带如果出现主导性大陆强国，将有能力战胜主导性海洋强国[。21世纪亚太地区最大的变数是中国的崛起使东亚地区可能产生单一主导性强国，由此也会弱化美国在东亚的存在，削弱美国制衡东亚各方力量的能力，而任何试图把美国赶出东亚的努力都会引来美国最强烈的反应。
“军人”的美国担心复兴后的中国会仿照古代朝贡制度在东亚地区建立起封闭的势力范围，削弱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在冷战时期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中美更是在沙场上直接对抗。
从美国领导层来看，战争给他们造成的心理隔阂至今未愈。
第四类群体是“律师”：例如，民主党主抓人权、劳工权利、少数族群等问题，主张把在华美国企业转回到本土，认真推进中美经济脱钩，着力塑造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新型全球化体系。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社会的复杂性与日俱增，新的变量不断融入，极大地冲击了西方普适的因果定律。
首先，新兴国家的崛起带来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国际格局从西方主导逐渐转向东西方平衡，美国将第一次面对非西方崛起的世界。其次，全球经济动能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国家间竞争的关键，新科技进步改变了人类的认知和思维方式。人工智能、5G、区块链等技术解构了权威。在美国，民粹主义借助新技术开始泛滥；在国际上，新兴国家因掌握了新技术话语权逐渐强大。
令美国不解的是，技术的发展解构了美国霸权，却没有解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科技取得了长足进步，使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有希望出现在非西方。
对此，“律师”的美国对华发动“科技战”，打压中国民营科技企业，将技术与安全、人权问题挂钩，指责中国5G、AI等技术的发展已将中国带入“数字1984”时代。
“律师”的美国正试图将科技发展伦理化，以美国规定的道德红线遏制中国的发展。
针对美国的对华心理，我们在公共外交领域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中美公共外交仍然具有脆弱性，究其原因，可是说是内敛的“世俗文明”遇上外宣的“宗教文明”。
中国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中，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总体而言，孔子的思想理念所蕴含的丰富的外交智慧，对当代中国的外交战略、政策实践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然而，传统文化中并非所有的理念都对中国当今形成的外交风格和形象有着绝对正面的作用。从辩证的角度来看，孔子所提倡的“少说多做”与“身正不怕影子斜”在这方面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缺陷。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在《论语》中，孔子多次反对“巧言”，欣赏“木讷”，认为行为优于言语，才能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正所谓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5]。孔子认为，只要做到了“修己”，就能够解决问题，不会再有别的困难。
这样的传统思想从某些方面看是一种美德，但从中国公共外交宣传的角度来看却是短板。中国不善于且不愿意主动表达自己，就容易被别人表达。在目前西方社会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中，看中国的视角并不是友好的。
就如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中国在以和平的方式增强自身实力并维护世界和平，然而一个好的想法会在“少说多做”和只“修己”的思维影响下被西方社会抢先玩弄概念，中国的正常发展也被大肆“妖魔化”。中国的“少言”和只专注于发展自己也容易让美国觉得中国意图不明、原则不强，从而担忧中国别有用心，疑虑中国的不可靠。
在与美国交往时，中国总会感觉到美国在外交中存在着难以改变的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包裹着强烈的外宣宗教情结，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应该为世界“传递福音”。
美国的思维起点是“天定命运观”和“美国例外论”，认为凡是有利于美国的，必将有利于世界，美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因为世界就在美国。“天定命运观”的核心是“上天决定了整个世界有待于美国的救赎”。
在美国人的思想深处，美国代表着“白天的光亮”，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例如亚洲、拉美、非洲等，存在着一个“黑暗的传说”，是“道德的荒原”或者“半文明的帝国”；认为美国的外交并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只为了一己私利，而往往是对所有国家都有利的。这种道德上奉若圭臬的观念绝非美国口头上所说的那样“替天行道”，历史上并没有给美洲带来所谓的福音和繁荣，本质上不过是凭借超强的国力在整个美洲大陆扩张，披着半神学的外衣，仿佛整个世界未来的命运就是等待着美国的占领，并吹嘘这是“神的旨意”。
现实主义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中指出，美国成不了全球警察，也当不成全球银行家，甚至连全球道德家也做不成。
除非美国能够放弃自己意识形态深处那种不平等的“天定命运观”“美国例外论”“好为人师”，用平等的眼光了解其他民族的真实面貌和思想体系，并且中国能摆脱“少说多做”、只“修己”的传统思维定式，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否则中美公共外交关系形象认知的错位将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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