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的一天，时任八路军太原办事处主任的任弼时正在处理公务，突然警卫员进门报告说，外面有一个乞丐要见他。任弼时于是问：“他叫什么名字？”
警卫员回答说：“他说他叫段苏权。”
任弼时听后不禁大惊，这个段苏权不是早在3年前就已经牺牲了吗？怎么现在又出现了？他连忙出门去看，发现门外的乞丐正是段苏权，不禁激动地说：“小段，真的是你！我们已在方面军党代表会上给你开过追悼会了，原来你还活着啊！”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916年，段苏权出生于湖南茶陵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在193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段苏权正式参加红军，历任湘赣苏区红八军政治部青年科科长、湘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参加了巩固发展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多次反“围剿”及挺进南浔铁路的作战。
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在南腰界会师后，为了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贺龙、任弼时决定率两军主力向湘西发展。为了掩护主力东进，吸引敌军，他们决定留下一支部队充实加强黔东独立师的领导，于是53团团长王光泽任独立师师长、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段苏权任政委，率黔东独立师留在了黔东。
主力部队东进后，独立师在王光泽和段苏权的领导下，与敌人周旋了20余天，完成了掩护的任务。11月25日，独立师进入了四川秀山，进抵梅江。
段苏权率先头部队刚到梅江，就遇到了当地民团的抵抗，民团的一个班长杨光和是神枪手，他朝红军连开3枪，其中一颗子弹正中段苏权的踝骨，子弹在骨中爆炸，段苏权当即倒地。
王光泽只好叫人用担架抬着段苏权，在崎岖的山路上躲避着反动民团的追击。此后部队不断遭到敌军的伏击，伤亡十分惨重。眼看部队就要陷入绝境，段苏权不想因为自己而成为部队突围的累赘，于是对王光泽说：“团长，把我留下，你带部队快走！”
于是王光泽把段苏权留在了秀山县雅江车田村一个叫李木富的裁缝家养伤，热心善良的李家人二话不说，就把段苏权收留了下来。
此后在李木富一家的精力照料下，段苏权的伤渐渐痊愈了。他于是开始寻找队伍，但却在路上遭遇了很多变故，最终一路乞讨回到了茶陵老家。
段苏权回到老家以后，国民党地方当局不知道他是红军队伍里的大官，只将他作为“协从”看待。尽管如此，他还是受到了地方乡公所的监视，为了迷惑当局，他作出了两个重大决定。
一是遵从父命结婚。段苏权回家以后，父亲给他说了一门亲事，段苏权考虑到这不仅是家中支撑门面、照顾老人的需要，也是他韬光养晦的需要，于是便答应了。不久以后，他迎娶了大屋下村的谭秋英。段苏权夫妇婚后非常恩爱，这也让当局放松了对他的监视。
二是进入私塾读书。因为这既可增长学识以备来日之需，又可掩护自己。当局见见段苏权沉迷于故纸堆里，更相信他是庸人一个了，于是段苏权活动的空间大大地增加了。
1937年9月的一天，段苏权听说老战友谭毛苟从北方回来了，谭毛苟在长征路上因病掉队被俘，后来在东北军里当了一名勤务兵，此次他是请假探亲回家的。段苏权从他的口中得知红军已经胜利结束了长征、并已改编为八路军的消息后，兴奋极了，恨不得马上回到部队。
正好此时谭毛苟表示自己也不想当兵了，愿意将身上的这套军服和军人准假证书让给段苏权使用，段苏权于是穿着谭毛苟的军服，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太原，并在太原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了老领导任弼时，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抗日战争胜利后，段苏权率所部收复塞北重镇张家口。不久后，他担任热河军区司令员。1948年3月，在程子华力荐下，段苏权接替黄永胜出任东北野战军八纵司令员。
黄永胜是林彪的爱将，为什么段苏权能取代他呢？因为黄永胜此前在担任八纵司令员期间，只管打仗，平时喜欢打猎、玩麻将、跳舞、逛都市，花钱大手大脚，部队松松垮垮，而且不服从命令、不听指挥，多次受到军区批评，这才被上级换掉了。
但在林彪的眼里，段苏权此前并没有在东野工作过，属于“外来户”，而且又挤走了黄永胜，他自然也不会待见段苏权。
辽沈战役打响以后，9月26日凌晨3时，东总电令八纵迅速占领锦州外围机场，阻止国民党军向锦州增援。电报在纵队参谋处压了四个小时，早晨7点才被送到段苏权手中。
段苏权和纵队领导经过研究，发现指示不太明确，锦州外围有两个机场，一个是废弃的机场，距八纵较近；一个是可以使用的西机场，在九纵附近。几个指挥员争论起来，认为使用八纵穿越或者绕过九纵占领西机场，似乎不合常理。
正在踌躇之际，东总打电话过来，问八纵是否已经占领机场，接电话的参谋问占领哪个机场，这让电话那边的东野参谋长刘亚楼非常不满，他说：“控制机场当然是打可以起降飞机的机场，打废弃机场有什么用？”
段苏权只好赶紧部署行动，命令23师黄昏时去抢占西机场，但部队还没行动，东总又传来命令，说是已经让九纵去攻占机场，八纵不用去了。这一变更不知道证明谁做错了，段苏权当时也不敢追问。
但此事并没有就此结束，9月30日东总向军委告了状，说是八纵和九纵担任封锁机场任务时，因为游击习气太重，耽误了两天时间，导致敌军往锦州多运了两个师。毛泽东收到电报以后，非常不满，在当天回电说：
大军作战，军令应加严，8、9两纵耽误两天封锁机场，应予批评。
10月14日11时，攻锦战斗开打。战前林彪亲口交待段苏权：“你纵的任务是助攻，吸引牵制敌人，配合主要方向突破，你们吸引的敌人越多，挨的炮弹越多，完成的任务就越好。”
按照计划，攻城时一纵的炮兵团配属给八纵，但战斗打响以后，炮兵团却没能赶到。段苏权为了不增加主攻方向的压力，要求集中纵队仅有的40余门小口径火炮冒死实施抵近射击，导致部队的伤亡很大，直到19时15分才打开了一个宽200米、深300米的突破口。
从入城的时间来看，八纵确实比比南北对进的两个集团晚了6个小时，但这一是因为炮兵严重不足，二是遭遇了敌人的主要防御兵力。八纵以攻锦六分之一的兵力，攻击了三分之一的正面，牵制了三分之一的守敌，而且歼敌1万余人，可以说是真正啃了硬骨头。
但林彪却再次抓住八纵晚入城一事大做文章，他在给军委的电报里只强调八纵比主力部队晚入城，却全然不顾八纵的具体情况和部队的英勇牺牲。
在辽沈战役中，段苏权率领八纵参加了除塔山阻击战、攻克义县、接收长春、解放沈阳以外所有大的战斗，战役结束时部队从3.6万人扩编到6万人，并挥师入关。但不料此时东总发布了一纸调令，将他降职调往东北军区，同时恢复了黄永胜八纵司令员的职务。
辽沈战役后，林彪曾在一次谈话中透露了自己“为难”八纵的真实意图：段苏权是一个老实人，我主要针对冀察热辽。
后来段苏权从别人口中知道，他在东野留下了“不会指挥，打滥仗”的名声，这让他耿耿于怀了一辈子，所以他晚年多次找机会宣传八纵能征善征的事迹。
新中国成立后，段苏权因为红军时期受伤离队的那段经历而受到了组织的审查，这一查就是3年。1955年授衔时，时任高等军事学院副教育长兼战略教研室主任的段苏权因“有历史遗留问题”，而被“暂授少将”。尽管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但段苏权却对此坦然接受。
1963年9月，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来到中国，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请中国同志帮助老挝的抗美救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并建议先派一个工作组掌握全面情况，特别是根据地的建设。
周恩来于是想到了段苏权，决定让他带领这个工作组前往老挝，因为在周恩来的印象里，段苏权是一个有办法、能吃苦、忍辱负重、意志坚韧的同志，最终中央同意了这一决定。
段苏权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周恩来对他说：“有这样两句诗，‘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你知道是讲谁的吗？是讲马援，东汉名将。你们去援老抗美，要学习这种精神！”
1964年1月，段苏权正式带领工作组秘密进入老挝。工作组在这里的生活非常艰苦，每人每月的伙食津贴只相当于10元人民币，这点钱还经常发不下来。但因为国内委托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供应保障搞得好，工作组还是能够得到一些额外的罐头和酒。老挝的同志经常来工作组谈工作，顺便打打牙祭。每到这个时候，段苏权都吩咐食堂尽可能改善伙食，然后大家坐在一起边吃边谈工作，如同一家人一样。
1965年10月，段苏权陪同凯山一起来中国访问，邓小平接见了他们。凯山问邓小平什么叫打歼灭战，邓小平说：“这些具体问题不要问我，你问段苏权就可以。他当过军长，打过不少歼灭战，他可以回答你。”
段苏权在老挝的几年里，为中老两国的友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67年，段苏权奉命回国，此后历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政委等职。
有一次段苏权到昆明出差，因为没有找到熟人，便住进了招待所，他向服务员说明自己是行政6级，但服务员却不相信，只把他安排在一个三人房间，段苏权坦然接受，没有争辩。
几天以后，段苏权的老战友、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听说他来了，连忙来招待所探望，此时服务员才知道他果然是行政6级，她也被段苏权宽广的胸怀深深感动了。
1983年，段苏权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委的岗位上离休。1985年5月，段苏权回到了故乡茶陵县看望亲友，他听说老家高径村解放后出的大学生很少，心里很不好过，专门买了一部彩电送给高径小学，他还给部分乡亲赠送了收音机、蚊帐和30、50、100元不等的钱。
晚年的段苏权仍在抓紧时间写八纵的战史材料，1993年9月，他因用脑过度，引发脑溢血，第二天凌晨便昏迷不醒住进医院。1993年9月28日，段苏权病逝，享年78岁。
段苏权逝世后，时年91岁的任弼时的夫人陈琮瑛前来灵堂悼念，她说了这样一段话：“长征路上，我们已经为段苏权同志举行过一次追悼会，可他没有死，拖着打碎了的脚，一路乞讨又爬回部队，他那时就是独立师的政委了。唉，他这辈子，受过不少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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