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制假售假按“行为”而非“后果”论罪，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震慑警示作用：严惩制假售假，有行为必担后果，一个都跑不掉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毕井泉为他长期关注的“老”问题带来一份“新”提案。他建议，“参照治理酒驾做法，把制造和销售侵权假冒产品行为直接入刑”。
诚如毕井泉所说，造假、掺假、贴假商标等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与盗窃抢劫财产没有本质差别。不过，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两者所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却大相径庭。根据民法典和商标法的规定，普通商品、食品、药品等领域的制假、售假违法行为，主要由行政机关负责查处，只有在数额达到一定标准、涉案人“明知”、造成严重后果等特定情况下，案件才会被移交公安机关调查追究刑事责任。
制假售假之所以成为难以治愈的痼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违法成本过低：一方面，行政执法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容易出于各种考虑选择性执行，甚至出现应该移交司法而没有移交等现象；另一方面，由于行政机关执法与刑事机关的证据标准、调查程序、对案件判断不同，难免会出现案件移交不出去的问题。
据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自2024年3月至12月，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检护质量安全2024”专项行动。其中一项重点任务就是，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衔接，完善机制建设，推动解决涉案物品检验认定难题，及时建议行政部门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加强反向衔接。
检察机关此次专项行动旨在打通合作机制，破解案件移交不出去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有必要依法加大针对制假售假的打击力度。实际上，如果行政执法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容易出现两个极端：有的出于利益考虑对执法对象“网开一面”，有的则简单机械地导致“小过重罚”。杜绝此类现象，不仅需要规范行政执法权力，而且应该让制假售假者感受到切肤之痛——以刑治“假”，这个可以有。
从社会背景看，消费者对假冒商品深恶痛绝，严厉打击各类假冒侵权行为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从具体操作看，参照治理酒驾的成功经验，“沉疴还需下猛药”不失为打击制假售假行为的有效途径。从社会影响看，对制假售假按“行为”而非“后果”论罪，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震慑警示作用：严惩制假售假，有行为必担后果，一个都跑不掉。
曾几何时，酒驾被认为是难以治愈的沉疴痼疾，但是随着刑法修正案的修订实施，特别是随着各级各地司法机关长期不打折扣地严格执行，“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已经成为一个普遍遵守的法治共识。不仅仅是制假售假，对于各种普遍性违法行为，都需要“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只有法律动真格，违法行为才能得到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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