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相关法律，增设“操纵体育比赛罪”有其必要性，但更要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则，在机制体制层面进行改革，建立行业管理者与资本之间的“防火墙”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提出，推进体育领域法治和行业作风建设。加强对体育比赛、体育市场经营活动的事中事后监管。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刘国永建议增设“操纵体育比赛罪”立法条款，维护体育比赛的公平和体育管理秩序的安定，为建设体育强国提供有力保障。
该建议一出，得到广大网友点赞和支持。这说明代表提出的建议具有针对性、操作性，也说明其讲出了不少观众、球迷的心声。近年来，国内体育比赛活动中的假球、赌球、黑哨等操纵比赛的行为愈发严重，与操纵体育比赛相关联的案件频发，涉案人员众多，涉案金额巨大，严重损害了体育竞技的公平性，严重破坏了体育管理秩序，也严重伤害了关心体育的公众的感情。
增设“操纵体育比赛罪”能起到哪些作用？据刘国永介绍，目前操纵体育比赛现象已呈现多元特征：操纵体育比赛范围的扩大化、操纵体育比赛主体的团伙化、操纵体育比赛方式的多样化、操纵体育比赛形式的隐蔽化。一言以蔽之，就是操纵体育比赛的手段越来越精心设计，越来越难以被普通人发觉，因此有必要设立专门的法律条款，由更专业的人员介入调查取证，保证体育比赛的公平公正。
对于这一点，相信足球迷最有感触。2015年李铁加盟河北华夏幸福俱乐部，首次担任主教练，当时赛季只剩9场比赛，华夏幸福仅排名第6位，冲超前景并不乐观。可最终的结果是，该队在赛季最后八场打出了一波神奇的“八连胜”，尤其是最后一场，俱乐部更是花费巨资打通了对手的“关系”。
这一切如今看来当然是一场荒唐的闹剧，但如果把时钟拨回当时，当广大球迷看到比赛双方在赛场上的卖力“演出”、李铁和队员们的激情庆祝，又有几人能分辨出其中的真伪呢？因此，增设“操纵体育比赛罪”，正当其时。
另一方面，随着职业体育的高速发展，如今操纵体育比赛的概念和范畴也在进一步扩展。有时候，“假球”虽然没有和行贿、受贿等经济问题联系在一起，但同样能带来十分恶劣的影响。
2023年，CBA季后赛中，上海男篮108比104战胜江苏男篮，晋级8强。就在该场比赛的决胜时刻，江苏男篮连续几次“失误”葬送好局的拙劣表演引发热议。最终，两队被认定“消极比赛”情况属实，两队的行为严重违反体育运动精神。两队被取消2022-2023赛季比赛名次和2022-2023赛季参赛资格，两队主教练分别被禁赛5年、3年，俱乐部总经理也受到处罚。
可见，制定专门规制操纵体育比赛的规定，在与贿赂、赌博相紧密联系的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赌博罪等传统罪名之外，实现对操纵体育比赛行为的完全评价，很有必要。
当然也应该认识到，人们对“操纵体育比赛”深恶痛绝，但要彻底杜绝这一现象恐怕不能单靠“处罚”“刑罚”。系统性风险，在许多职业化项目中都能见到踪影，因此，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从业者要正视自身的责任，法律也需要发挥震慑力、警示力，更重要的是，如何在职业化进程中尽快推进“管办分离”，不让“裁判员”和“运动员”的角色重叠。
总之，完善相关法律，增设“操纵体育比赛罪”有其必要性，但更要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则，在机制体制层面进行改革，建立行业管理者与资本之间的“防火墙”。只有让操纵比赛“无利可图”，不管这个“利”是经济上的还是竞技上的，才能真正让赛场上的风气变得更加清朗、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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