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在云南讲武堂时期有一位同学叫金汉鼎，两个人不但是同窗好友，还结拜为兄弟。
1928年蒋介石任命金汉鼎为湘、赣两省“剿匪”副总指挥，主要任务就是清剿以井冈山为中心的红军。
金汉鼎因此多次与朱德对阵，但是自诩“一生恪守这个义字，没有做过一件伤害朋友的事”的金汉鼎，对于朱德始终是“明打暗助”采取消极“剿匪”的态度，让蒋介石十分不满，金汉鼎的职务也是一降再降，后来干脆撤了军职，到中央军事参议院担任高级参议，最后又去了全国禁烟委员会。
其实，从“没有做过一件伤害朋友的事”的金汉鼎，曾经一次不经意的建议，后来成为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的指导办法，最终迫使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突围，最终走上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道路。
原来1929年，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鲁涤平在南昌召开全省“清剿”会议，商讨如何消灭江西境内的红军。
当时的金汉鼎在会上随口一提，当年云南少数民族曾用建碉守卡的办法给前来镇压的清军重大的打击，后来清军也用这种办法政府了云南的少数民族。
所以，他说不如采用这种土办法，建议江西“剿匪”的时候也可以效仿此方法，巩固进剿部队阵地，进而逐步压缩苏区，以实现消灭朱德与毛泽东的目的。
其实，金汉鼎自己都不会想到，国民党政府会采用这种土得掉渣的办法，也许在金汉鼎看来，“剿匪”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只要全力以赴就能实现，自己“剿匪”不成，主要是自己不愿意去打。
实际上，不但金汉鼎没把这条计策当真，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所有国民党将领都没有在意，认为仰仗军事上的巨大优势，扫平井冈山还不是易如反掌。
然而四次“围剿”下来，蒋介石终于无计可施了。
第一次“围剿”，蒋介石调集10万大军长驱直入，分进合击被红军轻而易举的以优势兵力针对而击败；
第二次“围剿”，蒋介石调集20万大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一字长蛇阵压了过去，结果被红军找准薄弱点，一下把“蛇”截断；
第三次“围剿”，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再次分路围攻，长驱直入，却被红军在井冈山上兜圈圈，最终疲惫不堪的情况下，在撤退的时候被还追击一下；
第四次“围剿”，蒋介石更是亲自挂帅，调集重兵前去作战，结果还是被打败。
头发都掉光了也想不出对策，这个红军怎么会这么难打？
1933年6月，蒋介石再次在南昌召开“剿匪”会议，让国军将领建言献策，全场鸦雀无声，谁都没了好的办法。
这时一个叫柳维垣的行营参谋提出堡垒策略，苏区面积不过五万平方公里，用构筑堡垒的方式一年之内就可以完全占领匪区。
其实，国民党的堡垒政策，早在金汉鼎提出之后就有将领付诸实践，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就是18师52旅旅长戴岳，在第一次“围剿”作战中，戴岳就在赣东实行了起来。
当时红军没有重武器，无法拔掉国民党的碉堡，因此卓有成效，但是当时的18师师长张辉瓒没把红军放在眼里，孤军深入导致第一次“围剿”功亏一篑。
戴岳逃出来后并没有死心，用了两天的时间写了份《对于剿匪清乡的一点贡献》呈给何应钦，试图东山再起。
何应钦看后十分赞赏，文章中写道“重要的地点，不能不驻兵，而又无多兵可分派，就选择一个良好的敌视，用石砌成碉堡，使少数兵守之”；“红军不能击破，并能以少数的部队击溃多数的红军，同时可以阻绝红军的交通和活动，逐渐把苏区缩小。”
何应钦随即将此文章印成小册子，并且亲自序言，发给“围剿”部队，碉堡战术开始推广开来。
到前四次“围剿”失败后，柳维垣重提当年金汉鼎的碉堡战术，获得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诸多国民党将领的认可。
为此蒋介石特意设立专门研究碉堡政策的部门，为全面实施碉堡战进行理论上的研究。
到1934年10月红军主力不得不突围时，中央苏区周围的碉堡多达14294座。
正是这些碉堡，使得缺乏重武器的红军无法攻克，连游击战也无法打，最终只能被迫突围，选择长征。
可以说，金汉鼎当初随意的一番话，差点要了老朋友朱德的命，所幸中央红军历经千难万险，经过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后，涅槃重生，反而比以前更加强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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