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叛国前后：蒋3次苦劝，汪为何还投日？真相：日本套路太深

汪精卫叛国前后：蒋3次苦劝，汪为何还投日？真相：日本套路太深

作者：棠棣之华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常棣tandy

日本方面确知汪精卫已经出逃到达河内后，立即于1938年12月22日发表了日本政府的第三次对华声明，即第三次近卫声明。

1、近卫为汪精卫量身打造的“声明”

声明说日本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与中国“同感忧虑”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日本与“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是：日、满、华三国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实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

为此，中国必须放弃抗日，同“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

其次，根据日、德、意“防共”协定精神，签订日华“防共”协定，要求中国承认在“防共”协定继续有效期间，在特定地点驻扎日本军队进行“防共”，并以内蒙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

中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内地有居住、营业的自由，促进日华两国国民的经济利益。特别在华北和内蒙地区的资源的开发利用上，积极地向日本提供便利。日本无意在中国实行经济垄断。不仅尊重中国主权，而且对治外法权的废除和租界的归还，进一步予以考虑。

近卫内阁的第三次声明，基本是日汪重光堂谈判协议的内容，即日本与汪精卫叛国集团事先秘密约定的。不过，关于日本撤兵的条文被删掉。

1938年11月20日重光堂《协议纪要》签字的第二天，影佐和今井回日本，向五相（总理大臣、外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大藏大臣)会议报告重光堂会谈结果，决定以该《协议纪要》的内容作为近卫内阁第三次声明，予以发表。

之后，今井回上海等候汪精卫的答复。梅思平回重庆向汪精卫汇报之后，于12月1日回到香港，将汪精卫的答复通知今井：

汪精卫承认上海崇光堂会谈的《协议纪要》，近卫声明中应明白有示不进行经济垄断和不干涉“新生”中国的内政，预定12月8日从重庆出发，经成都，12月10日到昆明，希望12月12日左右发表近卫声明，汪在昆明、河内或香港中任何一地宣布下野。

日本也通知汪精卫方面，表示对重光堂协议无异议。

近卫首相原准备于11日在大阪大礼堂发表演说，向全国广播第三次声明，9日到了京都。由于汪精卫预定出逃之日，蒋介石由外地返回重庆，汪以为行动计划暴露，暂不行动，拖了几天。近卫取消大阪之行，以患病为由，把演说和广播延期到14日；因仍不见汪精卫的行动，近卫停止了全部工作，回到东京。

由于这些变故，直到1938年12月22日才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

2、汪精卫“艳电”发表前后

蒋介石痛斥近卫声明，对其诱降之词做了坚决的、毫不含糊的批驳。

他在12月26日发表的演说中揭露：

日本帝国主义的所谓“新生中国”，就是要消灭独立的中国，另产生一个奴隶的中国，世世受其支配；以“防共”名义，控制中国的军事；以拥护东亚文明的名义，消灭中国的民族文化；以撤除经济壁垒的名义，排斥欧美的势力，独霸太平洋。

再以“日、支、满”经济单元，或“经济集团”的工具，扼制中国经济命脉。“建设东亚新秩序”七个字，包藏着祸心。

汪精卫则于12月29日发表响应近卫声明的声明，这天电报代号是“艳”字，故称之为“艳电”。

这个“艳电”不是宣布汪精卫与日本“合作”的声明，而是以公开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向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提出建议的形式发表的。

在此以后一段时间，汪精卫对外讲话都说自己不是与蒋介石决裂，而是为了争得一个公开发表自己意见的场所和机会，而离开重庆。

但“艳电”完全站在卖国立场上解释近卫第三次声明中的所谓“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为日本侵略者涂脂抹粉，胡说什么日本对中国无领土要求，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公开要求重庆政府以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不可失此“良机”。

并叫嚣共产党应彻底抛弃组织及宣传，取消边区政府及军队，否则“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裁制”。

汪精卫还把近卫声明中没有的内容——日本从中国撤兵，一厢情愿地鼓吹一番：

“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

汪精卫叛国集团错误地估计形势。

原以为，此电一发会得到热烈呼应，蒋介石不打自倒，汪精卫就可以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人的身份，造成一个和日本“合作”的政权。事实恰恰相反。

3、日汪如何错估形势？

如果说，汪精卫出逃，人们不了解其内幕，还可能相信他因病转地治疗的话，看到“艳电”，就完全识破其汉奸卖国贼真面目了。

于是一个声势浩大的愤怒声讨叛逆汪精卫卖国集团的浪潮席卷全国。

陈嘉庚通电怒斥汪精卫是“先总理之叛徒”、“中华民族之国贼”，要求国民政府“宣布其罪，通组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

国民党中央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

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对汪精卫的声讨之激烈，自不需多加介绍，《新华日报》把汪精卫同中国最声名狼藉的卖国贼划等号。

值得注意的是被汪精卫视为知己，寄以希望的人们，不仅不跟着汪精卫“跳火坑”，而且和中国抗日的人们站在一条阵线上。

人所共知的改组派顾孟余，追随汪精卫多年，是汪很信任并经常依靠的骨干。

“艳电”由周佛海、陈公博带到香港发表时，顾孟余见电文大吃一惊，说：

“万万不能发表，这是既害国家又毁自己的蠢事，我马上去电力争，未得他（汪精卫)复电之前，千万不要发表，如怕迟误，一切由我负责。”

顾孟余无力回天，国民党中宣部特派员、《南华日报》社社长林柏生，顽固地坚持照汪精卫命令办事，“艳电”如期在《南华日报》上发表。

顾孟余从此与汪精卫分手。龙云亦如此。

龙云帮助汪精卫出逃后，与汪精卫、蒋介石都有联系，蒋介石派李宗仁、唐生智等先后赴滇，晤谈忠奸不两立。

汪精卫欲以西南为基地，另起炉灶，与重庆对立，实现与日本密谋之计划，指望云南、四川、广东等拥有军队的实力派能跟他走，曾派人拉张发奎、薛岳、邓龙光等国民党将领，但未得到响应。

1939年3月30日，汪精卫亲笔致函龙云，告以他与日本谋和情况，说他希望日本与蒋介石议和，他愿以在野资格从旁协助。“艳电”主张，如中国政府同意，则日本可以接受。

但其中撤兵问题，日本主要是考虑：日本撤兵后，中国军队、尤其共产党的军队，将以收复失地为名，卷土重来，故须视中国政府“诚意”，日本方可还渐撤兵。

还有，日本只同有诚意的国民政府谋和，不再信任蒋介石。言外之意，只有他汪精卫才可得到日本的信任，为日本所接受，暗示龙云反蒋附汪。

他要求龙云公开表示同意“艳电”主张，然后，他到昆明，声明以在野资格，贡其所见，以供政府及国人参考。

这样，便于取信国人，各方趋附有其目标，国际视听亦有所集，和日本交涉容易有效。

毕竟邪不压正，在龙云的天平上，国家、民族自有份量。

5月2日，他给汪精卫复信说：

汪的信是欲使他破坏统一，断送国家民族之前途，使无数将士与民众陷于万劫不复地步。这哪是和平救国之本，简直是自取灭亡，以挽救敌人的命运！龙云劝汪精卫与敌人断绝往来，命驾远游，暂资休息，斩除一切葛藤，免为敌人摆弄。

这封信无疑宣告龙云与汪精卫在政治上一刀两断。

日汪预料能追随汪精卫投降日本的中国军政要人，都不支持汪精卫，使他在西南不能插足，只得放弃了在中国境内日本未占领地区建立伪政权的计划，改去上海。

4、蒋介石的态度

汪精卫紧锣密鼓地谋划出逃的时候，蒋介石正在湖南，他于1938年11月25日，也就是梅思平带密约回重庆的前一天，去湖南主持南岳军事会议。正好给汪精卫一个活动的空隙。汪精卫打算利用这个时机出逃，预定的时间是12月8日。

不巧，12月7日，即周佛海离开重庆的第三天，有消息说蒋介石回重庆，实际这天回重庆的是陈布雷，蒋介石8日才回重庆，正好是汪精卫预计动身的那天。

作贼心虚，在昆明的周佛海，在重庆的汪精卫，都以为事情暴露，惊恐不安。周佛海叹息“万事休矣”，“午睡不能成寐，苦心焦思为平生所未有。”

汪精卫取消8日飞成都计划，通知周佛海，一切慎重行事，并将不能如期成行事转告日方。

因为汪精卫行期改变，日本近卫声明也随之延期发表。

12月9日，蒋介石召集国防最高会议，研究今后抗日问题，汪精卫仍持“和平救国”论调，极力主和，谓：

“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是如何结束战局，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无可望。”

他的主和建议又没有被采纳。

蒋介石因为身体不适，在重庆休息几日，即将在西安武功召开的军事会议还等着他，他决定12月18日飞西安。

汪精卫获悉，订购了同日飞昆明的机票，然后就同他的第三次合作者不辞而别了。

19日，汪精卫在昆明临动身去河内时：

给蒋介石打了一个电报，说是在赴昆明途中，因“飞行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返渝”。

20日，即汪精卫到河内的第二天，电告对日主和的行政院副院长张群，说“拟对和平及防共问题以去就争。”

蒋介石于12月21日从张群那里得知，汪精卫离昆明去河内，急忙向龙云询问详情。

龙云回电说：

汪精卫到滇之日，身体不适，临行时说与日本有约会，须到香港商洽中日和平事，若能成功，则国家之福；万一不成，暂不返渝，亦不离开蒋介石。

龙云没说出全部实情。

当时外国广播说，汪精卫外出是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日本谈判和平问题。由于汪精卫在国民党的身份，此种舆论很容易被接受，且造成严重影响。

12月24日，蒋介石飞回重庆的当天晚上，就让顾问端纳转告美、英驻华大使，声明：

“汪兆铭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中国不但没有意思和日本谈和，而且现在正准备作大规模的抵抗。”

在一次演说中，蒋介石又对汪精卫河内之行做了说明。

他说：

汪精卫去昆明途中，忽然心脏病复发，脉搏不良，遂赴河内治疗。其离渝转赴河内，“实为转地疗养，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此行不仅与军事委员会无关，即与中央与国民政府亦皆毫无关涉”。

故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都不可信。

蒋介石还说：

汪精卫“爱党爱国”，与他个人之间有着久共患难的“深切关系”，如果对国策有意见，无不可明言，必在中央公开讨论或私下商量。以如此关系国家存亡大事，决不致中央同仁与中正个人事前未毫知闻。

5、蒋介石的劝阻

与此同时，蒋介石多方对汪精卫做工作，争取其回心转意，或不要走得太远。

12月27日，他给在河内的汪精卫发电，劝其从速回重庆。蒋介石还电告驻英大使郭泰祺，要他恳劝汪精卫。

郭于27日电劝汪精卫“勿公开主和，表示与中央异致，免予敌人以可乘之机。并早日来欧，暂事休养。”

他将“辞职随侍”。蒋介石还让外交部长王宠惠及陈布雷去劝汪精卫，使之悬崖勒马。

宋子文得悉汪精卫将发表响应近卫声明电，按蒋介石的意思让香港各方劝阻，并电请汪将此举取消。

总之，蒋介石在努力争取汪精卫，力图阻止汪精卫与日本勾结，给汪精卫留有退路，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

“天要下雨，娘要改嫁”，没有办法阻挡。

1938年12月28日，汪精卫发出《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要求接受日本政府的“和平”条件，剿共降日。

并告“有上中央一电”拍发。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了“艳电”，响应近卫声明，问题明朗化，事已无可挽回。

12月31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开会，讨论汪精卫叛逃一事，与会者愤怒至极，纷纷痛斥汪精卫叛国罪行。

1939年元旦，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全国一致声讨汪精卫叛国集团的罪行。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奉命去香港除奸。他亲自前往，决定拿陈璧君、林柏生开刀，给汪精卫汉奸集团以警告。由于港英当局对华人带枪限制很严，军统有人无枪，决定用斧头砍杀。

1939年1月17日，林柏生漫步于皇后大道，突然被人用斧头在头上砍了两下，受伤倒地。但因林头戴软质薄绒帽，伤口不深，未危及生命。林以此更受汪精卫器重。

与此同时，蒋介石仍拟阻止汪精卫进一步走向深渊。他考虑若劝汪回重庆，汪不会接受，而且“必以恶意推测”；如让他回国在某地居住，日本会借此造谣或引诱，致国际怀疑，全国军民惶惑。

6、最后的努力——出国赴欧

龙云从陈璧君的弟弟陈昌祖（在昆明任飞机制造厂副经理)处获悉，国民党中央开除汪精卫党籍后，汪精卫、陈璧君情绪不好，正密商去欧洲。

他把这个消息电告蒋介石，蒋以为汪精卫“当以赴欧为唯一上策。”

1939年1月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曾讨论汪精卫叛逃一事的善后处理问题。

会议决定派谷正鼎去河内劝汪精卫赴欧洲，不要同日本进一步勾结。

谷正鼎是谷正纲的弟弟，他俩原都是改组派成员，1932年蒋汪合作后，同进南京，均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

2月15日，谷到河内会见了汪氏夫妇，说明来意，并带去汪、陈及曾仲鸣三人的出国护照及旅费。

谷转达蒋介石的意思说：

汪如对国事发表主张，写文章，发电报，任何时候都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旅费50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要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利用，造成严重后果。

汪精卫不听劝告，反而骂蒋介石，他对谷说：

“以前我因蒋介石的凶残暴虐自私，我反对他，他用尽各种方式来危害我，中伤我，下流到要绑我及璧君的票。我被他苦迫出国，去来何尝要过他什么护照？！”

汪精卫还要谷转告蒋介石：

“他如把党国搞得好，我便终身不回国亦得，如搞得不好，我去了，还是要回来。”

7、不得不进行的诛杀

谷正鼎规劝无效，蒋介石决定动用军统特务刺杀汪精卫。

戴笠事先已派人在河内监视汪精卫，侦察他的住处。

汪精卫住在河内高朗街27号一幢西式三层花园洋楼。其三楼临街的一间卧室比较整齐，汪精卫常在此室与人交谈，军统特务陈恭澍经过侦察，已经瞄准了这间房。

3月19日，戴笠电令陈恭澍“酌即

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21日凌晨，陈恭澍组织几名特务执行计划，特务们越墙攀上三楼走廊，在黑暗中对着预定目标卧室里一个穿白睡衣的人射弹数十发，以为汪精卫必死无疑，哪知被杀的是曾仲鸣。

三楼四个房间，汪精卫夫妇、汪的女儿文惺与女婿何文杰、朱执信的女儿各住一个房间，把最好的一间让给了曾仲鸣夫妇。结果，曾仲鸣当了替死鬼，其妻方君璧受了伤。

曾仲鸣早年留学法国，1925年回国，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同年7月1日成立国民政府，汪精卫任主席，曾仲鸣任秘书，从此一直相随左右。

抗战开始后任中政会副秘书长，国防最高会议成立，任秘书主任。1938年12月18日与汪精卫一起叛逃。其死亦属罪有应得。

曾仲鸣死后，汪精卫于1939年3月27日发表《举一个例》，披露了1937年12月6日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

这次会议听取外交部次长徐谟报告：

陶德曼在南京会见蒋介石，蒋接见陶德曼之前，曾与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等将领讨论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同意以日本的条件为和谈基础。

汪精卫用这个实例说明，与日本谋和，并非自他开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国民政府领导集团早已秘密进行了。

汪精卫用这个报复性行动回答蒋介石的刺杀。

（正文完）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常棣tandy，欢迎关注、点赞、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