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公安部将原国民党北平“第二模范监狱”接管过来，变成了一所专门关押和改造战犯的监狱，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杜聿明、黄维、王耀武等国民党重要战犯都在这里接受改造。
战犯们在改造期间，为了争取早日特赦，都积极表现，认真悔过。但有一名战犯却很“特立独行”，其他战犯都写悔过书，他却不写，他还强词夺理地对管理人员说：“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同乡，林彪是我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此人就是国民党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参谋长文强，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他和这么多中共领导人关系深厚，为什么会沦落为战犯呢？
1907年，文强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一个书香之家，是文天祥的第23代后裔。文强与毛泽东的母亲有着亲戚关系。文强曾回忆说：“毛泽东是老大，比我大14岁。毛家那时是很穷的，毛泽东到长沙经常去我们文家。”文强从小与毛泽东以表兄弟相称，他称呼毛泽东为“毛大哥”。
文强的父亲文振之与孙中山、黄兴、蔡锷是好朋友，早年曾在日本帝国大学攻读法科。文强从小就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在长沙的贵族学校就读。中学时代，文强与毛泽覃是同学，再加上毛泽东的影响，他逐渐萌生了革命的思想。1925年6月，文强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沙学生运动。
1925年8月，文强从中学毕业后，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和周恩寿（周恩来的弟弟）是同学，还做了他们的班长。入学不久后，文强和林彪因为枪支走火的事还打了一架，别扭了好长时间。
有一次，时任学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给学员们作报告，报告之前，他问大家：“你们这些同学当中，有没有会速记的？”
文强马上举手说：“报告长官，我学过。”原来此前在长沙艺专读书时，文强真的学过速记。
周恩来非常高兴，于是让文强坐到主席台前面，周恩来一边说，文强就一边记，第二天一大早，文强就把一摞整理好了的速记稿送给周恩来，周恩来看后连声称赞：“不错，不错，你整理得很好！”
从此以后，文强几乎成了周恩来的专职速记员，每逢周恩来在大会上作报告，文强就给他速记。
1925年8月8日，文强得到周恩寿的通知：“明天是我哥哥与邓颖超女士的结婚吉日，哥哥邀请你参加。”
文强听后觉得十分荣幸，马上答应，同时提出要送一份礼物。周恩寿说：“哥哥与新娘商量好了，一切从简，是革命的婚礼。”
文强说：“贺客空手登门，怎么好意思啊？”
周恩寿想了想说：“你是艺专的高材生，画张画，或者大笔一挥，写几个字就行了。”
于是文强找来一张桃红色的宣纸，在上面写下“花好月圆人寿”六个大字。第二天在婚礼上，周恩来夫妇和宾客们看了都说好。
1926年1月，在周恩来的关怀指导下，文强与林彪、周恩寿等人一起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是监誓人。不久以后，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委邵力子又介绍文强加入了国民党，文强因此成为了一个具有双重党籍的人。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规定任何黄埔学员不许跨党，文强经过一番考虑，最后毅然决定退出国民党，并在黄埔公开了他共产党员的身份。当时文强才19岁，这是他人生道路上一次关键的抉择。
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开办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有一天，文强在讲习所大门前遇到了毛泽东，并向他行了一个军礼，毛泽东高兴地对文强说：“小文长成了大文，考取了大学不去上，偏要进黑而臭的黄埔军校，由丘九变成了丘八，好样的，不愧为湖南骡子精神！努力吧，发扬骡子精神到底！”
文强从黄埔毕业后，先是参加了北伐战争，后来受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的派遣，随同朱德入川，到国民革命军第20军党部任组织科长，同时担任以朱德为书记的中共地下支部宣传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文强参加了南昌起义，任第20军（贺龙为军长）第3师司令部少校特务连长。南昌起义失败后，文强所在的部队被打散，他带着十几个人逃到了香港，后来又辗转回到长沙老家躲了3个月，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28年2月，文强第二次入川寻找党组织，他偶然在成都公园里碰到了黄埔军校的同学廖宗泽。廖宗泽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他帮助文强恢复了组织关系，并派文强到川军内部开展兵运工作。此后文强留在四川，历任四川省委委员、川东省委书记、中共川东特委书记等职。
文强在担任川东特委书记时，管辖23个县，他曾在自传里自豪地说：“那时毛泽东的苏区只有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
1931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文强在重庆中山公园被捕了，经过党内特工人员的援救，他在两个月后得以越狱脱险。随后文强来到成都，向时任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的罗世文如实汇报了整个被捕和出逃经过，罗世文却误解了文强在被捕过程的表现，他批评文强不该暴露四县游击区的情况，并给予文强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文强申辩无效，他一气之下，与时任省委妇女部长的妻子周敦琬一道出川，到上海去找周恩来进行申诉。但文强到上海后，因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先后叛变，周恩来已被迫切断所有对外联络关系，文强根本找不到周恩来。这样他原本出川进行的申诉行动，却成为了事实上的脱党，四川省委也因此开除了他的党籍。
由于在上海申诉无门，文强不得不回到湖南老家，当了一段时间的报社编辑。1935年，文强因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指责湖南军阀何键，何键大怒，不仅派特务查封报纸，还要抓文强到案法办。
文强只好逃到南京，并在这里再次遇到了廖宗泽，此时廖宗泽已脱离共产党，并加入国民政府军统局，他得知文强有难，便力极力邀请文强加入军统。文强当时命悬一线，只好答应了。
不久以后，在廖宗泽的引见下，文强见到了军统负责人戴笠，戴笠十分欣赏文强，并对他说：“你过去的路，我看是走错了，现在我们的校长（蒋介石）要复兴民族……”随后文强正式加入军统，并被任命为中校指导员，同时再次加入了国民党。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有一天文强在上海街头遇到了他的黄埔同学、后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袁国平告诉文强，周恩来在延安已经为他平反了，要他重回共产党。但此时的文强已经失去了归队的信心，他没有答应。
文强虽然不愿回共产党，但他给自己立了一个原则：与共产党为友，不与共产党为敌，大家一起抗日。
抗战期间，文强因为在情报、策反等方面多次立下大功，他的职务不断晋升。1945年，文强晋升为中将，时年38岁，是当时国民党军内最年轻的中将。
1946年3月16日，戴笠坠机身亡。戴笠之死使整个军统顿失重心，军统内部逐渐分裂成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派。文强在军统内斗中备感失意，于是萌生了退出军统、谋求正规军职的念头。1948年8月，文强利用与湖南省主席程潜的同乡关系，调任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最终脱离了军统。
1948年9月，蒋介石和杜聿明点名要文强去徐州担任徐州“剿总“副参谋长，文强虽然深知此行凶多吉少，但军命难违，他还是决定赴任。临行前，程潜为文强饯行，并对他说：“你这次去，要准备当俘虏。”
没想到程潜一语成谶，文强果然和杜聿明一起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其实文强是有弃暗投明的机会的，淮海战役打响后，老同学林彪曾给他写信，劝他起义，却被他再次拒绝了。
被关入功德林后，文强认为自己曾是共产党员，脱党是因为当时无路可走，而且自己此后虽然加入军统，却从未出卖过共产党人，没有残杀过共产党人，两手从未沾过共产党人的血迹，再加上他是文天祥的后人，为人最重气节，所以坚决不肯悔过。
1959年，为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杜聿明等10名战犯得到了第一批特赦。杜聿明能够第一批特赦，背后还有文强一份功劳。那是在淮海战役时，杜聿明的部下抓到了解放军7名武工队队员，他下达了“就地枪决”的命令，但文强却偷偷把这7个人给放了。
后来杜聿明成为战犯，罪名之一就是杀害7名武工队队员，文强赶紧出来为他作证，说这7个人都被他放掉了。审查组经过调查，果然查到了这7个人的下落。杜聿明被特赦后，曾感激地对文强说：“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
文强虽然不肯写悔过书，但其他方面的表现还是很好的，后来他还当上了战犯小组的学习组长。文强还积极发挥“技术特长”，成为了高墙里的一名“探长”。
有一次，缝纫组在清点衣服时，发现少了几件棉背心。文强不动声色，让原军统少将站长黄康永暗地里进行“侦查”。黄康永在自己值日那天，趁着打扫卫生的机会，把每个人的铺位都“摸”了一遍，发现有个战犯的枕头特别鼓。
事后文强没有把此事告诉其他人，而是单独找“小偷”谈心说：“大家过去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不要做这些出格的事，现在到了新社会，更应该同甘苦。”从此以后，战犯管理所里再也没有出现类似的事情。
到了1974年，许多国民党的重要战犯在监狱里先后病逝，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说：“这些人都要关得老死了，对社会已经没什么危害了，如果都死在监狱里，对外影响不好，都释放了吧！”
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并批示：一个不留，全部释放。1975年3月19日，最后一批战犯得到特赦，文强终于重获自由。
此时文强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重获新生后，他百感交集，写下了一首七律《顽石点头难》：
顽石点头实还难，几多噩梦聚心田。
沙场败北留孤愤，野火烧身视等闲。
金石为开真理剑，春风化雨感人篇。
当年痛惜江南泪，醒后方知悔恨天。
特赦战犯可自由选择定居地，文强有一子一弟在美国，另一弟在台湾，但他却说：“我一不出国，二不去台湾，我就待在大陆。”于是政府安排文强到全国政协做文史专员，使他的生活有了保障。
1983年5月8日，文强担任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委员，晚年的他一直多方奔走呼号，致力于两岸统一大业，他曾说：“台湾只有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才有前途。自古以来，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台湾想保持生命力，离不开大陆这个母体，台湾经济靠日本、美国……都是靠不住的，而靠得住的还是祖国大陆。在邓小平宣布了‘一百年不动摇’之后，台湾的靠山更可靠了！”
曾有人告诉文强，台湾存有他的100万美金，这是他在大陆改造期间，台湾方面发给他的“工资”。文强听后却说：“我要是拿了这笔钱，人家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得动，这有辱于我们祖宗，有辱于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
2001年10月22日，文强以94岁的高龄辞世，结束了他坎坷传奇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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