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汉奸文人，如何被日伪收买"文化卖国"？

抗战时汉奸文人，如何被日伪收买"文化卖国"？

作者：棠棣之华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常棣tandy

利用文艺为“和平剿共建国”的反革命事业服务，是汪伪政权的一贯政策。

文艺事业包含诸多部门，如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摄影等等，形式多样，生动形象，为各界居民所喜闻乐见，社会影响甚为广泛，是极为重要的意识形态战线。

日本侵略者一向注重利用文艺作为亡华灭华的一种工具；汪精卫汉奸集团也深知此道，尤其是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林柏生等人以及一批知识分子出身的位居要职的汉奸，对此更为格外重视，做起来也驾轻就熟。

1、汉奸文艺的产生

汉奸文艺，说到底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和汪伪政权卖国政策的产物，是为它们效劳的。

毛泽东同志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就精辟而科学地指出，“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

那么，汉奸文艺是怎样产生的呢？

在日本侵略战争和法西斯铁蹄的践踏下，正当文艺事业和文艺队伍遭受空前的浩劫，大部分文化人撤往内地坚持抗战，文化界另一部分人在上海等地转入隐蔽状态，或以“纯文学”、“消闲文学”的面目出现，以曲折的方法继续坚持爱国进步的文化活动之时，汉奸文人和汉奸文艺也趁势而起陆续出笼了。

所谓“汉奸文艺”，是指在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政权统治下，堕落为汉奸和虽未沦为汉奸但亲近日伪统治，积极参加汉奸文学活动的文人、作家、艺人，自觉充当日伪宣传教育的工具，为适应日伪需要而写作的“文学”和创作演示的“文艺”作品。

汉奸文艺是一种滋生在日伪统治机体上的文艺怪胎，是在沦陷区内浮现一时的丑恶卑鄙的文艺现象。

早在伪北平临时政府和伪南京维新政府时，已收罗了一些丧失民族气节、恬颜事敌的文人、作家。

这些人虽不时炮制出一些歌颂日伪的作品，但当时的汉奸文艺还显得遮遮掩掩、零星散杂。

2、抗战期间的文化汉奸

汪伪使用威吓、利诱、分化、收买的方法，招降纳叛，来营造它们的文艺队伍。一些文化人在日伪的血腥恐怖手段下屈服了，一些人为金钱和地位丢掉了民族气节，还有一些人经不起亲戚、朋友、同事同学的拉拢；于是他们转向、落水，陷入汉奸文艺的队伍。

以文学而言，汉奸作家大致上由三部分人组成：

一是少数原先的新文学作家，因严重的抗战失败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的政治倾向，以及思想素质和品德不良，在日伪统治的社会环境下，终于变节而附逆，如北平的周作人、钱稻孙、张我军等人，上海的张资平、穆时英、刘呐鸥、陶晶孙、柳雨生、潘序祖（予且），南京的陈大悲等人。

二是在抗战爆发前在文艺界和教育界从事一般写作活动的某些作家，因经不起日伪的利诱而下水，如上海的周黎庵、杨晋豪、鄢克定等，南京的陈寥士、龙榆生、纪果庵、路易士、丁丁、傅彦长等，北平的管翼贤等。

如鄢克定其人，七七事变后不久曾在上海发表《倡议国民歌咏救亡总动员运动宣言》，八一三抗战期间担任过上海国民救亡歌咏协会干事长，为抗日救亡文艺浪潮中的一个活跃分子。

可是，曾几何时，他经不住日伪的威胁利诱，竟至于转向倒戈，竖起白旗投降了敌人，充当汪伪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科长。

1940年10月，鄢克定发表《告全国歌咏界诸君》，胡说什么：

日本已“自愿放弃侵略政策，与我精诚相见，…有诚意恢复和平”，文艺界“必须…改变过去鼓吹抗战的姿态，一致来鼓吹和平，把和平的种子灌注在每一作品中”。

管翼贤原系平津地区的一个颇具声望的报人兼作家，曾被宋哲元聘任为冀察政务委员会的顾问，七七事变前的抗日救亡宣传中曾有过积极的表现。

平津沦陷后，在香港受日本方面的利诱而落水，成为华北汉奸文化界和新闻界的一个大头目。

三是本属政客一类的文人，一般也并无从事新文学的经历，在日伪统治时主要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参与文学活动，如朱朴、胡兰成、林蓬、古薪等人。

此外，汪伪政权中的一部分主要头目，包括汪精卫本人以及周佛海、陈公博、梁鸿志、林柏生、赵叔雍、樊仲云等人，也利用文学作为粉饰的手段，不时发表一些散文、诗词、游记、杂感等等，这可以说是汉奸文学中的一种特殊现象。

此外，在日伪统治下出现的一些粉饰太平，描写人情世态、家庭和男女纠葛，但并无多少政治内容的文学作品，虽然为汪伪当局所认同，但并非属于汉奸文学。

正如作家柯灵所言：

“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

以这类文学作品为业的，如张爱玲等一类作家，并非是汉奸作家。

3、汉奸作家的代表人物

真正称得上汉奸作家的，为数不多。

上述三类人中，南方的张资平和北方的周作人，是两个主要的代表人物。

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上海滩上，张资平以创作多角恋爱小说而一度走红，也曾以新文学作家而跻身文坛。其实，张资平那种格调低劣、庸俗不堪的恋爱小说，宛如新文学潮流边上肮脏的渣滓，只吃香了几年，很快就被读者抛弃。

而在张资平本人的心目中，文学从来也并未视为一项铸造人们灵魂的神圣的事业，只不过是用来猎取金钱和骗取名望的工具。上海沦陷后，张资平看到依附日伪可获大利，便连忙卖身投靠，操起笔墨为日伪效劳了。

他先是接受了汉奸傅式悦给的2000元，筹办《新科学》杂志，于1939年5月在上海创刊。这一刊物打着“纯科学”的幌子，实为日本侵略者笼络科技界的工具。办这类性质的刊物并非张资平的本行，于是又在日伪的暗中策划下，于同年10月加入新办的《文学研究》杂志，参与编辑。

张资平在这时还参与发起成立“兴亚建国运动本部”，这是由日本驻沪副领事岩井英一，直接操纵的从事政治和情报活动的组织，张成为其中最早的骨干之一，还在这个“本部”担任文化委员会主席。

汪伪政权成立前夕，张资平与陈孚木、彭希民等“兴建”本部头目，于1940年2月联名上书汪精卫表示效忠，支持“新中央政府”的成立。

汪政权登台后，张资平在伪“中日文化协会”充当候补理事、出版组主任，还担任过《中日文化》月刊主编、“文物保管委员会”研究员等；同时，不时在报刊上抛出“汉奸文学”作品。

在汉奸作家中，原先在中国文坛里地位最重、影响最大的要数周作人。

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周作人创造过卓著的功业，有过盛名令誉。然而，他的动摇、软弱和自私的本性，以及根深蒂固的亲日情结，特别是一贯的抗战“必败论”的观念，终于在民族忠奸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不辨黑白，堕入深渊。

他经不住来自日伪的金钱的诱惑和子弹的威吓，以及汉奸朋友们的殷勤的劝说，一步步走上附逆投敌之路。

1938年2月9日，周作人与伪华北临时政府议政委员长兼教育总长汤尔和、伪新民会副会长张燕卿等汉奸头目，一道参加了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在北京饭店召开的，以所谓“中日文化提携”为主题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

周作人等与日本大使馆参事官森岛守人，华北方面军特务部头目成田贡、武田熙，新民学院教授泷川政次郎,《大阪每日新闻》社支局长三池等人，“于觥筹交错的欢笑声中”讨论起“更生中国文化建设”问题。这是周作人公开附逆投敌之始。

1940 年 12月，周作人出任由汪伪政府任命的伪华北政委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

1941年10月，他又出面担任伪“东亚文化协议会”理事长。1942年9月，周作人当选为伪“华北作家协会”评议员会主席，不仅在实际上而且也在名位上成了日伪在华北文坛的领班。

1944年12月，他又出任中日文化协会华北分会理事长。

在日伪统治时，周作人在报纸杂志发表大大小小文章约近400篇，除了那些全然无聊的闲适小品，一些读书题跋、笔记和一部分知识性的文字，有相当一部分则是直接为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政权服务的汉奸文学。

4、文化汉奸的“阵地”

汉奸文艺的主要阵地，是汉奸势力及其不同派系控制、编辑和出版的文艺刊物和汉奸报纸的文艺副刊，以及一些汉奸文艺团体。

以上海为例，据有的学者统计：

“沦陷期间，上海先后出版的文学及以文学内容为主的期刊、丛刊，共约40种。其中，除极少数真正以商业赢利为目的、娱乐消遣性的之外，真正的汉奸文学刊物为数不过三分之一”。

1940年上半年，汪伪“和平文学”的旗号刚刚在上海拉起，汉奸作家穆时英、刘呐鸥、张资平、傅彦长、丁丁等干起了“和平文学”的勾当。

其主要刊物，仅有上海《中华日报·文艺周刊》和《国民新闻·六艺》等，影响范围所及大体上限于华中沦陷区。这年6月和9月，鼓吹“和平文学”最为起劲的穆时英和刘呐鸥，先后在上海被重庆军统局在沪特工暗杀毙命，致使汉奸文艺在上海的活动大为收敛。

此后，汪伪汉奸文艺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南京。早在1938年12月，投靠伪维新政府的几个汉奸文人就在南京拼凑了一个文学小团体——“中国文艺协会”，推举陈寥士、尤半狂等人为理事会理事。但该会发起后在文学上毫无声息。

1940年1月，伪“中国文艺协会”在南京正式宣告成立，并创办了《国艺》月刊。1940年10月，丁丁、陈寥士、尤半狂、陈大悲、傅彦长等少数汉奸作家，在南京拼凑了一个“中国作家联谊会”的伪文艺团体，又推出《作家》月刊，在汪伪政权的直接庇护下，俨然充当起汉奸文艺舞台的台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政府在抢占文艺阵地上使出了一些新的动作。1942年3月，汪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佛海汉奸小帮派“十人团”成员朱朴，在上海主持出版《古今》月刊(不久改为半月刊)，这是汪伪文学期刊中层次最高，影响最大的一家。

创办人兼社长朱朴，主编先后为周黎庵、陶亢德、文载道。伪府首脑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人纷纷为该刊撰稿，周佛海更是其政治和经济上的后台。

《古今》以发表文史掌故、回忆录、笔记和散文为主要内容和特色，发行量和社会影响都比较大。主要作者是梁鸿志、赵叔雍、周作人、江亢虎、沈启无、龙沐勋、纪果庵、周黎庵、柳雨生、陶亢德、苏青、谢刚主等人。

这些人，有的是汪伪政权的要员，有的是依附日伪的汉奸文人，有些则是当时宁、沪、平文坛的活跃人物。

上述种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汪伪当局对汉奸文学的着力扶植，也显示了上海和南京一带为汉奸文学重心之所在。

5、汉奸文学的内容

汉奸文学按其内容和性质来区别，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汉奸文学理论文章。

在前期主要是关于所谓“和平文学”的文论，1940年二三月间，上海《中华日报》、《国民新闻》连续刊出林蓬的《建立和平文艺》、《和平文艺的写作》等文,被汪伪文化界称为“和平文学”“理论的建立”。

上述文章提出，“和平文学”的任务，是把文学艺术作为“和平运动里争取民众的工具之一”，使文学艺术“透过了和平、剿共、建国的理论”，“替和平运动，定更良好的根基”。

而“和平文学”的内容，是掩饰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宣扬“抗战无益”、“抗战必败”、“降日有望”论调，美化“东亚新秩序”等等。后期的汉奸文艺理论，主要是宣扬“大东亚文学”的谬论。古靳的《战时体制下文学者之路》，柳雨生的《大东亚战争与中国文学的动向》，周毓英的《中国文化的问题(下)》，徐之良的《战时文化人应有的反省》等，都为此类文章。

“大东亚文学”论者鼓吹，文学要服务于“大东亚战争”，歌颂军国主义日本，歌颂“大东亚共荣圈”，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英美等反轴心国。

（2）宣扬和鼓吹“和平、剿共、建国”政治纲领和美化汪伪政权的作品。

张资平的小说《青鳞屑》和《新红A字》可谓这类作品的代表作。前者诬蔑中国大革命运动，攻击共产党，为汪伪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张目。

后者是一部长篇小说，以充满同情和赞美的笔调，描写一个在伪政权中担任下级职员的上海姑娘，与一个汪伪高官的婚恋故事。

（3）美化军国主义日本和鼓吹“大东亚战争”的作品。

周作人的《中国的思想问题》一文，为“大东亚共荣圈”制造根据，说什么以“仁”为中心思想的中国，“只以共济即是现在说的烂熟了的共存共荣为目的”；以“仁”为中心的传统思想，完全符合日本的“共存共荣”说，而“共存共荣”说又完全符合“人”的生存道德。

周作人连篇累牍地发表《日本管窥》、《日本的衣食住》、《怀东京》、《日本之再认识》、《留学的回忆》等文章，宣扬的也是亲日、媚日、崇日的汉奸思想。此外，如柳雨生的散文集《怀乡记》，予且的散文集《日本印象》，也属此类性质；后者还获得了“首届大东亚文学奖”。

（4）汉奸政要撰写的寓有剿共思想和卖国主义意识的自传、自述、忆述、文评、纪实等作品。

汪精卫的《故人故事》、《读陶随笔》等，周佛海的《盛事阅尽话沧桑》、《自反录》、《苦学记》、《我的奋斗》、《往矣集》，陈公博的《我与共产党》、《寒风集》，赵叔雍的《人往风微录》、梅思平的《和平运动之如是我闻》、赵正平的《四十年来师友感怀录》、朱朴的《四十自述》，以及胡兰成的《评张爱玲》、《我看苏青》，王揖唐、梁鸿志的旧体诗词等等，为此类作品之代表。一些汉奸作家，如杨光政的《入狱记》，陶亢德、周黎庵、文载道等回忆现代作家的一些散文，也可归入这一行列。

（5）直接为“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张目和鼓吹的作品。

配合着日本占领军及其傀儡政权在华北多次进行的“治安强化运动”，在华中和华南推行的“清乡运动”，一些无耻的汉奸作家炮制出什么“清乡小说”、“治安强化文学”等一类货色，于汉奸报刊上登载。

伪华北作家协会曾打出“翼赞第5次治安强化运动”的旗号，派出作家6人，赴平津、河北、山东各地，“视察各地治运工作情况，以视察所得或著为文，或召开演讲会公开发表”。

华北的伪新民会也抛出过一些丑恶卑鄙的什么“新民诗歌”、“新民小说”。

南京伪府发动“新国民运动”的把戏，汉奸文人亦步亦趋，厚颜无耻地制造什么“新国民文学”。这些作品自觉充当日伪法西斯军事政治措施的宣传工具，为敌人的罪恶曲言粉饰，全无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的品格可言，完全是一堆伪文学的垃圾。

（6）汉奸文人所写的风花雪月、狗鸟虫草和身边琐事一类作品，在汪伪地区极一时之盛。

这类货色，旨在粉饰太平，毒化民众。看此一类东西，似乎是置身于太平盛世，生活在闲适、愉悦的社会环境之中，使人一点也感觉不到是处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也完全不感觉到是处身在日本法西斯及其走狗血腥统治的地方。汉奸文人炮制此类货色，目的也正在于藉此麻醉民众。

6、汉奸文艺的另一“阵地”

除了文学以外，汪伪政权亦不放过利用音乐、戏剧等等为其卖国剿共的勾当鼓号。对于音乐和歌咏活动，汪伪当局首先采取的是，严禁抗日爱国歌曲的演唱和曲谱的出版发行，并实行唱片检查。

一手是查禁抗日爱国歌曲，另一手则是炮制和推广汉奸歌曲。汪伪宣传部策划、组织的《和平建国歌曲集》，在 1941 年秋炮制完成，共收编歌曲100首，“以和平建国歌曲为主，并采用其他有关教育、公民训练及纪念会议式之歌曲”。

这本汉奸歌曲集子，伪宣传系统将其推向各级学校、机关、部队，还列入广播节目之中，广为放送。

1941年3月30日，汪伪宣传部在南京举行“保卫东亚之歌”发表演奏大会。1942年1月，伪新民会为配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在报纸以重金悬赏征求《大东亚总进军之歌》。同年6月20日，北平又上演了一场“大东亚总进军之歌”发表演奏大会的丑剧。

1943年起，按伪教育部的规定，各中小学设置音乐课，教唱“和运歌曲”，包括“和运国策”、“东亚复兴”、“剿共清乡”等歌曲多首。

另一方面，则从日本和伪满搬来一些甘心为军国主义卖命的无耻艺人，为其粉饰。

1943年2月，伪满御用影星李香兰与日本演员长谷川一夫主演的宣扬日本军国主义、丑化中华民族的影片《中国之夜》,在上海、南京、北平等地放映；影片插曲也被捧得火红，在电台里一再播放。

同年四五月间，日本东宝歌舞团为汪伪政府“还都”3周年在上海、南京等地演出《阳春艳舞》。有一幕舞衣胸口为日本国旗，背心为汪伪的“国旗”，又一幕两个歌女演唱中国歌曲《苏州之夜》和《蔷薇处处开》，不知辱耻地为所谓“中日亲善”鼓噪。

到了1944年，伪中华电影联合公司与伪满洲映画协会7月初在上海办起一个“李香兰独唱音乐会”，在伪满和汪伪文艺圈中红得发紫的厚颜无耻的歌女李香兰，令人肉麻的《夜来香》、《恨不相逢未嫁时》、《苏州夜曲》等一一被搬上歌坛，又唱出了为日本武士道大唱赞歌的《乡村武士》。

同年12月，伪上海音乐协会火中取栗，不惜为行将败亡的日本法西斯唱颂歌，该会交响乐团在上海美琪大戏院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3周年，举行专场演奏大会，演出《明治颂歌》等剧目。

当时，上海的爱国文化人称这一演出，是为即将进入坟墓的日本军国主义唱响了送终曲。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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