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简介
拎不拎得清,是检验一个上海人是否“合格”的标准之一。这个标准有时比精明不精明还重要。一个人如果“拎不清”,那么,哪怕他一口标准的上海话,或者显得很精明,上海人也会从骨子里看不起他。因为"拎得清”才是真精明,“拎不清”则是假精明。比如“吊车”就是。所谓“吊车”,就是当公共汽车上乘客已满,上不了人时硬挤上去,致使车门关不上,车也开不走。这时,平时“自私”、不爱管闲事的上海人就会和售票员一起劝告或声讨那个吊车的人。原因很简单:这个人已经损害了大家的权利,而他自己又得不到任何实际的好处,是典型的“拎不清”。对于这种“拎不清”的人,是没有什么客气好讲的。
显然,上海人的“拎不拎得清”,是建立在个人权利和利益的认识之上的。上海人比任何地方人都更清楚地认识到,个人权利和利益不是孤立的东西,它只能存在于与他人、与群体的种种关系之中。要维护个人的权利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就要理清这些关系,然后作出相应的判断和决策。比方说,这件事该不该管,这个眼前的利益是不是应该先放弃等等。理得清这些关系的,就叫“拎得清”。否则,就叫“拎不清”。
仍以前举“吊车”一事为例。“吊车”者的心理在上海是:“你想走,我也想走。你们要想走,就得让我上去。”在北京则是:“我就要上来,你能把我怎么样?要走大家走,不走都不走!"结果当然是果真谁也走不了。北京的司机和售票员的心理是:“走不了?我还不想走呢!等警察吧!警察来了,有你好看的!”乘客的心理则是:“我是走不了,你小子也别想走!反正大家都走不了。想让我给你让个地方上来?没门儿!"不难看出,北京人在考虑问题时,是以群体为本位,并作最坏打算的:“了不起大家都不走!”上海人在考虑问题时,却以个人为本位,并力争最好的前途:“不管这个‘闲事’,我就走不了。大家都来管,大家都能走,包括我。”结果,“不自私”的北京人在放弃群体利益的同时也放弃了个人利益,而“自私”的上海人在维护个人利益的前提下也维护了群体的共同利益。
看来,上海人的“自私”也可能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当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不发生直接关系时,他们可能真是自私的。比方说,不管闲事,遇事绕着走,以免引火烧身等等。但当群体受损会直接导致个人利益受损时,他们也会挺身而出。比如需要较长时间排队而秩序有可能紊乱时,就会有上海人主动出来维持秩序。因为自己来得早，只要大家好好排队,该得的总能得到;秩序一乱,则倒霉的没准首先就是自己。
同样,上海人在于已无损的前提下,也会助人为乐。比方说,在公共汽车上为其他乘客和售票员传递钱票,上海人叫“摆渡”。在自动投币的制度形成之前,“摆渡”是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售票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拒绝“摆渡”也是属于“拎不清”一类的。因为“摆渡”对你并没有什么坏处,不过举手之劳,如果也拒绝,就太不像话。再说,谁都有需要别人“摆渡”的时候,大家都不肯“摆渡",大家都没有车坐,其中也包括你。
上海人的这种“合理”有时也会变成“歪理”。杨东平谈到过程乃珊讲的一个故事:众人排队买法式面包,一人不排队人内购买。一排队者不服,找经理反映“走后门”问题。经理拍着他的肩膀说:“我认识他,所以他可以不排队;如果我认识你,你也可以不排队,可惜我不认识你。"这显然是“歪理”,但大家却可以接收。因为这种“不公平”后面也有“公平”:只要认识经理,大家都可以不排队。既然如此,与其谴责“走后门”,不如多认识几个经理。
这样一来,传统社会的某些东西就在上海留存了下来。但必须指出,它们是经过了上海文明的“包装”和“洗礼”的。洗礼成功的也许很精彩,包装失败则可能很尴尬。如果既有传统的一面,又有现代的一面,而且是其中不好或不那么好的一面,就会糟糕透顶。上海小市民的毛病便多半如此。比方说,传统社会注重群体生活,人与人之间互相关心,人情味很浓,但也不知道尊重他人隐私;现代社会尊重个人权利,反对干预他人私生活,但也容易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漠不关心。上海小市民便恰好集两方面缺陷于一身:既自私自利,小气吝啬,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该管的公共事务能躲就躲能赖就赖;却又爱窥人隐私,说人闲话,摇唇鼓舌,拨弄是非,你说讨厌不讨厌呢?这种人见人憎的“小市民气”,只怕是连上海人自己也感到可鄙吧!
总之,上海人是一群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游移着的“城市部落人”。他们的根在中国传统文化,枝叶却又沐浴着欧风美雨。这就使他们身上既有优势互补的精萃,又难免不伦不类的尴尬。于是,当别人议论他们时,一旦事涉敏感之处,就会演出戏剧性的冲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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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详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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