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秋，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博士回国。当时流行一个传说，大意是说如果中国抵抗日本，苏联愿予中国武器援助。因此，大家都推测颜对政府述职的内容如何如何。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约我到南京一谈。在南京我与交通部长顾孟馀，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交通部次长、汪的机要秘书曾仲鸣共进晚餐。在此之前我曾见过汪两次。一次是在南开时他去演讲。那次演讲非常成功，口才好，内容精彩。第二次是在国难会议时期，会议是汪召集的，于一九三三年春在洛阳当年吴佩孚练兵的营房中举行。以人而论，汪是很有吸引力的。但他主持洛阳国难会议，讲了好多次话，我仍不能获悉他的真意所在。我晓得他是反对抗日的。然而，在他任行政院长之前，他的手下也曾发动过学生要求对日作战，以增加政府的困难。政客们为了争权会做出许多奇怪的事，但是用和战问题当作手段，我认为是绝对不可饶恕的。我们《独立评论》的同寅于获悉汪氏出长行政院时曾在一次晚餐席上坦率指出此一任命对中国的不利。我自己曾致力于阻止提前对日作战。汪为了他个人理由也不愿对日作战。但是他在野时拼命煽动战争，一旦掌权时又要大家维持和平，似乎是缺乏爱国心和对国家的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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