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为何选择了江泽民？他生前最后一次视察时透露出了原因

1989年11月9日，在中央全会代表们的表决下，邓公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请求得以通过，会后，众人齐聚人民大会堂，千言万语满是对老人家隐退的不舍。那一天，新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缓缓将邓公送到大会堂门口，临别之际，他紧紧握着老人家的手，千言万语终究化为一句郑重承诺。“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熟悉邓公晚年政治生涯的人们都知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确立是他的一项政治壮举，正如世人评价那般，他才是正确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中央领导集体合作与交替这一世界性难题的新中国卓越领导人。如今回看，在众多中央后辈领导人中，邓公最终选择江泽民作为接班人，无论是老人家深邃的治国智慧，还是从江泽民的政治成长经历，都是一场难得的双向奔赴。就在1994年最后一次视察之际，邓公谈笑风生间也曾提及他选择江泽民的原因，本文，笔者将从不同的角度为大家解读这场权力核心交替的漫漫求索历程。当年，已经90岁高龄的邓公亲眼目睹上海日新月异的变化，不禁笑吟。“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面对本就有着深厚政治、经济、文化底蕴的上海，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再度取得巨大成就，老人家还有着一番欣慰感慨。“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领导班子，我是特别信任的，他们的奋斗方向、路线都是正确的，工作开展得很好，我现在非常放心！”这样一段话实则透露了很多重要信息，重点就在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核心对于邓公第三次复出后提出的国家发展路线的深度践行与拥护，尤其是江泽民本人的政治奋斗历程更是如此。1926年出生于江苏扬州，自幼深受爱国思想熏陶的他，17岁进入南京中央大学电机系深造后，一边积极投身革命救国征程，一边与工业实业打交道。建国之后，江泽民依旧走在中国工业发展的最前沿，最难得的是，就在新中国实业发展渐渐与国际接轨之际，他因为职责原因开始与日本、法国这些世界工业强国有所接触，即便在十年动荡中受到冲击，他也从未停下“科技兴国”的探索脚步。1980年，他开始主持国家进出口贸易工作，监管国家对广东、福建两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具体贯彻工作，还参加了经济特区的筹建工作。对于邓公提出的“改革开放”理念，江泽民不但是第一批支持者，还是冲在最前的践行者，直到1985年主政上海，凭借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深度践行，让这座历史悠久的著名城市再度迎来经济腾飞。从这些奋斗历程来看，江泽民虽没有老革命们的深厚革命经历，可在当年新一代政坛力量走上历史舞台之际，他是难得的能将政治路线与经济发展融会贯通的领导人，这一点恰恰是邓公选拔接班人最注重的核心问题。此时再来回看邓公第三次复出后对选拔培养接班人的诸多深邃考量。1979年7月，他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现在摆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选一些年轻的身体好的同志来接班。我们的人才是有的，关键是要解放思想，打破框框。只要我们敢于把他们提起来，让他们在其位，谋其政，经过一两年就能干起来了。”同年11月，邓公再度在重要会议上针对接班人问题对全体老干部进行告诫。“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如果我们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十年后不晓得会出什么事。要忧国、忧民、忧党啊！要看到这是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从那之后，每一次提及接班人问题，邓公的见解都给人醍醐灌顶之感，在他口中，无论是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能否长期坚持还是国家经济发展与长治久安问题，决定因素都在接班人，“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才是选拔接班人的金标准。“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就在邓公不断聚焦“接班人问题”与“领导制度改革”之际，江泽民作为后起之秀一员的卓越表现才越发引起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与认可。1987年11月，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江泽民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正如前文提到的那般，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国内、国际双重考验，江泽民的确凭借自身过硬的政治觉悟与诸多政治举措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也最终赢得了邓公的认可。1989年6月，十三届四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面对江泽民初登高位做出的明确指示，邓公一定是倍感欣慰的，将这段话与邓公针对“接班人问题”的多次强调进行对比就会发现，两位领导人主政理念的高度一致。此时再来回看邓公最后一次视察上海时的那番感慨，他在高度赞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同时，也说明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江泽民正是他最佳的治国理念传承者，这也才是邓公当年选择并坚定支持、拥护江泽民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