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7月22日，才过晌午，一声凄厉的枪响，便将柴家庄（现平定县巨城镇柴家庄村）原本的平静给打破了。
当天下午，巨城据点内的日伪军出动了五十多人，悄无声息地将柴家庄给团团围了起来。伪军队长张会科看着面前，匆匆赶过来的柴家庄村长刘德仓，劈头大声问道:
“村里头住的有八路，你知道不知道?你可得老实交代，不老实的话，一旦查出来，你们这些人，统统都要死了的有。”
刘德仓听着张会科的威胁，对方末尾还滑稽地拽了一句半生不熟的“鬼子话”，赶紧躬身回答道:
“长官，这肯定是没有的事儿，您想呀，要是有的话，我能不知道？肯定第一时间就通知到你们那里了呀。”
刘德仓嘴上这么回答着，心里却惴惴不安起来，心里暗自忖度着:
“怎么今天敌人来的这么突然，莫不是有人告密了?这帮子敌人们，待会儿万一把藏在刘老汉家的人搜出来的话，不但村里面的人吃不消，游击队那边也不好交代。”
刘德仓心里想的那个人，是平定游击队队员冯吉善，此时，冯吉善正躺在村民刘计成的家中，秘密养病。
几天前，冯吉善潜入白羊墅日伪据点，与当地伪村长周平等四人开会，进一步夯实前段时间的联系，让对方继续秘密为组织提供情报，认清革命形势。结果当晚，冒着夜雨回到柴家庄的时候，却因为重感冒加上连日的劳累，晕倒在了村口。
几名老乡发现后，将冯吉善扶到了村长刘德仓的家中，随后，为了安全起见，冯吉善又被转移到了村北刘计成的家中。
刘计成当时已经年近六旬，是村公所的财政委员，人称“刘财政”，其为人忠厚老实、心地善良，对抗日革命非常拥护，听说冯吉善是“打鬼子”的同志，一家人将冯吉善照顾得是无微不至。
此时的刘德仓，心里乱成了一团麻，可又不敢表现在明面儿上，他只得陪着伪军队长，看着对方手下的那群日伪军，沿着庄上的土路，挨家挨户地搜查了起来，而随着搜查的逐步进行，敌人距离刘计成家，也越来越近了。
怎么办？
刘德仓此时陷入了一筹莫展之中，敌人已将村子团团围住，想要突围冲出去，基本是不可能的了，更何况冯吉善身体还未恢复，想要冲出刘老汉家的屋门都难。
这下可就危险了！
与刘德仓担忧不同，刘计成一看敌人已然来村，根本来不及将冯吉善转移到安全地方，他随后轻轻关上院门，随即招手，将儿子刘道小叫到跟前：
“敌人在抓冯同志，咱们必须拼了命来保护他，这样吧，你出去想办法躲一躲，让冯同志留在屋内冒充你。”
情势危急，刘道小也不多说，随即点头，抓起了个褂子，披在身上便出门而去。
随后，刘计成又将儿媳妇叫到跟前，细心交代道：
“孩子，如果敌人追问你，床上的病人是谁，你就说是你的男人，打死也不能改口。”
儿媳妇点了点头，随即找了个红布条挂在了门上，然后又将尿盆放在炕边，刘计成见状，已经懂了儿媳妇的意思，随即点了点头，走到近前，对躺在床上的冯吉善低声道：
“老冯，如果敌人进来搜查，你就装作病的厉害，问啥也不要说”。
“当时，我虽然病得很重，但内心也是十分焦急。有些担心和害怕，如果敌人进来了，自己没有一点儿力量和敌人搏斗，万一被人认出自己的身份，我自己受刑不说，还会连累眼前的这家人。”多少年后，冯吉善再次回忆起当年的这段往事，对当年的心境依然记忆犹新。
正当冯吉善忧心忡忡之时，几名敌人端着枪冲进屋来，这帮人四处张望搜查，见床上躺了一个人，随后一名日伪军用刺刀将被子挑开，随后恶狠狠地问刘计成：
“床上躺着的这个人，是你什么人？”
刘计成早已准备好了应对策略，因此，他指了指冯吉善，坦然道：
“这是我家子，名叫道小，他这会儿害了伤寒病，病得很厉害，这病可得小心，它会传染呀......”
一听说传染，屋内的日伪军下意识地退了几步，来到院中，随后又找到刘道小的媳妇，逼问对方：
“你说，床上害病的那个人，是不是你男人。”
“当然是。”
刘计成怕儿媳妇紧张，应付不来，赶紧出来插话道：
“老总，我们庄稼不会说瞎话......”
那几名日伪军见状，又四下看了遍，便退出了院子，不过落在后面的那俩人，临走时还没忘记顺走两只老母鸡。
敌人在村内闹了半天，临近天黑时才最终悻悻离去，躲在村口的土地庙内的刘道小，到了后半夜，这才小心地摸了回来，一场危机最终消弭。
“当年，许多村干部、群众包括妇女同志们，为了掩护我们，为了同志们的安全，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机智地与敌人周旋，宁肯自家东西被抢，财物受损，也绝不暴露被掩护的同志们，一丝一毫。当年，老百姓们就是地方抗日斗争，最坚强的后盾。”曾任平定县三区区长的李煦明，在解放后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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