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家被世人误解了四十多年，却敢把英美当狗遛1

2024-05-17 09:05:4917:13 2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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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被世人误解了四十多年，却敢把英美两国当狗遛
原创观雨大神经观雨大神经 2024-05-08 20:24 广西 6289人听过
作者：观雨者

顾问：谈书

我们平时经常会听到公知们甩出这么一个论调：

只要和西方发达国家做朋友，就能过上和他们一样的好生活。

在他们的这套逻辑里，如果现实中有国家被“文明的”西方国家欺负了，那么原因只能有一个，就是这个国家“不知好歹”，站到了“野蛮”的一边。

为了证明这个逻辑，他们还会举出很多例子，其中一个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例子就是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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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该国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看起来实在是太符合公知们的认知了。

对于伊朗来说，1979年爆发的伊斯兰革命是一个分水岭。

按照公知们的理解，革命之前的伊朗是美国的“亲密战友”，是“富裕开放”的“文明社会”。

革命之后的伊朗则成了美国的死敌，社会也变得“保守和落后”。

这个对比在那些广泛传播的影视资料里显得尤为强烈：

革命前的“香车美酒超短裙” VS 革命后的“一贫如洗裹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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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难怪公知们会经常拿伊朗来证明“跟美国做朋友的重要性”。

我在多年前曾因为参加展会去过一趟德黑兰，当地百姓留给我的直观印象是淳朴、热情，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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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他们和我们其实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虽然风俗习惯有所不同，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样的。我们喜欢的东西，他们基本上也喜欢。

那么这里就有个问题了：

既然大家都向往美好的生活，那他们为什么会在几十年前突然“猛打方向盘”，抛弃了巴列维王朝那个看起来更加美好的世界呢？

关于这个问题，公知们往往只会给出一个简单粗暴的解释：

伊朗老百姓太蠢，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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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跟我想法不同就是蠢”的套路可以用来解释一切问题，但没有任何意义。

事实上作为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波斯文明的继承者，伊朗的老百姓绝对不蠢。

那么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王朝的背面

1957年3月11日，伊朗南部山区克尔曼省拉波尔县的坎纳特·马利克村，一个名叫卡西姆的男孩诞生了。

和生活中充满阳光的首都市民不同，这里的孩子一出生就要面临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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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的农村贫穷落后，严重缺乏基础配套设施，甚至没有最基本的医疗资源（全国一半的医生都在首都德黑兰）。

小卡西姆的大姐就是因为缺医少药在3岁时早夭，他本人也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患上了严重的风疹。

心急如焚的父母不得不踏着齐膝深的大雪，背着卡西姆去到附近一个仅一万多人口的城市。

这已经是他们当时能抵达的最大的城市。

在把所有能找的医生都找了一遍后，卡西姆总算是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而除了生病就等于玩命外，这家人的日常生活也非常困难。

卡西姆在冬天只有塑料布做的上衣可以穿，实在冷得不行了就拿妈妈的头巾裹上，平时能吃到的东西只有大头菜和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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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可能觉得这是一个伊朗底层贫困家庭的生活状态，但实际上卡西姆一家在伊朗已经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水平。

当然，这个“伊朗”指的是“德黑兰以外的伊朗”。

受宗教文化的影响，他们家平时不仅热情好客，甚至还把村里一位因肺结核而被亲人抛弃的老妇人接到家里照顾，简直就是村里的道德模范。

这样的家庭尚且举步维艰，其他人就更不用提了。

那么为什么伊朗老百姓会这么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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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伊朗是一个石油大国，储量位居全球第四。

今天的伊朗缺钱并非因为缺乏资源，而是因为长期被西方制裁。但当年的伊朗可没这个问题。

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巴列维时期的伊朗是美国的“亲密战友”，他们的石油在全球都畅通无阻。

那么问题到底在哪呢？

其实很简单：

伊朗虽然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但只能分到整个石油产业利润的一小部分。

那大头归了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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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了英国人。

伊朗的石油产业从一开始就掌握在由英国人建立的“英国－波斯石油”公司手上（bp公司前身）。直到卡西姆生活的年代，也仍被大量的英美资本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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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伊朗能拿到手的那一小部分，也主要进了王室和贵族的口袋。

所以老百姓当然就只能喝西北风了。

那么伊朗为什么对外国资本这么大方呢？

这就要问巴列维王朝了。

“波斯袁世凯”

巴列维王朝并非来自于伊朗历史上的某个传承，而是在1925年被凭空创造出来的。

创造巴列维王朝的人是一个叫礼萨.汗的伊朗（当时还叫波斯）陆军中校，他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通过政变推翻了当时的恺加王朝。

这个恺加王朝总体来说是比较拉胯的。

他们在18世纪末才建立（1779年），结果刚进入19世纪初就沦为了英俄的半殖民地，这就属于大清开局直接晚清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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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初，伊朗已经被英俄瓜分成了南北两个部分。

不过俄国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后就放弃了在伊朗的一切特权。而英国则趁此“天赐良机”在1919年与伊朗签了个不平等条约：《英伊协定》。

这个协定的内容是啥呢？

它要求伊朗所有的政府机构都要设置英国顾问、军队由英国改编、国内企业由英伊合办、关税由英国控制...

这不是签协议，这是认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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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按照不平等条约的标准来看，这些条款也是十分炸裂的存在。

而当一个政府丧权辱国到如此地步的时候，被推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果然，等伊朗政府在这个“认爹协议”上签完字后，国内就炸锅了。

向来识时务的英国人也很快发现，自己的这个步子迈得确实有点大。

于是他们马上转变思路，果断抛弃了失去民众支持的恺加王朝，转而去寻找和扶持新的代理人。

他们当时看中的，就是合作态度诚恳的陆军中校礼萨.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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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的支持下，礼萨.汗于1921年发动政变，一举掌控伊朗实权。

此时本以为换了新代理人就可以继续躺赢的英国人突然发现，这哥们上台后干的第一件事居然就是“去英国化”。

他通过和苏联进行的一系列平等合作，制衡和驱逐了在伊的英国势力。

不得不承认，波斯文明自有底蕴在此。

礼萨.汗之前对英国人的点头哈腰不过是伪装，“一身反骨”的他从来就没有真正想过去当英国人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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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本来想养条狗的英国人就这么被伊朗人当狗给遛了。

1925年，权力到达巅峰的礼萨.汗正式废除恺加王朝，并于次年加冕登基。

这段历史就有点像是“大清完犊子后，袁世凯称帝成功”。

本来这个王朝应该叫“礼萨王朝”，但这个“波斯袁世凯”嫌“礼萨”这个姓氏太“平民”，所以他就强行宣布自己是古代巴列维王室的后裔。

于是在刘皇叔的点赞下，那个被后人津津乐道的巴列维王朝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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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礼萨.汗正式将国名由波斯改为伊朗，意为“雅利安人的土地”。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伊朗将在这个波斯猛男的领导下一步步走向独立自主，收回各方面的主权。

然而不出意外的话，意外就一定会发生。

这个浑身闪耀着主角光环的“大男主”很快就在随后的历史关键节点中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他在二战期间和法西斯国家暧昧不清，甚至顶着反法西斯同盟的压力拒绝与法西斯国家断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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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是吃了格局太低的亏，仍然用“列强制衡”的老套路来看待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

这通骚操作成功为伊朗招来了英苏联军。

礼萨.汗本人也于1941年被迫退位并逃往非洲，而王位则禅让给了儿子小巴列维（下文简称巴列维）。

从这以后，伊朗的实权就落到了该国的首相身上。

那么此时的伊朗还有希望翻身吗？

有。

一步之遥

1951年，伊朗新一任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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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届政府里，伊朗人民党（即伊朗共产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壮大，很有机会掌握伊朗的政权。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伊朗很快就会进入到我们熟悉的现代社会，而且很可能还会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

然而摩萨台上任后干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他是犯了什么错误吗？

并没有。

他做的这件事，是每个伊朗爱国政治家都会做出的选择：

将伊朗石油产业收归国有。

具体的过程就比较简单粗暴了，摩萨台直接撤销了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许经营权并没收了他们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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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男太多的殖民地确实比较让殖民者头疼。

大惊失色的英国人立刻把军舰开进波斯湾，对伊朗开启了一系列的制裁和封锁。

而摩萨台则在民众的支持下继续推进石油国有化的进程。

眼瞅着这帮波斯人越来越不服管，英国人便使出了压箱底的大招：召唤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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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美国中情局找到了国王巴列维，要求他直接签署法令罢免摩萨台。

这个事对于巴列维来说多少有些慌张，因为这就类似于要汉献帝去下旨罢免曹操。法律上虽然可行，但现实中是真的要命。

于是巴列维在签署了法令后，就马不停蹄的跑到国外避难去了。

而拿到“圣旨”的美国中情局则立刻发动了政变。

他们一方面收买和组织了大量示威者在街道上打砸抢烧，另一方面支持保皇党势力快速占领首相官邸，建立傀儡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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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套路和现在“流行”的“颜色革命”非常接近。

当时的伊朗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还比较稚嫩，压根就没见过这种专业的政权颠覆一条龙服务。

所以摩萨台根本没有招架之力，很快就在各方压力下被扔进了军事监狱。

等一切都尘埃落定后，巴列维才大摇大摆的“王者归来”。

此时的他已不再是之前那个被架空的虚权君主，而是背靠美国这棵大树的实权国王。这就类似于“汉献帝在外星人的帮助下重掌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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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英美，那更是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

巴列维主导的新政府很快就与外国资本达成协议，确保了伊朗石油产业的最大份额仍由英美两国来分享。

对于殖民者来说，没有什么比喜提靠谱代理人更令人神清气爽的了。

当然，英美也深知在伊朗培养出一个靠谱的代理人不容易，所以他们为保住巴列维王朝的地位也是操碎了心。

比如说美国出钱出力帮巴列维组建了秘密警察部门“萨瓦克”，用来打击一切反对王室的组织和个人，为殖民体系走进新时代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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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当时的伊朗比作“鹅城”，那么英美就是外来的“黄老爷”，巴列维则是他们钦定的“县长”。

那“张麻子”呢？

伊朗人民党可以算是个“潜在的张麻子”，但不幸的是，他们在这场政变中和首相摩萨台一起被消灭殆尽了。

于是本来距离现代社会门槛只有一步之遥的伊朗，就这么硬生生的被西方列强一巴掌给拍了回去，重新掉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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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权VS神权

客观的讲，巴列维也是有雄心的，他也希望波斯文明能在自己的手上复兴，所以他也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尽可能的为伊朗争取了更多利益。

只是作为一个生态位是狗的领导人，他能做的选择属实不多。

现在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都抓在别人手上，自己分到的这三瓜俩枣用来给自己享受还凑合，想要实现国家崛起，那就是杯水车薪了。

巴列维皇后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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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伊朗这种后进大国来说，没有崛起就没有温饱，没有温饱就早晚会翻车。

那么当时伊朗国内最大的风险点是什么呢？

当时伊朗的社会里存在着这么几股力量：

传统力量：依附于传统生产关系的农民、教士、地主和巴扎商人（即传统市场商人）；

现代力量：依附于现代生产关系的工人、市民和民族资产阶级；

殖民力量：依附于国际生产关系的国际资本、国王和买办阶级。

也就是说紧抱外国大腿的国王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大买办，而正常的伊朗人当然都反对外国势力对本国的盘剥。

所以巴列维虽然坐在王座上，但却不得不面临这么一个尴尬的现实：

他在国内的基本盘非常小，甚至可以算是一个全民公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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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相对而言，现代力量的威胁较小，因为他们更容易在外国资本带来的现代产业中找到机会。

而传统力量中的地主和商贩虽然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但他们手上毕竟还是有一定的财富和人脉积累，也不会轻易掀桌。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真正穷途末路的，是广大农民。

当时伊朗有70%的人口是农民，这是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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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人数即使再多，只要组织不起来，一时半会也产生不了什么威胁。

所以真正令巴列维担心的，是有可能把农民组织起来的那群人：教士阶级。也就是宗教的神职人员。

现在的人们对伊朗往往有一个误解，认为这里的宗教干预政治的行为，是从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开始的。

事实上“神权当道”是波斯文明长期的传统，世俗化的巴列维王朝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短小的意外。

伊斯兰教早在1300多年前就传入波斯，而在伊斯兰教之前，也有包括拜火教、基督教和摩尼教在内的其他宗教统治过这片土地。

波斯的拜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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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情况在世界上并不罕见。

像我们这种自强不息到极致，早在3000多年前就摆脱了神权束缚的古老文明，全世界独此一家。

所以我们在看待其他文明的发展时，不能想当然的把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套上去。

那么巴列维具体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宗教力量呢？

现代伊朗的主流宗教是伊斯兰教里的什叶派，他们内部实行的是“宗教学者等级制度”。

在这个制度里，信徒如果完成了完整的宗教教育并取得毕业证书，就可以成为宗教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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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随着他们学问的不断提升，麾下学生（信众）不断增多，他们的学者等级也会相应的提高，其中最高级别的学者叫大阿亚图拉。

这种等级制度就使得什叶派内部有着很强的组织能力，即使在社会动荡时也能对人们进行有效的组织和动员。

对于伊朗这种基层行政管理水平较为落后的国家来说，宗教组织才是基层民众最常接触到的社会管理机构。

从这个角度来看，伊朗宗教势力确实为维持该国的基层社会秩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

他们在管理伊朗基层社会时，也形成了和政府分庭抗礼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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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宗教势力和政府的对立，其实是中东地区的一个普遍现象。比如说埃及政府和穆兄会，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哈马斯等等。

任何政治强人都不会容忍这种削弱自身权力的力量存在，所以巴列维王朝从礼萨.汗开始就采取了各种手段来压制国内的宗教势力。

站在宗教势力的角度上看，巴列维王朝简直就是自己的宿命之敌。

不过恨归恨，现实中的教士们却选择了认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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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1953年政变时站在了巴列维的一边，共同击垮了摩萨台和伊朗人民党。

其实做出这样的选择也不奇怪，宗教势力毕竟是一群保守人士，教士们平时主要干的事情就是研究经书。

这些人既不懂政治，也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很难做成什么大事。对于他们来说，和统治者合作，做个“伊朗婆罗门”才是“最优选”。

所以兜兜转转，巴列维王朝的问题还是回到了农民身上。

要想实现王朝永固，巴列维就必须做到两件事：

国家的发展和农民的温饱。

而他已经为此准备好了一个天才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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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兼赈，两难自解

对于伊朗来说，解决缺钱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原本属于自己的资源从列强手里夺回来，然后分给大家。

但这显然不现实，因为国王的生态位是狗，你让他去开主人的保险箱，他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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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巴列维的办法是“内部挖潜”：

咱别去管洋大人要钱，咱只要自己努力奋斗多挣点就行了。

怎么个努力法呢？

这个时候巴列维就搬出了他的天才方案，他将此称之为“白色革命”。

“白色革命”包含了大量的世俗化改革措施，不过里面最重要的内容是土地改革，其主要目的是想方设法的把田地改成工厂，让农民去当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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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措施就是国家限制地主的土地上限，对超出上限的部分进行强制赎买，然后再把这些土地打个折卖给农民。

这样一来，地主手里的土地就变成了钱，他们以后只能投资建厂了。

而农民买到土地后，要把土地交由国家组建的合作社统一运营（农民获得股权凭证），自己则可以去地主投资的工厂里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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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整个交易过程中所需的大量资金从哪来呢？

政府赎买土地的钱主要靠出售国有资产，农民购买土地的钱则来源于国家提供的低息贷款。

理论上这样改完后，国家不仅能提升整体的工业水平，还可以从这些新工厂的身上收到更多的税；农民则在获得土地的同时还能去工厂打工，挣到更多的收入。

以改兼赈，两难自解，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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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实际效果如何呢？

1970年，已经13岁的卡西姆离开了自己成长的马利克村，来到了省会克尔曼市。

他到这里不是为了读书，也不是实现了“阶层跃迁”，而纯粹就是为了找份工作。

年仅13岁的小孩显然不会具备什么专业技能，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去到某个建筑工地搬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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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伊朗的农民工。

卡西姆年纪轻轻便如此拼命，并非在追求什么远大的目标，而是为了帮父亲还债。

如果不能按时还钱，他的父亲就会因为债务逾期而入狱。

那么他的父亲是做了什么不靠谱的事吗？

并没有。

卡西姆老爹的境遇不过是众多伊朗农民的一个缩影，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在巴列维的白色革命中欠下了一屁股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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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说“以改兼赈，两难自解”吗？怎么还欠上债了？

伊朗的土改计划在理论上看起来无懈可击，但最后落实的结果却是大部分农民只分到了面积狭小且十分贫瘠的垃圾土地。

这些垃圾土地产生的收益根本不足以偿还他们为购买土地而背上的债务。

官方挖坑，最为致命。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

具体的原因有很多，但根本原因只有一个：

白色革命对地主的态度是赎买，而不是消灭。

这有什么问题呢？

问题很大。

相对于一无所有的农民来说，地主们就是一群特权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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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有关系”的他们有一百种办法在分配土地时捞到大量的优质土地，甚至可以超出法律规定的面积上限。

而农民只能逆来顺受，听之任之。于是分到他们手上的自然就是一些“边角料”了。

分到贫瘠土地的农民很快就走向了破产，最终资不抵债的他们只好又以更低的价格把刚刚拿到手的土地卖掉。

这波操作总结起来就是“上杠杆去高买低卖”，经常炒股的朋友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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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一通折腾后，农民是钱包空了地也没了，还倒欠国家一笔钱。

他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也没有太多的抱怨。

面对穷途末路的绝境，他们只是默默的背起行囊，去往城市里务工还债，其中就不乏卡西姆这样的童工。

当然了，换个角度来说，这确实为伊朗的城市化进程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垂死病中惊坐起，红利竟是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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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列维王朝末期，伊朗农民的人口比例从改革前的70%降到了不到50%。

你就说城没城市化吧。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这些农民虽然进了城，但并没有直接转变为合格的产业工人。因为他们压根就不具备基本的工业技能，只能做一些没有技术含量的低端工作。

很显然，这样的人是享受不到产业工人们所享受到的那些社会福利的。

这就是“卡西姆们”的命运，对于他们来说，光鲜亮丽的德黑兰与自己毫无关系。

他们就如同一捆捆散落在路边的柴火，在全社会的忽视中默默的燃烧自己，照亮了巴列维王朝的改革成绩单。

只是不要忘了，他们也是人，也想过好生活，沦落到这一步谁的心里也不会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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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唯一还在关心他们的，只有那个陪伴了他们上千年的宗教组织，而其中有一个高级宗教学者的言论又让大家看到了希望。

和其他保守的教士不同，这个宗教学者主张彻底改造伊朗社会，彻底消灭在伊朗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挽救伊朗的前途。

该学者的言论在伊朗流传得很广，而尝尽生活艰辛的小卡西姆也逐渐成为了他的忠实拥趸。

他就是霍梅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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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了他娘的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

在这场战争中，以色列依靠西方的大力支持，豪取中东四连胜。

愤怒的阿拉伯人则在战后对西方搞起了石油禁运，引发了世界范围的石油危机，全球油价蹭蹭蹭的涨上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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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作为波斯人，本来跟这个事没什么关系。美国非常希望伊朗能在这个时候以美国的大局为重，不要跟风涨价。

结果巴列维本着“有钱不赚王八蛋”的原则把油价提得比阿拉伯人还高，狠狠的宰了美国老爹一刀。

当然了，巴列维这么做除了想赚点钱外，也有他的苦衷。

石油危机造成的大规模通货膨胀客观存在，伊朗如果不跟着一起卖贵点，日子确实也很难过下去。

但殖民者不会考虑殖民地的难处，看着“狗大不中留”的巴列维，美国人便动起了更换代理人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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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国内形势对巴列维也非常不利。

他领导的白色革命已经把伊朗搞得民怨沸腾，眼瞅局面就要控制不住，具体来说是这样的：

土地改革把农民逼上绝路；

出售国有资产造就大批贵族寡头，损害工人阶级利益；

世俗化改革得罪宗教势力；

拥抱殖民经济掐死了民族资产阶级；

依靠秘密警察进行恐怖统治，引发了自由派的厌恶；

自己手上还早早沾满了左翼人士的鲜血（1953年政变）...

都这德性了，美国人未雨绸缪也在情理之中。

这就是买办的宿命，但凡有了一点自己的想法，或者出现了一丝的危机，就会马上被殖民者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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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美国人看中的新代理人，正是主张反帝反殖的宗教大学者霍梅尼。

那么问题来了，美国人是不是吃错药了？

其实他们的逻辑也很容易理解。

在美国人看来，没有什么是不能收买的，而霍梅尼身上的诸多特点确实很适合代理人这份工作。

首先，他是国王的死对头，从1964年开始就因反对国王而被驱逐出境，用他来对付巴列维合情合理。

第二，他对伊朗民众的号召力很强，特别适合搞“颜色革命”。

第三，他虽然“粉丝”众多，但其本人只是一个手中既没有军队也没有实权的老年学者。而且长期“孤悬海外”，想来在国内也“没什么根基”，基本上属于“手无缚鸡之力”的水平，这样的人容易控制。

很显然，美国人对什叶派的组织能力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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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美国的设想，以后伊朗将由亲美的“自由派”来领导。至于霍梅尼，革命完成后好吃好喝的做个听话的吉祥物就行。

面对美国人递过来的橄榄枝，霍梅尼表示very good，反正我一把年纪了也没啥野心，只要能把那个国王赶下台，怎么配合都行。

于是双方就这么愉快的达成了共识。

1978年，伊朗的国内矛盾终于走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这一年，伊朗国内的抗议浪潮风起云涌，一场以霍梅尼为旗帜的伊斯兰革命正式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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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结果毫无悬念，毕竟连美国都站在革命的一边，整个过程主打的就是一个水到渠成。

最终巴列维在1979年1月彻底离开伊朗，霍梅尼则在2月乘坐法国的飞机“王者归来”。

一去一回，革命完成，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

在当时看来，这场革命不过是西方力量支持下的又一场“颜色革命”。

然而万万没想到，殖民者再一次被伊朗人当狗给遛了。

回到伊朗的霍梅尼完全不是一副“手无缚鸡之力”的样子。

他一下飞机就组织和动员起了整个宗教组织，并通过自身高超的政治手腕和巨大的号召力，一举打败了所有的反对派，成功夺取了政权。

毕竟霍梅尼的目标是消灭买办，而不是换一批人当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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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霍梅尼反手就把美国的橄榄枝扔进了垃圾桶。

他驱逐了包括外国资本在内的所有殖民势力，大规模推动了经济和资源的国有化进程，停止了一系列与外国公司的合同，同时对西方文化采取了排斥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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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西方列强再无力染指波斯大地，伊朗也从此成为了西方的死敌。

而围绕这场革命产生的争议，一直都非常大。

进步还是倒退？

争议的关键，就在于这个问题：

这场革命给伊朗带来的到底是进步还是倒退？

其实这要看对谁而言。

对于之前在德黑兰生活的有钱人和中产阶级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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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之前的那些现代化生活在一夜之间就烟消云散了，他们不得不开始遵循传统的宗教规则。

另外伊朗与国际间的协作也变得非常困难，那些立足于全球化体系的商人和工作者也肉眼可见的变穷。

所以革命后就有大量的伊朗人选择移民海外，引发了该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潮。即便是现在，向往美国的伊朗人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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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我们看大部分普通的伊朗人，他们从革命中得到的结果其实是这样的：

基础教育的普及率大幅提升，尤其是妇女的教育水平显著提高。

巴列维时期的伊朗识字率仅为36.5%，而现在伊朗的识字率已经接近90%。巴列维时期伊朗妇女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1.3年，革命后飙升至9.7年。

如今在伊朗的高等教育院校中，女性入学的人数甚至超过了男性；女性高中以上学历的比例也超越男性。

他们现在的副总统之一就是女性（伊朗有多个副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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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自给率大幅提升，目前已接近90%，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甚至还出现了较严重的肥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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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更加平等，不再有高高在上的贵族寡头。

经济命脉全部收归国有，社会完成工业化进程，成为中东地区的两大工业国之一（另一个是土耳其，伊朗的独立制造能力更强）。

得益于大部分日常用品都可以自己生产（包括汽车），即使在遭受大规模西方制裁的情况下，人们也依然可以保证一个基本的生活水平。

至于说日常生活受到宗教规则的限制？

因为这套规则本来就是伊朗人的传统生活方式，所以对于大多数伊朗人来说，日常生活其实没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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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作为局外人喜欢盯着头巾看，但伊朗妇女真正关心的问题是自己的娃能不能吃饱，有没有学上。

只有理解了这一点，你才能明白为什么这个政权能在喜欢闹腾的伊朗坚持到现在。

而且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伊朗社会的宗教规则已经远不如霍梅尼时期那么严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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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讨论现代伊朗的政治制度时，往往只会肤浅的停留在“政教合一”这四个字上。

至于伊朗的这个“政教合一”具体是怎么运作的，并没有几个人会去深究。

按照伊朗的法律，该国的“最高领袖”由一位什叶派宗教学者出任，具体人选则由专家委员会选举产生。

而专家委员会成员又由所有选民投票产生。

这个最高领袖并非人们想象中的“宗教领袖”，而是一个政治领袖。

他不负责具体事务，只是从长期利益的角度出发，对国家的重大政治和安全事务进行决策和监督。

我们如果经常看新闻的话就会发现，每当伊朗遭受外国袭击时，他们的最高领袖就会出来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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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国具体的执政者是总统。

总统既可以是宗教人士也可以是世俗人士，由全民直选产生，民主程度堪称“赶英超美”。

立法权则由议会和宪法监护委员会共同行使，议员由全民直选产生。

所以伊朗政治制度的特点可以用这么几个词来概括：

宗教学者监护，宪政共和、三权分立、全民直选。

这是一条非常具有中东特色的发展道路，我们作为外人可能永远无法真正理解里面的逻辑，反正他们运行到现在也没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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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还剩最后一个争议了。

既然伊朗从上到下都已经意识到了现代文明的重要性，那他们为什么还要用强制的方式去死守着一堆跟生产力发展无关的传统规则呢？

首先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他们的一个局限性。

伊朗人没有更先进的思想作为指导，所以只能从传统思想中去挖掘有用的理论，那自然就免不了继承一些糟粕下来。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伊朗这个国家一直面临着这么一个现实：

他们只有抵抗住西方思想的入侵，才能避免自己再次沦为西方的殖民地。

殖民者虽然被赶走了，但仍在虎视眈眈；国内的投降派也永远会存在，永远在使劲。

他们有很多办法去瓦解伊朗的抵抗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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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防止“被西化”一直是伊朗社会的重要课题，那他们靠什么去对抗“西化”呢？

目前除了这些传统思想外，他们还找不到别的办法。

所以他们就不得不专门花力气去保留这些传统思想，以对抗西方思想的入侵，同时减缓投降派增长的速度。

可以说严峻的国际生存环境极大的拖慢了伊朗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也是波斯文明的一个无奈的选择：

只有坚守传统，才能保持住反抗的力量。

客观的说，在“反帝反殖”这场世界文明的大考中，伊朗算不上优等生。但值得敬佩的是，他们一直都没有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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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凭这一点，就比那些“殖国”强得多。

但这也是一条长期而曲折的艰难之路。

革命后的伊朗喜提了美国亲自颁发的“邪恶轴心”认证。

当年他们在安全上被美国支持的伊拉克、沙特、以色列等敌对国家包围；在经济上被以西方国家为首的全球体系孤立；在政治上则被美国长期进行极限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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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革命后的伊朗每天都生活在生死存亡的边缘，这就是“不做狗”的代价。

那么伊朗是如何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呢？

他们给出的答案是四个字：以攻代守。

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期间，22岁的卡西姆作为革命积极分子加入了负责保卫霍梅尼的“500人团”，该部队就是伊朗革命卫队的前身。

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从伊朗山区里走出来的青年，将在未来的几十年里，率领伊朗乃至整个中东世界，对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展开反击。

而整个西方世界也将在几十年后记住他的大名：

卡西姆.苏莱曼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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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延伸阅读：

世纪大和解，中东生死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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