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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湖北孝感市孝昌县发生了一起震惊社会的重大杀人、伤人事件。
一个53岁的精神病患者持刀杀死了8人，还有1人受伤.
有知情人说，8名死者之中不仅有2岁的儿童，还有行凶者自己80多岁的老母亲。
毫无疑问，这是一起重大刑事案件。这件恶性杀人事件本质上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
凶手今年53岁，如果最终确诊确实是精神病患者，那么根据现行的法律他很可能全部或者部分逃避相应的法律责任。
我们尊重法律，但那些受害者和家属所受到的伤害又该怎么安抚和弥补？
有人说，追究精神病人监护人的民事责任。
但这起案件怎么追究？
有人核算过，根据当地目前的伤亡赔偿标准最后的赔偿数额可能高达700万。
但行凶者妻子早已去世，目前还有一个尚未成年的儿子。家里承担其监护人的只有他八十多岁的父亲和母亲。
他的母亲已经不幸罹难，而他八十多岁的父亲如果不是刚好下地干活，恐怕也难逃厄运。
这种情况下，法律确实可以判决监护人承担相应责任，但怎么实现？能否实现？
但凡家境稍微有些底子，年逾80的老翁也不至于还要下地操劳。
所以，这个案子即便是依法追究监护人责任，这也是一个现实难题。
惨剧已经发生，事已至此似乎也只能一声叹息，别无良策。
每一个惨痛的教训都是为我们敲响的深夜警钟。
相对于善后赔偿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
如何管理那些潜伏在身边的精神病人，防止他们再伤人。
要知道，这些年精神病人杀人、伤人事件不但残忍而且并不少见。
2015年8月14日，耒阳一名男子在吃米线的时候，忽然被人从背后袭击割喉，血流一地，当场死亡。
行凶者事后被证实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并因行凶时处于发病期，因此逃避了法律的追责。
2021年11月21日，张某因为家庭琐事，用49刀杀死了自己的新婚妻子。
事发后公安机关介入后调查才发现，张某及其家人故意隐瞒了张某的精神疾病，并且张某擅自停药，最终导致惨案的发生。
令人气愤的是，行凶杀人后的张某不但没有任何悔罪表现，而且坚信自己有精神病不会受到法律严惩，所以自始至终对受害者家属连一句道歉都没有。
最终结果真如张某所料，他虽然残忍杀人，但因为有精神病没有判处死刑。
2023年5月4日，一名年轻的舞蹈演员在K435列车上被一个陌生人突然袭击。
众目睽睽之下，他身中30余刀浑身是血，最后死在了妈妈怀里。
受害人和凶手没有争吵，没有矛盾，甚至连眼神交流都没有，但就这样一条人命就没有了。
更让受害者家属难以接受的是，杀人者最终因患有精神疾病而未承担相应责任，只是被送去强制医疗。
对于这个结果，受害者家属难以接受，但也没有什么更好方法补救。
这些年关于精神病杀人、伤人的恶性案件屡屡发生。而每次惨剧的发生也都会引发了公众对于精神病人犯罪及其法律责任的广泛讨论。
尽管这些年我们从西方学习了很多法律观念和理念，但截至目前，在如何防止精神病人伤人问题上，却很遗憾依旧没看到让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我们如何对待精神病人呢？
从商周开始，历朝历代都在探索如何对待精神病人犯罪问题。直到清代才逐步完善并稳定。
康熙二十八年，有律规定被看管的疯病患者若犯下杀人罪，监护人就要担责，重杖八十。
雍正九年开始在全国实行报官锁锢制度。谁家出了疯病患者，要第一时间上报官府，并明确谁负责看护病人，确定好责任人。从亲属、邻里到乡里，最后到官府，哪个环节出问题就处理哪个，最高杖刑一百。
“报官锁锢制度”最终于乾隆五年正式编入《大清律例》中。
乾隆二十七年又下令：“凡疯病杀人者，永远锁锢，虽或痊愈，不准释放。”换句话说，就是精神病人杀人就要永远关押在监狱里，就算以后病好了也不能出去。
嘉庆年间出于儒家思想考虑，又增加一个例外条款。如果疯病患者是家里独苗，且有老人需要赡养，可以在其痊愈并经过地方官诊验后释放。
但倘若“又病发滋事”，不但亲属也要治罪，而且疯病患者更是要蹲一辈子监狱，永远不放出来。
现在看看我们古人的律例，再想想那些潜伏在四周的精神病患者，会不会我们的法律治理会更有效？
不管怎样，不管在哪里，如果一个人持刀残忍杀害了8个人还不用偿命。
那说明法律确实需要完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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