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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人是有神性的，勿宁说，人是有理性的，这个理性不是锱铢必较的算计理性，不是动物性生存的理性，更不是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工具理性，是人对生死、盛衰、荣耻、爱憎、炎凉与温暖、何为珍贵何为不值一提这一整套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的生成与维系、修养与坚守、与生命等长的探求与向好。
这个理性最基础的是理解。
理解世界，自己，他者。
文学从教导转向理解的时候，也就是从群体转向个体。
是理解个体并服务于个体的，不是树立典型、楷模，而是具体到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这里面不再是简单的”政治正确“，而是人的成长、失败、艰辛、苦痛、缺失、喜悦、美好、光明、寻常与不同寻常种种。
不论它讲了多少事，这些事都是围绕着人的。
事因人生，为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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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万提斯则正好为整个文学史做成了相反的事：他使得一个传奇人物下降，降到散文的世界中。散文：这个词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不合诗律的文字；它同时意味着生活具体、日常、物质的一面。所以，将小说说成是散文的艺术，并非显而易见之理；这个词定义着这一艺术的深刻意义。荷马并不去想，在无数次的肉搏之后，阿喀琉斯或埃阿斯的牙齿是否还完整无缺。相反，对于堂吉诃德和桑丘来说，牙齿却永远是一件烦心事，或者是牙疼，或者是牙没了。“桑丘，一定要知道，一颗钻石也不及一粒牙重要。”
但是，散文并非只是指生活的艰难或平凡的一面，它同时也指直到那时为止一直被人忽略的美：一些卑微的感情之美，比如桑丘对堂吉诃德的那种带有亲切感的友谊。堂吉诃德斥责桑丘饶舌放肆，指出在任何一部游侠小说中没有一个仆从敢用这样的语气与主人说话。当然没有：桑丘的友谊是塞万提斯对散文全新的美的发现之一。桑丘说：“……一个小孩子也能让他在大中午相信是在黑夜：正因为他如此单纯，我爱他如自己的生命，他所有的奇特行为都不致让我离他而去。”
堂吉诃德之死因其散文化更令人感动，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感情用事的一面。当时，他已经口述了他的遗嘱，然后，在整整三天里，他度过了生前的最后时光，身边都是些爱他的人。然而，“这并不妨碍外甥女吃饭，管家喝酒，桑丘还是那么好情绪。因为能继承一些东西是可以消除或缓解一个人死去的痛苦的。”
堂吉诃德向桑丘解释说，荷马和维吉尔并不将人物“依照原样本色描写，而是按他们应当成为的样子，昭示后代，作为德行的榜样”。而堂吉诃德绝非一个可以追随的榜样。小说的人物并不要求人们因他们的德行而敬仰他们。他们要求人们理解他们，这是大不相同的。史诗中的英雄总能获胜，或虽败也能将他们的伟大保持到生命最后一息。堂吉诃德败了。而且毫无伟大可言。因为，一切突然变得清晰：生活的本来面目就是一种失败。我们面对被称为生活的东西这一不可逆转的失败所能做的，就是试图去理解它。小说的艺术的存在理由正在于此。
2悲剧性被撕裂的帷幕
我又一次要让阿隆索·吉哈达的身影浮现出来；看到他骑上他的驽骍难得，出发去寻找伟大的战役。他随时准备好，为了一个高尚的事业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但悲剧并不需要他。因为从一诞生起，小说就对悲剧不予信任：不信任它对伟大的崇拜；不信任它的戏剧源泉；不信任它对生活非诗性一面的闭眼不见。可怜的阿隆索·吉哈达。在他那张悲哀的脸所到之处，一切都成了喜剧。
（米兰·昆德拉《帷幕》）
——微博人间草木-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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