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述痒第三十一期丨 词的发轫

                                  词的发轫

唐诗宋词元曲，在各特定时代均有璀璨建树。《尚书·舜典》中记舜的话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里的永就是咏唱的咏。而随着时代的变更，“志”的定义也逐渐由政教抱负扩大到整个思想、意愿、感情。我们在讲魏晋文化的时候就提到过，儒教兴盛以来，“文以载道”，过分强调了文学的社会性，文人们开始寻找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更重视美学的追求，情感的抒发。故而，词的出现，有其必然性。

清朝张慧言在《词选·序》中引用许慎之的《说文解字》，认为“意内言外谓之词”。但他所说的词实质是指词语，我们今天所讲的词是合乐而歌的“曲子词”，也称长短句，不可同一而论。关于词的起源，学术界历来颇多争议，自宋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探索。有人认为李白《菩萨蛮》及《忆秦娥》是“百代词曲之祖”，但这两首本就是混入之作，只是意境阔达、情感深沉，比较近似李白的风格而已。根据《杜阳杂编》及《唐音癸签》，《菩萨蛮》曲调作于大中初年（约公元850年），李白如何能填此调呢？又有人认为，词系乐府，起源于六朝乐府。明朝的杨慎就在《词品·序》中写道：诗词同工而异曲，共源而分派。在六朝若陶弘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江南弄》、陆琼之《饮酒乐》、隋炀帝之《望江南》，填辞之体已具矣。持同样意见的还有明朝后七子的领袖王世贞、著有《词苑丛谈》的清朝文人徐轨，和写就《艺概》的刘熙载。但诗歌之中的杂言句式，自古代歌谣时期就已经存在，所以格式的相似不足为证。至于风格相近，作为新兴文体，风格并不能构成因果关系，否则我们把词叫做六朝诗歌体就好了，何必另起炉灶？诗的题目相同也无法令人信服，比如《江南弄》一首，除开梁武帝，昭明太子和沈约也写过，但各自的格式都不相同，所以以上知名文人的看法，仍是有失偏颇。还有人认为，词系长短句，起于《诗经》中的《殷雷》、《鱼丽》等长短句之什，甚至有人认为词的始祖可追溯到唐虞时代的《南风操》和《五子歌》了。可正声雅乐自秦汉以来大多沦散，更经历了魏晋时期长久的战乱、南北迁移，作为词的起源实在牵强。

胡适也写过一本《词选》，附录有一章《词的起源》，较为系统地探究了词的来历。他认为词最早不得过第八世纪晚期。总观初唐、盛唐的乐府歌词，凡是可靠的资料，都是整齐的五言、七言，或六言的律绝。当时无所谓“诗”与“词”之分；凡诗都可歌，而“近体”（律诗、绝句）尤其都可歌。如中唐的乐府新词：《三台》、《调笑》、《竹枝》、《杨柳枝》、《浪淘沙》、《忆江南》，其中《三台》是六言绝句，《调笑》则是游戏的歌词，而《竹枝》、《柳枝》、《浪淘沙》皆是七言绝句，而李德裕初作《忆江南》，还用的是五言旧体，同时代的白居易才依曲子作成长短句，就是我们熟悉的哪一首：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后来刘禹锡和他的春词，就是用的这个曲调：

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挹露似沾巾，——独坐亦含颦。

最关键的是《刘集》中这首词的标题：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

这是依调填词的第一次的明例。

所以，依此来看，词起于中唐，《调笑》和《忆江南》是最早的创体，而《春词》则是最早明言填词的先例。那么，这种长短句的词体又是如何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呢？朱熹认为，是由于“泛声”。古乐府诗歌演奏时，为使乐音和谐合于节奏，会配上轻弹缓奏的虚声，也叫散声或和声。后人为了保存这种“泛声”，就把原来有字的音和无字的音，一概填入文字，就成了长短句的词了。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正确，因为我们在词里也能看到“泛声”的情况。比如《思帝乡》，温庭筠、韦庄和孙光宪的各行字数就各不相同，甚至到元曲时，“泛声”更加频繁。所以，朱熹的观点站不住脚。实际上，唐乐府歌词先是和乐曲分离的，先有歌词，而乐工伶人则将之谱为乐歌。但作于不通文艺的伶人倡女，其词不佳，不能满人意，于是文人给他另作新词，使美调得美词而流行更久远。中唐以后，歌词与乐曲渐渐相近，于是诗人常常取现成的乐曲，用这种长短句体作新词，形式是词，其实只是一种借用词调的新体诗。而这也在崔令钦的《教坊记》，和《旧唐书·音乐志》中有相关记载，唐代将这种新体诗称为“曲子词”，后来简称为词，由此发展而来。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以前所认为的词是“诗余”，是诗歌的一种下属分类，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词与诗歌更近似一种兄弟关系，二者有先后，但并非从属。

关于胡适的论断，后来又有补充。学术界知名学者龙榆生率先提出了词起源于隋代的说法，并得到唐圭璋的认同。他们的眼光更多地集中在了曲的问题上。词的产生是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音乐环境的。我们说词是“曲子词”，而它所依照的曲源自隋唐以来的燕乐新曲。我们刚才提到的《教坊记》中就有明证，《泛龙舟》、《穆护子》、《安公子》、《斗百草》、《水调》、《杨柳枝》、《河传》等均为隋曲。至此，夏承焘也参与了进来，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三围词学大师达成了一致。夏承焘借宋代王灼、郭茂倩等人之说为证，强调“词的产生最早还起于民间”，所以词要分为民间词和文人词，而这，就补充了胡适的看法。我们先前以秦汉、魏晋以来的乱世否定了词起源于诗经之类的说法，而魏晋时期五胡乱华，胡人音乐的传入则为三位大师开启了思路。敦煌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其中就有清代整理的唐五代词曲一百六十一首。曲子词给词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它以充分、坚实的证据证明民间创作是词的最早来源。歌颂皇帝功德的四首《感皇恩》，夸耀菩萨灵异的六首《苏幕遮》，以及类似医生汤头歌诀的三首《定风波》。这些词的内容很少可取，但可以看出当时词调在民间的广泛流传。其中少数优秀作品想象丰富，比喻贴切，生活气息浓厚，而且语言通俗生动，具有魏晋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共同艺术特征。在格调方面，则已明显看出近体诗的影响。中唐前后，由于民间词的广泛流传，一部分比较接近人民的诗人开始了词的创作，他们在民间词的基础上，吸收和运用了它们的成就而逐渐发展起来。

诸家之说，告一段落。时至今日，在诗词方面，获得2015-2016年度“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终身成就奖的叶嘉莹先生有着绝对的权威，而她在《论词的起源》一文中，也阐释了与先贤相同的看法。

固本长木，浚源远流。

我们获知了词的起始，才能更好地理解其中的内涵。词于民间绽放，更好地传达人们的情感、记录人们的生活。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写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相比于“言志”的诗，词更偏向于艺术的审美，不管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更富于人的美感。诗可以记事、议论、抒情，境界之开阔无所不包，固然是好的。但词的韵味悠长，更引发人的联想，才能寄托贤人君子们幽约怨诽的情思，展现出一个有血有肉、会哭会笑的真实的人。当我们不再执着于过分沉重的“文以载道”，腹内柔肠挂起缕缕情思，词的美，便打开了它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