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上哪有药神，只有自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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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分享的文章题为 : 这世上哪有药神，只有自救的人

来自公众号：谷雨实验室    作者：高龙

现实题材电影《我不是药神》一夜走红。影片讲述了一个印度仿制药代理商的蜕变，将绝症病人的生存困境、药贩的道德困境、警察的执法困境以及医药公司的商业困境，生动而直白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影片改编自真实事件——轰动一时的“陆勇案”。故事主人公的原型陆勇，是江苏无锡的白血病患者，也是企业家，曾被众多白血病患者称为“药神”、“药侠”：在自己寻医问药的过程中，陆勇为很多病友打开了仿制药的大门，也给绝望的中国癌症患者新的微弱希望。

现在，中国每年都有大量癌症患者，因为难以支付高昂的医药费用而转向印度药市求援。

2017年10月，谷雨实验室曾讲述他们在异国土地上，寻找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故事。

“古尔冈，有霾，31度。”智能手机上这样显示9月26日的天气。在印度德里南部古尔冈一家私立医院，赵防身体疲惫，倚坐在椅子上。他等待着印度医生的检查结果，然后购买廉价的印度药。这是他最后的希望。

像赵防一样，数目庞大的中国癌症患者去印度求医问药。他们通过社交网络传递购买信息。比如，一个乳腺癌群，人数多达一千多人。购药者多数去了印度首都德里，这里药商和医院数量最多。

阿比特龙，13倍； 赫塞汀，3.7倍；拉帕替尼，6.3倍；多吉美，28倍。这组数字来自我们在德里走访的一家药房，是几种常见国内售抗癌原研药与印度仿制药的价格比。原研药为大药厂经过漫长时间周期和巨大资金投入生产的原创性新药；仿制药为小药厂根据原研药的化学成分仿制。成功的仿制药药效接近原研药。惊人的价差，是国内患者到印度购药的直接原因，即使国内仿制药，价格也远高于印度仿制药。

此外，印度仿制药以优质闻名。中国类似的药企有4000多家，但仿制药质量并不理想。2017年5月12日，中国首部仿制药蓝皮书正式发布，全面提升药品质量，使药品质量和疗效达到国际水平，已成为一大目标。

两年前陷入绝境后，赵防邂逅了印度药。

2015年9月17日，在山东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赵防陪同患甲状腺癌的妻子做例行检查。妻子让他也做一次体检。他意外检查出患了癌症。

在医院期间，赵防开始准备遵医嘱吃靶向药特罗凯。但此药申请购买迟迟没有买到。赵防发现，几个病友在吃印度版仿制药易瑞沙，就托他们购买服用。这种药在赵防的老家没有纳入医保，但相对于进口的原研药便宜很多。最便宜时，赵防买的易瑞沙300多块一盒，而原研药价格约为5300一盒。

印度版易瑞沙作用明显。赵防病情稳定，能自由活动，不用家人伺候。但副作用也显而易见，赵防“每天好像生活在另一个空间，脑子没有意识，坐在哪儿都想睡觉。”

服用易瑞沙18个月后，赵防产生了耐药性。感觉身体受不了了，赵防通过中医途径，私自决定服用仿制药泰瑞沙——孟加拉产的Osicent。泰瑞沙为上市新药，为易瑞沙的第三代药。吃原研药泰瑞沙一个月花费5.1万。赵防吃的仿制药泰瑞沙，一个月6000元。泰瑞沙为易瑞沙产生耐药后的替代品。但赵防的这次服用没有明显效果。

2017年8月20号，稳定两年后，赵防体检时发现肿瘤肝转移。“真没有机会咱也没有办法，听天由命。只要能走动，扶着墙能走我也走，我也不在家坐着，不在家躺着。我一直都在坚持。”他当时想着。

和一家医药旅游公司接触后，赵防想到去印度。

9月23日，赵防跟随医药旅游公司工作人员，在赵凯陪同下，踏上去印度的道路。他们从济南飞到昆明，休息一晚后，9月24日，起飞到德里。被安排到古尔冈一个酒店。

嘈杂的人声和汽车喇叭声充斥德里的大街小巷，这里混乱的街景和赵防心目中的“首都”相去甚远。

赵防在国内住院时，遇到淄博的老两口，拿了1.8万元到医院看癌症。次日，钱花完了，两人被医院撵走。此事对赵防触动很大。

但眼前这家私立医院让他印象深刻：保安拿着步枪，内部环境像博物馆，“他们的座椅都非常人性化，全是软包的，考虑到患者的身体，就没看到国内那种冷冰冰的铁凳子”。

印度医生耐心的询问让赵防吃惊。在国内，他每次看病通常只和医生聊三五分钟。而在这里，他和一位医生聊了一个小时。

检查确认，赵防的肝转移增大到三厘米了。医生让他把旧药停掉，换成新药阿法替尼，并在医院的药房拿药。这里的药价执行印度药监局定的最高零售价格。

吃药数天后，赵防感到身体状况有所好转。

这种好转背后，是中国癌症患者们的历尽艰辛，即便只是为了购药。

他们首先要忍受印度的常年高温。“人们来买药和季节完全没有关系。”常年带购药团买药并担任翻译的刘正坤（化名）介绍，从4月底一直到7月，是德里最热的时候，有时温度能达到45度，在外面呆5分钟就全身湿透，但前来的中国购药者仍络绎不绝。

冬天，购药者则要面对德里严重的雾霾。2016年2月，刘正坤接触的购药团从昆明飞到德里，已经凌晨三点，雾霾非常严重，能见度只有三四十米。许多患者不得不带着口罩去买药。

组团购药的人群基本上形成了购买习惯：在各个药店比对价格，觉得合适就订药；订完以后在附近旅游购物，临走时过去拿药。

有时，购药者会遇到麻烦。“药商为了拉客户，面谈时药品购买量答应得很爽快。但他们去和供应商沟通时，有时药品供应不上，不能及时拿到货。第二天顾客去找他，他就变卦了，说这个药可能今天拿不到，往后推迟，或者说不能足量供应。”刘正坤回忆。他遇到过一个购药团，和印度药商订了五十多支赫赛汀，但对方最后只交货三十多支，导致有几个人买不到药。这几个人本来已经订好次日回国的机票，只能延期。

购药者还要面对德里复杂的治安环境。伪装成教授的行骗者在亚姆纳河畔游荡，潜藏在人群中，伺机向外国面孔的人群行骗。深夜的小巷同样出没着各种势力。

另一个挑战来自印度饮食。许多患者及家属吃不惯印度菜，特别是印度咖喱。许多人自己带泡面或其他国内食品前来。“我之前带他们吃印餐，基本没有人吃惯，吃完一餐之后，都让我带着去吃别的。吃了印度餐好多患者受不了，拉肚子，好多人来自己带拉肚子的药。”

为了省钱，很多购药者住200多元一晚的旅馆。整个行程一般花6000元左右。

多数购药者前来买冷链药（指对药品贮藏、运输有冷藏、冷冻等温度要求的药品）。冷链药需要2到8度的温度。购药者除了基本行李，还须携带一个冷藏药箱。印度市场没有卖冷藏药箱的，他们要通过网络购得，8升至18升的都有。冷藏药箱里面有冰块，只能托运。

除了印度实体药店，大量廉价印度药通过网购渠道流到国内。网购是法律模糊地带。如果网购用于牟利，则在国内属于非法。

对购药者来说，海关是一个麻烦的关口。

无锡人潘建三就经历了海关检查。

潘建三，62岁。2003年患了间质瘤，在北京301医院治疗，医生推荐当时限量供应的格列卫。潘建三通过关系，才搞到一盒，2.55万元。潘建三一年吃12盒，两年下来药费花了70万，而当时无锡的一套房子才20万。在家人、朋友的帮助下，潘建三撑了下来，直到2015年才还清债务。

无钱治病的潘建三甚至想自杀。后来，他获知印度药的购买渠道，通过网站转钱到印度药商的账户，对方把药寄来。印度仿制的格列卫一盒3960元，仍远高于他的月工资，但远低于国内销售的药物。如今，印度版格列卫降到了一盒仅247元。

2012年，潘建三和一个朋友合买了10盒药品。印度药商邮寄药品时，被上海海关怀疑是贩药，扣下。两人到海关解释是自己使用，后来写了保证书，交了10%的关税，几千块钱。

刘正坤2015年毕业于德里大学，住在德里南郊。至今，他已通过网络和现实接触了近一千名患者。

2015年11月，刘正坤接待了第一批国内癌症患者及家属，一行五人。他们在德里的许多药房转，比对价格，买针对乳腺癌的赫赛汀。在这批病人的家乡，赫赛汀还没有纳入医保，原研药价格昂贵，25000元左右一支。而印度仿制药是5600元一支。

廉价的一大原因，是在印度设药厂门槛很低，而且监管松散。“制药的许可证可以托关系买到。我有朋友就专门负责给人办证。”刘正坤提到。

刘正坤观察到，许多药房老板都私下卖药，不走公司渠道，这样钱都进到自己口袋。这些老板在网上打广告，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私人渠道的竞争力在于可以将价格压得很低。药房老板可以直接从供应商拿药，通过多卖挣钱。患者可以享受较大折扣。比如赫赛汀，走公司渠道和私下里卖，一盒差一两百人民币。

市场混乱根源于印度仿制药的廉价带来的吸引力。如今，这种吸引力正部分收到挑战。对许多国内顾客来讲，许多抗癌药价格降低，并且在部分地区纳入医保，购买会便宜很多，一些人选择在国内买药。

但印度药的低价目前仍无法替代。如今，格列卫纳入无锡医保。但是，医保报销的手续繁琐，需要患者自己每年掏1.8万元，而潘建三购买印度版格列卫，每年仅花不到3000元。他思考一番，觉得还是买印度药划算。

患者困境同样体现在赵防身上。“活着就是给孩子一个希望，没有了连个希望都没有了。”这个坚强的男人称自己是家里唯一的希望。而印度仿制药阿法替尼，成了他目前唯一的希望。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播音：中国传媒大学 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