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生存秩序管理》
一切社会问题回归到最初，都是群体生存秩序的矛盾。社会管理是群体生存秩序管理，是对群体生存资源和群体生存方式的整体规划。因为没有出现过完善的群体生存规则，所以个体之间的冲突从未断绝。一个文明的进步，应该是群体生存体制的不断完善。
蜜蜂合力筑巢、蚂蚁协作觅食，物种形成社会，而社会因成熟的生存秩序得以稳固。人类社会同动物社会最大的不同是，人类社会的秩序是种内竞争秩序，而动物社会的秩序是种间竞争秩序。动物在自然界劳作获取资源，而人类要在种内工作求得生存。人类生存秩序首先要解决的是生产力的提高以满足人口的过度增长，还有资源分配过程中必然产生的贫富差距。
儒家的社会管理提倡仁义，但伦理道德只是缓解社会矛盾，而无法促进社会生产。国家治理有两个诉求，一个是求强，一个是求安。儒家安民而不能强国，和平时期可以稳固社会秩序，竞争年代弱国伤民。安民的基础是强国，弱国没有长期的和平，更无所谓和平下的稳定秩序。诸子百家在社会管理方面大多无法触及社会的根本，只有法家的商鞅对社会生存秩序有独到的见解。儒家安民，而法家强国。
商鞅变法鼓励农耕，奖励兵战，能够做到把整个国家的所有力量集中到农业和军事上来，本质上就是通过有意识的社会体制调整来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和强化国家对外竞争力量。大多数国家都知道要重视民力和军力，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并没有把国家的社会重心做到高度集中。一个国家的工作重心，就是整个社会的人心导向。封建时代，粮食是生存的根本，所以农业是国家的重心，国策便是重农抑商。资本时代，经济是进步的动力，所以商业是国家的重心，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国策就是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每一个社会的重心，围绕着每个时代影响社会的首要力量。而每个时代的社会重心，都必然成为每个时代的人心导向。重农抑商的年代，商人低贱，就没有多少人乐意发展贸易。鼓励贸易的年代，企业家变得尊贵，人民又趋之若鹜。百姓没有自己的追求，以社会的追求为追求。百姓没有自己的贵贱，以社会的贵贱为贵贱。国家让商人低贱，人民就安于耕种。国家让商人高贵，人民就积极创业获取名利。能够集中所有社会力量去发展，国家就没有发展不起来的。儒释道约束人的欲望，而生产力的提高在于引导社会群体的追求。
商鞅之后的法家大多着眼于行为的法律，而没有触及社会生存体制。用法律来赏善罚恶，那么跟儒家的伦理道德便没有区别，比道德性法律更深层次的是社会体制建设。法治和德治都不是社会管理的根本，社会管理的本质是群体生存体制的管理。
国家不会因为仁义而变得强大，资源不会因为信佛而得到增长。伦理道德和心灵超脱属于社会文化而不属于社会生产，而一个社会的稳定首先得益于生产力的富足和生产关系的和谐。马克思最伟大的地方，不在于其理论是否正确，而在于其代表了人类开始有意识并且系统性去思考和制定自己的生存秩序。
物种的生存秩序由天地规则进行规定，因自然演化而最终成型。一个社会若能主动为自己制定生存体制，就代表了该社会文明已经高度成熟。生命固然可贵，但是比生命更加可贵的是对生命的认知。对自我生命的认知，还有对群体生命关系的认知，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社会不能发展是因为生产力低下，群体不能和谐是因为分配差距开始扩大。贫富差距是古往今来的通病，未曾有一个时代解决这个问题。两千年前的商鞅就说过国家的富强要使穷者越富，而富者越穷，但没有哪个政府可以实现。无法缩小群体的差距，就无法达到整体的富强。原因在于社会管理一直未曾侧重群体生存关系，并且从未制定一种不会导致差距必然扩大的群体生存秩序。
比起生存关系这个老大难的问题，还有一项相对比较容易解决而又未曾解决的问题一直被人忽略，就是群体生存方式。生存方式就是生产方式，也是就业方式。传统社会发展往往体现为城市化，也就是线下资源的集群生产。生产资源集群化，劳动力就会形成跨区域流动。无法做到本地化生存，安土重迁的生活秩序就会开始崩塌，城市化所导致的高房价等问题还会大幅度降低群体生活的幸福感，造成社会整体矛盾的扩大和普遍性生存焦虑。新的生存方式的实现，在于新的就业方式的实现，不是居家办公和远程办公，而是普世性的本地化居家办公。淘宝商家、网络主播、小说作家、内容创业这些都是本地化居家办公的直接体现，互联网可以解决线下资源集群问题，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线上资源集群的选择。跨区域的资源集群，非区域化的网络办公才是未来本地化居家生存方式实现的方向。本地化居家生存，才是解决城市化生产矛盾和普世生存焦虑的关键。
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是对社会自身规律的认知，只有认识社会规律才能做好社会管理。成熟的社会可以有意识去思考和完善群体生存秩序，并且能够主动引导群体生存方式的进步，这才是社会文明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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