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 . 吐蕃王朝的佛经翻译

通俗西藏史（二百二十四）——吐蕃王朝的佛经翻译

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藏史德云社的老布，又来啦！

前面两期我们讲了吐蕃的僧相制度，这期咱们来聊聊赤德松赞时期的弘佛举措。

赤德松赞被后世的佛教史料塑造成了“吐蕃三法王”，自然是肯定了他在弘佛上的业绩。

那么他的弘佛事业都有哪些亮点呢？

首先肯定是建佛寺。

这件事情是最被后世佛教徒津津乐道的业绩。

前面反复提到的噶迥寺，就建于赤德松赞时期。

关于这座寺院的建立，藏文史料上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

“一天，幼小的藏王对众臣和僧人们说：‘我的历代父祖之时，兴建了许多寺院，如今我要修建一座太阳那样大的寺庙。’

众臣和僧人们告诉他太阳面积很大，在吐蕃国土上容纳不下。

国王又说：‘那就修一座月亮大的。’

众臣和僧人们又告诉他月亮与太阳一样大，同样容不下。

国王最后说：‘那就修建一座星星那么大的吧。’

于是，在拉萨西南修建了噶迥多吉英寺（意为小星星金刚界寺）。[1]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修建桑耶寺前，也有一个很类似的故事。

赤松德赞对大臣们说，我要彰显自己的功业，然后提出了几项给珠峰装电梯、给长城镶瓷砖之类的任务。大臣面对这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都犯愁了，然后同意建一座寺院。

两个故事的结构如此类似，藏文史料的书写者可能是想彰显赞普的睿智。但反过来想，赞普为了建寺要绕这么大的圈子，他是不是遇到了某些阻力呢？

至少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赤松德赞建寺的时候，一定是遇到了阻力。

那么赤德松赞时期建寺，会不会也有大臣反对呢？

我们来看噶迥寺碑文上是怎么写的，“至父王升天之后，复有人以卦象及梦兆等由，在我王臣之前屡进谗言，谓：‘信奉佛法对赞普圣体及国政产生危难，故不应信奉，请将赞普宫中所建三宝之所依处尽行拆去，总之不应信奉佛法也。’

朕今思之，若因彼等卦象及梦兆等虚假错谬之词，将至关重大之三宝所依处及佛教教法毁弃，则对长远后世不善不利也，且违背先世王臣所立誓愿盟文。”

这说明，抵触佛教的力量一直都存在。

碑文里也回溯了前代赞普时期，反佛势力的举动，“至我赤德松赞赞普，七代赞普俱信奉佛法，未有不善不吉之事。

只是当父王赤松德赞年幼之时，祖父赤德祖赞为信奉佛法所建之扎玛瓜洲寺毁坏，有少数不信佛法之人（以此为藉口）不准再奉行佛法，并写入律令之中。

故其后父王赤松德赞身遭危难，后因敬奉佛法身转安泰，故发愿立誓大宏佛法，永远不使氓灭，并书写誓文。”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前面有坏蛋灭佛，招致了灾祸，是因为供奉佛教才转危为安。

因此，那些说供佛导致恶兆的人都是胡扯。

我还是要继续把佛教发扬光大！

紧接着，他在碑文里还特别强调了一下，“朕如此立誓发愿，内外大小臣工亦已发誓遵行，写入盟书誓文中。依此誓愿盟文，则今后即使有卦象或梦兆等无论何种方式言说‘信奉佛法终究将获恶果，故不应信奉’，吾等也不得毁弃三宝。无论大小臣工中何人如此奏请，亦绝不能听从。”

之后，赤德松赞就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赞普之子孙，从年幼者起，至执掌国政者止，俱应跟从比丘学习佛法；

蕃土全境亦须学习佛法，奉行不懈。无论何时，上自权贵，下至庶民，都不得阻塞信徒出家之道；

绝不准将出家僧人贬给别人为奴，也不准科派差税而奴役之，不得以世俗之法惩处之，而以彼等作为朕父子皈依供养之对象。

大家注意这一条，吐蕃僧人已经开始有法外之民的味道了，大家想一下这将意味着什么。

4. 赞普宫中所立之佛殿，绝不毁弃，绝不断绝供养。

“总之，赞普宫廷及全蕃境土，绝不能以任何方式毁弃三宝。

无论父祖子孙何代赞普之时定断为三宝之顺缘者，不使减低，不使毁坏，依例供奉。

除当今王臣众人如此立誓外，赞普子孙后裔各代亦须如此立誓。

今后凡新娶王妃、新委大臣，均应是如此立誓之人，有未如此立誓者，定使其照此立誓。”

看完了碑文是不是有一种感觉，赤德松赞为了推动佛教，堪称是处心积虑、恩威并施？

但光有佛寺还不行啊，僧人还得有经念才行，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译经运动，就在吐蕃展开了。

按照藏文史料的记载，佛经翻译从松赞干布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还记得我们以前讲过，拉脱脱日年赞时期有个宝箱从天而降，砸在了雍布拉康的房顶。宝箱里面的佛经谁都看不懂，这时天上雷音滚滚的说：“再过五代就明白啦！”

再过五代，就是松赞干布的时代。

他派吞弥·桑布扎到印度学习之后，创立了文字，然后打开宝箱翻译了里面的佛经。

随后，两位公主入藏分别带来等身像、僧人和经卷，松赞干布也多次派藏族青年到印度、尼泊尔、长安等地求学和翻译经典。

据记载，当时建立了三个译经场，分别由松赞干布、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主持，将梵、汉佛经、医学、历算等典籍译成藏文。[2]

从松赞干布去世，到尺带珠丹继位，佛教沉寂了半个多世纪，连翻译佛经的基础都不存在了。

到了尺带珠丹时期，他娶的金城公主又带来了一批僧人、佛像和佛经。这次和亲从佛教发展的角度上看，可以认为是外域对吐蕃佛教的一次再注入。

就像德国藏学家霍夫曼说的，“金城公主对于佛教做了大量的事情。毫无疑问，由于她的影响使得中国佛教的代表——汉族‘和尚’，又开始在西藏的王室里扮演角色了。”

这个阶段翻译过佛经，藏文史料里也有相关记载，但数量不会很多，而且以汉文佛经为主。[3]

但即便如此，这已经算是吐蕃佛教的回暖期了。

再往下就是赤松德赞的时代了，这时代是佛教扬眉吐气，高歌猛进的阶段，要是没翻译佛经反倒是咄咄怪事。

这个阶段的佛经翻译，有可能是吐蕃王朝第一次大规模的国家行为。因此翻译的佛经，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据《拔协》和《莲花生大师传》记载：“当时号称邀请108位外籍僧侣前来吐蕃翻译佛经。他们入住了设在桑耶寺的译经院，所用一切物资均由王室提供，负责餐饮膳食的官员都由一位王妃担任。”

在翻译的过程中，各类人员有明确的分工：

“小译师”负责笺证注释工作，帮助人们正确理解译文的内容。

“中译师”从事复校，即文字的校勘核对。

“大译师”负责校对，保证译文质量。[4]

一部佛经通过了大中小译师的三道把关，才算是翻译完成。

赤德松赞和热巴巾两代赞普，继承了之前的翻译事业，并继续发扬光大。

据藏文史料记载，当时的译经院汇聚了印度、克什米尔，以及藏区各地的译师。这些译师对佛教文献进行全面的汇集、审定和编纂，对诸多语言版本的翻译件，进行统一和规范。

同时，他们还在赞普的命令下，将东塘丹噶宫、旁塘无柱寺和桑耶钦浦庙中所存佛经，按学科分门别类编成《钦浦目录》、《旁塘目录》和《丹噶目录》等三部经藏目录。

可惜前两部散失了，只有《丹噶目录》流传了下来。

在这场规模宏大的译经运动中，两位钵阐布功不可没。

根据藏族史籍《声明要领二卷》的记载：“赤德松赞于马年(814年)发布文告, 命两位钵阐布组织吐蕃和印度僧人翻译佛典，统一译例，厘定语词, 并将所译佛经编成目录。”[5]

学者们也在敦煌藏经洞保存的文献中，发现了两位钵阐布校对过的佛经题记。

这说明，他们的足迹已经远达了河西走廊上的敦煌。

说到敦煌地区的佛经翻译，有一位大师不得不提，他就是藏族历史上不世出的大译师——管·法成。

管·法成大师出身于吐蕃豪族桂氏，原籍在今日喀则谢通门县仁钦孜乡，其生年不详，圆寂于859年。[6]

在文献里管·法成，也翻译为郭·法成、桂·法成，他的汉族弟子把师傅的姓氏翻译为汉姓的“吴”，因此在汉文文献中，也称“吴法成”，或“吴和尚法成”。

法成大师出身的桂氏，我们之前曾经提到过。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赤松德赞刚继位时，大臣玛祥仲巴杰推动了一次灭佛运动。赤松德赞为了兴佛，联络老臣赤桑雅拉用计活埋了玛祥仲巴杰。

这位赤桑雅拉就出自于桂氏，之后他被任命为大相，算是赤松德赞弘佛之路上的一个助手。之后他又多次出现在《拔协》的记载里，在寂护大师入藏、桑耶寺建设的过程中都曾露过脸，可见在当时是个颇有些影响力的人物。

至于法成大师何时来到敦煌，因何来到敦煌，已不得而知。

我们只知道，之后他一直在河西地区活动，直到圆寂。

他到达敦煌后入住了永康寺，不久便开始了译经事业。

由于他精通梵、藏、汉三种文字，因此翻译的佛经，即有藏文译做汉文，也有汉文译作藏文。

目前存世的大师译著，就达数十种之多，这种成绩放眼整个吐蕃王朝都属于难能可贵。

其中，最著名的译作当属《贤愚经》。

该经是藏文写本中的名篇，其译文水平之高，堪称汉藏佛经翻译的精品。由于该经在藏区流传甚广，对藏族的文学艺术、歌舞表演、造型艺术、宗教仪式等方面影响深远。

在藏区的大小寺院里，取材于《贤愚经》的壁画、唐卡、佛画随处可见，很多传统藏戏也改编自此经，至今久演不衰。

甚至，宗喀巴大师在公元1409年发端的拉萨传召大法会，就是根据《贤愚因缘经》第一品释迦佛降伏外道六师的故事而起。

法成大师还将敦煌地区流行的密教莲华部，有关观世音的四部经典译成藏文，使观音信仰在吐蕃的影响力大大加强。从而推动了吐蕃观音 “六字真言”的盛行，为此后藏地一千多年的 “六字真言” 信仰奠定了关键的基础。[7]

由于长期生活在敦煌，法成大师在河西地区拥有极高的声望和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在张义潮举事的过程中可见一斑。

张义潮在唐宣宗的大中二年（848年），乘吐蕃内乱之机，率众驱逐了敦煌（沙州）的吐蕃镇将。

关于张义潮的行为，该如何定性是个挺有意思的问题：

从吐蕃的角度上说，张义潮的行为属于暴动，或者干脆就是反叛。因为张义潮是吐蕃任命的官员；

从唐朝的角度上看，张义潮的行为肯定是起义，因为他祖父是唐朝人，属于沦陷区的故族。

这件事清晰的告诉我们，同一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看，会看到完全不同的结果。

不管来怎么定义，这次行动的本质是驱逐吐蕃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但管·法成作为一个吐蕃人，完全没有受到影响，依旧在寺院里干自己喜欢的事情。

这足以说明，他在河西的影响力，大到了无人敢动的地步。

可惜，在唐朝以后法成大师就隐身于历史的云烟之中了，以至于陈寅恪先生在研究了大师的作品后，为他喊冤叫屈：“夫成公之于吐蕃，亦犹慈恩之于震旦；今天下莫不知有玄奘，法成则名淹没者且千载，迄至今日，钩索故籍，仅乃得知。”[8]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管·法成的功劳，堪比玄奘大师，可天下人都知道有玄奘，却无人知晓法成大师。到了今天，我们只能钩索古籍，才能一见法师的大名。

说完这段话，陈先生感觉还不过瘾，又给了一句评语：“沟通东西学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群体值得提一下，这就是外来僧人的贡献。

按照《贤者喜宴》的记载，早在松赞干布时期的佛经翻译，便有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和唐朝的高僧参与。

其中，唐朝的僧人还跟本地学者合作，把文成公主带来的医学、历算书籍翻译成了藏文。据说保存在敦煌的藏文《尚书》、《战国策》，也翻译于此时。[9]

尺带珠丹时期的翻译队伍里，又加入了于阗的僧人。这段时间翻译的著作，除了佛经、医书和历算，可能还包括了儒家经典。

在《旧唐书·吐蕃传》里记载：金城公主派使臣，从唐朝取回了《毛诗 》、《礼记》、《左传》和《文选》。

现存的敦煌文献里有《孔子项橐相问书》，行文顺畅，不拘泥于汉文字句，而是翻译内涵。有的地方还根据其他的汉文史书作了增补，可见译者对汉文注疏的功力相当高。

之后就进入了佛经翻译的全盛时期，译经成了国家行为，大量外地译师进入吐蕃参与翻译事业。

在《贤者喜宴》的记载里，桑耶寺译经院里聚集了108位（虚数）上师参与翻译，这些人不可能都来自吐蕃本土。

纵观整个吐蕃王朝的译经过程，各个时代的翻译工作都有外来僧人参与。

这种众僧云集的状态，恰恰说明了吐蕃王朝的包容与开放。

这个时期的吐蕃人，有一种超越时代的豪迈，他们不在意种族差异、他们不在意门户之见、他们可以接受任何外来的文化。

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包容与开放是吐蕃王朝强盛的根本原因！

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甚至超越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超越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很多人！

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为了从更高的视角来解析西藏的文化。

它不是某些人心中意构的那种，在一个封闭区域内，由一个封闭的群体，独立发展出来的文化现象。

这种文化生成的过程里，受到了整个亚洲东部文化的影响。

它和亚洲东部的文化，是一种伴生关系，在相互影响的状态下共同发展起来的。

这就是我对西藏文化的一点粗浅理解！

参考书目：

《藏族通史·吉祥宝瓶》_得荣.泽仁邓珠；

《藏语早期传统翻译思想的若干特点》_罗爱军、普布次仁、石达次仁；

《吐蕃时代佛经翻译考辨》_朱丽霞；

[4][7]、《藏传佛教佛经翻译史研究》_扎西卓玛；

[5]、《甘藏吐蕃钵阐布敦煌校经题记》_张延清；

[6]、《藏族翻译家管·法成对民族文化交流的贡献》_王尧；

[8]、《管·法成对汉藏佛经翻译的重大贡献》_旺多；

[9]、《藏族翻译史概述》_达哇才让；

[10]、《外来僧人对吐蕃佛教及佛经翻译方面的贡献》_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