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5 . 藏文厘定与唐蕃外交

通俗西藏史（225）——藏文厘定与唐蕃外交

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藏史德云社的老布，又来啦！

上一期咱们捋了捋吐蕃王朝佛经翻译的历史，从史料层面上说，吐蕃译经从松赞干布时代就开始了，之后历经尺带珠丹、赤松德赞、赤德松赞，一直延续到热巴巾时代，前后历时将近二百年。

在这个漫长的译经过程中，赤德松赞的作用似乎仅仅是衔接而已，向上承接赤松德赞，向下启迪赤热巴巾。

但其实，他在译经运动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在他的任上，吐蕃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文字厘定工程。

说到藏文厘定，在《藏族大辞典》里给了一个定义：“对藏文进行订正，使文字规范化、统一化、简便化。

藏文史书上一般称之为‘噶介’，意为用法律规定推行统一文字；有的称为‘该萨介’，意为厘定新语。”[1]

这个定义很清晰，也不存在什么争议。

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的书籍上都认同，在西藏历史上有过三次藏文厘定。但这三次厘定发生在什么时候，却存在一些争议。

比较通行的说法认为，三次藏文厘定分别出现在8世纪中叶到9世纪初叶、9世纪中叶、11世纪初叶。

如果对应当时的领袖，第一次出现在赤松德赞到赤德松赞期间、第二次出现在热巴巾时期、第三次文字厘定已经进入了藏传佛教的后弘期，此时吐蕃王朝早已崩溃，推动这次文字厘定的是古格王朝的拉喇嘛·益西沃。

这三次厘定发生的时间，恰逢佛教弘扬的鼎盛期。为了更好的翻译佛经，出现大规模的藏文厘定，在逻辑上没有任何问题。

但我们在上期讲吐蕃佛经翻译的时候曾提到过，松赞干布时代也曾经出现过译经，尺带珠丹时代也有可能翻译过佛经，他们的时代是不是也进行文字厘定呢？

这就是一些学者提出质疑的原因。

比如，在《藏族大辞典》就写道：“（第一次文字厘定）在藏文创制后至热巴巾执政前的100余年间逐步进行的。”

我们注意一下它给出的时间范围非常的宽泛，从松赞干布时代一直延续到了赤德松赞时期，时间范畴长达一百多年。

关于文字厘定的原因，此书解释为“这次厘定主要是出于翻译佛经用语用字不一，难读难懂而进行的”，并且特别提到“厘定工作皆由吞米桑布札及当时的译师们担任，为使译出的佛经表达上统一，还著有文法书八部（八部书由于9世纪中期朗达玛灭佛、除《三十颂》和《字性组织法》外，其余均失传），相继使用了 150余年。”

这说明词典的编撰者认为，第一次文字厘定的工作在松赞干布时期展开，之后有人断断续续的增补。

基于以上逻辑，《大辞典》给出的三次修订时间，第一次是从松赞干布起始，到赤德松赞结束、第二次是热巴巾时期、第三次是拉喇嘛·益西沃时期。

也就是说，《大辞典》把第一次厘定的时间，向前延展到了松赞干布时代。

但在《西藏通史—松石宝串》和其他的一些资料里，还有另外一个说法：“赤德松赞下令推行文字厘定，这可能是藏文厘定的第二次”。[2]

有意思的是，这些认为赤德松赞是第二次的资料里，全都没提到第一次究竟发生于何时。

这就说明，大家对首次厘定的时间，在认知上是有差异的。

也就是说，大家共同认可藏文曾经有过三次厘定，并且对第三次厘定发生于古格王朝时期达成了一致，但对第一次与第二该怎么分段，存在争论，而站在分段节点上的那个人，正是赤德松赞。

要么他就是松赞干布打包放在一起、要么他就是跟热巴巾放在一起、要么他自己算一次。

那么松赞干布时期，到底有没有大规模译经的行动呢？

按道理来说很难！

这个问题存在两个难点：

首先就是藏文本身的成熟度；

一种文字从出现到成熟需要很长的时间，更何况佛经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文献，对文字的成熟度有很高的要求。

松赞干布时代处于藏文草创之初，即便吞弥·桑布扎借鉴了其他成熟的文字，但这种刚刚创立的文字是不是已经复杂到，可以用来翻译佛经的程度，依旧是个问题。

另外，吞弥·桑布扎本身不是个佛教徒，去印度学习的目的也不是如何翻译佛经，创立藏文的目的也是为了经世致用，不是为了弘扬佛教。

那么由他主持翻译的佛经，能不能做到“信”、“达”、“雅”的程度同样是个问题。

其次就是当时的社会环境，能不能支持大规模译经；

虽然很多藏文史料都把弘扬佛教作为松赞干布的政绩，但我们之前也曾说过，为了修建大昭寺，他不得不向本教势力进行某种妥协。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修建昭寺可以用公主的个人信仰做理由，那大规模译经用什么做理由呢？

因此即便松赞干布时代翻译过佛经，也不太可能以国家行为出面，可能更多的是带有个人色彩的小范围翻译。

那么与此相伴的藏文厘定，就应该是一种针对某些特定经书的词句斟酌，而不是光明正大的出一本翻译词典。

另外还有一点要注意，被后世史家言之凿凿的，在松赞干布时期译出的佛经没有一部流传于世。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有的学者认为此时的作品翻译得不美，之后有了更好的翻译件，于是便被历史淘汰了。[3]

以我个人的理解，藏文厘定的需求来自于大规模译经，而不是某个大师的单打独斗。

译经院和个人译经的差别，就像手工作坊和大企业生产。

在手工作坊里，一个大师掌控全部流程，所有的环节都由他亲力亲为。但在译经院里，一部佛经可能是很多人共同翻译的成果，每个人只负责一章，最后凑起来形成一部作品。

在这种环境下，对于某个佛教词汇，你翻译成A，我翻译成B，他翻译成C，会给校对增加太多的工作量。

因此在翻译之前，需要对词汇的翻译用语达成共识，这其实就是文字厘定。

实际上赤德松赞时期的文字厘定，远比我说的要复杂。

先辈学者在对《甘珠尔》中的《声明要领二卷》整理研究之后，对这次文字厘定给出了总结：“三大原则、四个翻译方法和几个注意事项”。

其中，三大原则分别为：

1、要符合声明学（语言学）所讲的规则；

2、要符合佛教经典的经义；

3、要使吐蕃人易于理解。

四个翻译方法分别是音译、意译、直译和改译。

针对厘定词汇的规矩，赤德松赞有明确的要求“依照此次所定规则，厘定译语，各人俱照此修改，今后不准自造新译语。若各译场及讲经员需新制译语，不准自行制定，须将新制译语的根据仔细考查，将理由呈报王廷堪布会议及经典总校订处，经赞普审定批准之后，方能加入译语之目录中。”[4]

正是因为有如此严密的规定，才扭转了翻译领域出现的混乱局面。这次文字厘定相当于给佛经的翻译画好了框架，之后的译经都要在《声明要领二卷》的原则内运行。

由于之后出现的翻译理论，都没有《声明二卷》精细和具体。于是它就成了藏文翻译理论的最高文本，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了今天。[5]

关于这次文字厘定的时间点，在《声明要领二卷》里也有明确的记载：“及至马年（公元814年），赞普赤德松赞驻于"几"地之温江岛宫。……迎请天下堪布……和大译师……等人将佛教各种经典由印度文译成藏文，确定译名，写成目录。并下令要使翻译之经义永无改移，众人俱能学习。”

这就是赤德松赞的功绩，你说他的功绩是弘扬了佛教，其实也没错，毕竟文字厘定的需求，更多的来源于佛经翻译。但文字厘定在推动藏文成熟和发展上的作用，可能更重要一些。

至于《藏族大辞典》里给出的那个宽泛的时间范围，我到也不觉得是种错误。

就像文字厘定的需求是慢慢浮现出来的，文字厘定的过程也不是个朝发夕至的事情。

很可能在翻译佛经之初，就有过小范围的厘定，赤德松赞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搜集整理、查漏补缺，并发扬光大了。

但不管怎么说，以官方形式昭告全国的厘定，应该出现在大规模译经的过程中，即便不是在赤德松赞时期，也应该发生在赤松德赞时期。

在赤德松赞的译经过程中，本身就是高僧的两位钵阐布肯定参与其中，甚至有可能是实际上的主持者。

除了主持工作以外，两位僧相还参与了佛经的翻译、堪定和校对，毕竟我们已经在敦煌文献中找到了写有他们名字的经卷题记。

从时间线上看，僧相参与了赤德松赞和热巴巾两代赞普的译经事业，是这场佛教前弘期译经运动中的旗帜性人物。

在推动吐蕃佛教发展之余，两位僧相也促进了唐蕃关系的发展。

对于他们在吐蕃政坛上的权重，远在千里之外的唐朝君臣也心知肚明。

在全唐文里，保存着一份唐朝皇帝给吐蕃僧相的信，名叫《与吐蕃宰相钵阐布敕书》，其间不吝溢美之词：

“卿器识通明，藻行精洁，以为真实合性，忠信立诚，故能辅赞大蕃，叶和上国。宏清净之教，思安边陲；广慈悲之心，令息兵甲，既表卿之远略，亦得国之良图。”

这段话的意思简单点说就是“钵阐布，就您这种气度和远量，那得说是洞明世事、忠信立诚，故能辅赞大蕃。再加上，您宏清净之教、广慈悲之心，让边境将士止戈息甲、烽烟不起，这充分说明了您的深谋远虑，真乃吐蕃的国之良图啊！”

实话实说，僧相主政期间，唐蕃关系确实走向了缓和，也不枉唐朝君臣变着法地夸他们。

我们之前在讲平凉劫盟的时候说过，这场严重的危机之后，唐蕃关系进入了冷冻期。

唐德宗李适采取了“三不政策”，不谈合盟、不见蕃使、不接国书。

这种政策持续十几年的时间，到了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吐蕃使臣来长安告丧，同时请和，依旧遭到了拒绝，唐朝边将“拒纳使表”。

这个时间节点上去世的赞普，据推算应该就是赤松德赞。

由于双方关系依旧处于冷冻期，唐朝没有派出使臣入蕃吊丧，这种情况在唐蕃交往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缓和的迹象出现在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至于因何出现了缓和，现在还不清楚。

我们只能从记载上看到，在当年五月，蕃使论颊热等来朝。

六月，唐使入蕃回访。

之后在公元804年（贞元二十年），双方的关系迅速升温。

当年三月、四月均有蕃使入朝，其中四月来访的54人中，还有吐蕃僧人。

六月，唐使回访。

十二月，蕃使论袭热、舍人郭志崇等随唐使来朝。

这次回访的蕃使中有个叫郭志崇的舍人，他应该是入蕃为官的唐朝人。

还记得，我们以前讲过一个徐舍人吧。

他是英国公李绩（徐世勣）的五代孙，逃到吐蕃后为官。

这说明，唐人和蕃人在对方政权里做官的情况不是个例。

这两个政权都不太在乎族群的问题，也就是没有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

公元805年（贞元二十一年）二月，唐使入蕃告丧，唐德宗李适死了。跟着使臣一起入蕃的还有唐朝释放的吐蕃战俘。

七月，蕃使入唐。

十月，蕃使论乞缕勃藏来献助德宗山陵金银衣物等。

十一月，唐使入蕃告顺宗继位。

公元 806年（唐顺宗元和元年）正月，唐使入蕃修好，送归蕃俘70人。

紧接着，唐使再次赶到吐蕃，告知唐顺宗死了。

我之前曾经说过，唐朝和吐蕃有很多有意义的巧合。

唐朝有武则天，吐蕃有赤玛伦；唐朝有两个高峰期，吐蕃也有两个高峰期；吐蕃有灭佛，唐朝也有灭佛。

吐蕃有个短命的赞普，也就是牟尼赞，执政一年零九个月。唐朝感觉不能让吐蕃专美于前，也来一个，这就是唐顺宗。

他比牟尼赞的执政时间还短，805年正月二十三日才继位，806年的正月十九日就死了，都不够一年。

更惨的是805年的八月，他被宦官逼着把皇位禅让给了儿子李纯（唐宪宗），自己成了太上皇，史称“永贞内禅”。

也就是说，唐顺宗真正执政的时间只有8个月。

要知道，唐顺宗在太子位置上足足干了25年，眼瞅着就要继位了，他中风了，半身不遂，而且不能说话，是被别人抬着坐上了王位。

就在8个月的执政期内，顺宗也没闲着，他身残志坚地发动了一次改革。

我之前讲过，牟尼赞普在位期间发动了三均贫富，唐顺宗在位期间发起了“永贞革新”。

三均贫富触动了贵族集团的利益，导致牟尼赞普被杀；

顺宗的“百日维新”一样触动了权贵集团的利益，推动革新的大臣全部被贬。其中就有我们熟悉的刘禹锡、柳宗元，顺宗倒是没被干掉，被宦官逼着做了太上皇。

就是这样的人生轨迹，庙号定了个“顺宗”，我想问问大家“顺”吗？

这要都能算“顺”，我们的人生那得顺成啥样啊？！

当然了，我们在调侃顺宗，庙号“顺”的意思，不是指顺不顺利。

按谥法来说：“慈仁和民曰顺”，但我真的有点怀疑，大臣们选这个词做庙号，有点搞他的意思。

顺宗的去世，并没有打断唐蕃关系转暖的节奏，之后几年唐蕃使臣频繁互访，吐蕃也释放了450人的俘虏，来表示友好的态度。

眼看着热度差不多，双方也进入了下一次会盟的谈判，这在次谈判中，一个老朋友走上了舞台，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白居易白老爷子。

后面几期，我们就会讲到奋斗在唐蕃外交战线上的白老爷子！

不过下一期，我们还是要先来梳理一下背景，讲一个族群东归的历史。

参考书目：

[1]、《藏族大辞典》_丹珠昂奔、周润年等；

[2]、《西藏通史——松石宝串》_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著），陈庆英、格桑益西、何宗英、许德存（译）；

[3]、《吐蕃时代佛经翻译考辨》_朱丽霞；

[4]、《藏族翻译史概述》_达哇才让；

[5]、《藏传佛教佛经翻译史研究》_扎西卓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