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 两轮升起的朝日

两轮升起的朝日

契丹与沙陀之间的进攻和防御，就此正式拉开。熟知地形的卢文进作为契丹军的向导进攻了新州。沙陀守将刺史安金全虽然八年前曾解太原之危，但是这次却不抵契丹军的猛烈攻击，弃城而逃。契丹以卢文进的部将刘殷为刺史驻守新州。针对“山后地”已尽入契丹的事态，晋王李存勖令幽州的周德威集聚燕、并、镇、定、魏等五镇之兵，率三万人出兵居庸关之西，奔新州而去。镇、定、魏是分别与沙陀政权结盟的河朔地方的大军阀。收拢其地援军的周德威军可称为一支联军。阿保机也亲率数万契丹军，号称三十万，向东挺进，两军在新州东郊展开了激战。这是契丹与沙陀之间的第一场战役。结果，面对压倒多数的契丹军力，那样身经百战的周德威也寡不敌众，惨败得几乎全军覆没。取得斩首三万余级大胜的契丹军，追击敌方残兵赶至河北平原。阿保机一方面命皇后述律氏的一个弟弟阿骨只为统军、一个弟弟实鲁为先锋，率领一支部队扫荡了河朔地方；另一方面亲率主力包围了幽州。此时，契丹故意声称拥兵五十万或百万，以示威慑。实际上在幽州、蓟州北面一带，平原和山谷之间布满了契丹军的幌马车和帐篷，还有羊、马。本为燕地之人的卢文进，教给契丹人如何制造各种攻城用具，如称为飞梯的特制梯子、称为冲车的突击战车等，契丹人将其列布于幽州城下。并挖通地道，昼夜不停地从城的四周一起攻城，而城中的人们一旦发现地道口，立即点燃油脂投入洞口，以此应战。契丹方面更垒起土台，打算借此翻越城墙，但是城中的人们化了铜水浇向契丹兵。半月之间，奇策百出，日死上千人，可是攻城仍未停止。幽州的军民已疲惫不堪，但总算勉强保住了城池。周德威派使者抄近道至李存勖处告急。而那时李存勖正与梁军隔黄河相峙，他考虑到如果分兵则援兵自然不多，但是如果不去救援将失掉幽州，于是询问诸将。只有李嗣源、李存审、阎宝三人主张救援。李存勖大喜，说：“昔太宗李世民得一李靖犹擒颉利，今吾有猛将三人，复何忧哉！”李存审、阎宝二人说：“虏无辎重，势不能久，俟其野无所掠，食尽自还，然后踵而击之。”但李嗣源说：“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变生于中，何暇待虏之衰！臣请身为前锋以赴之。”李存勖亦称是，遂立即开始做出兵的准备。到了四月，李存勖命李嗣源首发、阎宝率盟军镇州、定州之兵殿后。幽州的周德威再次派人向正北上而来的李嗣源传话说：“契丹三十万，马牛不知其数，近日所食羊马过半，阿保机责让卢文进，深悔其来。契丹胜兵散布射猎，安巴坚帐前不满万人，宜夜出奇兵，掩其不备。”李嗣源将此话立即上报了李存勖。就这样终于到了阴历六月。契丹军一方从头一年起兵以来也过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拿幽州来说，已被围困三个月左右，可是周德威仍在力守不降。阿保机望见城中弥漫着炊烟般的烟气，觉得暂时还无法将其攻克。已是盛夏时节，酷暑和连阴雨接踵而来。阿保机决定撤兵。若一直阻于幽州，犹豫不决地久留下去是危险的。而在南边，沙陀的李嗣源和阎宝正伺机待动。阿保机命发小挚友、现任最高指挥官“于越”的“从堂兄弟”耶律曷鲁彻底代替自己担任攻城军的主将，与熟知燕地的卢文进一同留守，命其他所有部队总撤军。他的决定是正确的。即便如此，幽州的困境还是不断加剧。初秋七月，李存勖拨兵给李存审令其北进、与此前进入幽州以南的李嗣源等人在易州会合。沙陀军因此步兵、骑兵共达七万。李存审说：“虏众吾寡，虏多骑，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虏以万骑蹂吾陈，吾无遗类矣。”他深知契丹骑兵的厉害。他的话就像是直接代表沙陀将士心情的一种直率的看法。但是李嗣源却这样回答：“虏无辎重，吾行必载粮食自随，若平原相遇，虏抄吾粮，吾不战自溃矣。不若自山中潜行趣幽州，与城中合势，若中道遇虏，则据险拒之。”平原遭遇战确实可怕。战争的关键之一在于粮食。契丹军也正陷入困境。一旦粮食眼睁睁地被契丹人夺去，万事休矣。即便如此也得前往，那么只能在幽州的西山一带潜行。即使在途中遭遇契丹军，但由于是在山中，契丹骑兵的威力会减半，自己也会寻找到便于作战的据点或阵地。这是在冷静分析战况的全貌和彼此间差异后做出的鼓舞自己士气的建议。于是沙陀军按照这一方案翻山越岭，寻山谷之路而进。李嗣源和养子李从珂共率三千骑，打前锋。这是沙陀的王牌骑兵精锐部队。在距离幽州六十里的地方与契丹军遭遇，按照预定方案力战，击退了敌人又回身上路。来到山谷的出口，已有契丹军万骑横断前方。沙陀将士见此不禁大惊失色。但是李嗣源以百余骑强攻，他摘掉头盔、高扬马鞭，用契丹语大声喊道：“汝无故犯我疆场，晋王命我将百万众直抵西楼，灭汝种族！”所说“西楼”，是契丹国行政中心所在的地域名称，在这一年的次年正式扩充为首都上京临潢府。李嗣源喊话之后，策马奋战，三次冲入契丹阵地，斩杀了契丹的头目。由精选的骑兵精锐组成密集阵或密集队、形成黑压压的一个固体方阵急驰突袭敌军的战术，是沙陀最有力的武器。虽说同为骑兵，但是与广泛散开、随意进退、擅长骑射的契丹军相比，特征不同。由于遭遇了契丹的大部队，因此除了以少数兵力组成骑兵的密集编队决死突袭，以从敌军中央撕开出路之外，别无他法。李嗣源的拼死进攻立见成效。他们绝地逢生了。沙陀军就这样成功地走出了山口。只是，接下来平原作战的问题在等待着他们。李存审令沙陀军的主力、那些步兵们伐木当做鹿角阵，每人手持着行进。一旦遇到契丹的机动部队来袭，遂令士兵停止前进，立即用鹿角搭建临时木寨并守在里面，用弩和弓箭射向从四面驰骋而来的契丹骑兵，将其一个个地射倒。在临近幽州的地方，契丹军的主力依旧严阵以待。在这种形势下，仅凭以少数的密集骑兵突进无异于杯水车薪，已无济于事。要想打开局面，似乎也无计可施了。不过，李存审命令步兵列于后阵、不得擅动，又命令弱兵拖来灌木条点燃丛草，迎契丹军而进。烟尘遮蔽了天空，契丹军一时难以确认沙陀军究竟有多少人。于是李存审令众人一齐击鼓、高声呐喊，诱使敌军产生仿佛大军存在的错觉。待看出契丹兵人心动摇，立即下令列于后阵的步兵部队进攻。契丹军完全为这种狡猾的战术所蒙骗，结果大败，纷纷从古北口北撤。契丹军散落的车帐、武器、羊马遍野皆是。沙陀军取得了意外的胜利。李嗣源等人精神抖擞地进入幽州城，与周德威相见，二人见面双手紧握、泪流满面，共幸双方平安无事、共祝沙陀安康太平。在此，想写下一段稍长的余录。实际观察，阿保机的盟友曷鲁所率领的契丹军并没有沙陀军以为的那样人数众多。本来阿保机所领有的契丹军，人数总共才几万。当时的记载之一也明确说那是一个具体数字。契丹自称人口三十万、五十万或百万，正如诸书所说不过是一种“号称”，即为了虚张声势的一种宣传。欧阳修《新五代史》“数十万”、司马光《资治通鉴》“三十万”的说法，是基于敌方必须是庞大而丑恶的这样一种情绪。从前后的情形分析，留下来围困幽州的契丹部队，充其量也就在两万以内。不过，假如是装备齐全的骑兵部队达到两万人的规模，在近代以前的时代是可以发挥巨大威力的。北伐的沙陀军是总数七万。对此各书记载一致。在这种场合，沙陀一方无论从实际上还是从心情上讲，宁肯少记也没有虚张声势多记的必要。而且，“七万”这个数字毕竟不伦不类，还应该属于号称、声称之类。幽州的周德威竭尽全力才聚集了三万人，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按沙陀当时的情况这是非常接近实际的数字。就是说，沙陀北伐军的真实情况，应该是兵力远远超过幽州城下由曷鲁指挥的契丹军大部队的。客观地讲，沙陀获胜或许是理所当然之事。因为他们既熟悉地形，兵马也没有那么劳顿。而契丹一方经过长途跋涉，且陷入了粮草之荒。据说不只是羊，连马匹的半数都被吃掉了。情况即使说对了一半，也已经相当严重。也许是契丹非常想得到包括幽州在内的燕地吧。契丹军是在917年的阴历八月辛丑日离开幽州的。幽州之围“且二百日”的写法诚然是汉式风格的，但是围城确实达五个月之久。一般来说，汉文文献在记述偏袒方的苦难时尽量加以“渲染”。在讲述围城中城内的饥饿状况时，仍然使用的是套路的手法。这是执笔人很愿意下“工夫”描绘的场景。然而，完全不见有关幽州城内粮困的记载。而李嗣源等人的随行粮草是自带自用的。假如到了必须为幽州城民输送粮食的地步，那么事态就会全然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在山中潜行就是不可能的。就是说，周德威治下的幽州军民尽管生活在恐怖之中，但并未食不果腹。不过正如下文所述，沙陀统治下的幽州这时已到了没有南方的运粮就无法维持下去的地步。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当时幽州城内不就是只有基本的作战人员而几乎无“民”吗？换言之，是否周德威没有把辖境内的人们都接入城中呢？与其这样倒不如说幽州一带的人们或许没有逃入城中的必要，也或许原本就没想逃进去。这不就成了疑点很多的围城之战了吗？不管怎么说，幽州城内并没有出现饥荒。或许更有可能的是，攻城的一方力量衰弱了。双方部队的人数也好、两军的状况也好，契丹军和沙陀军的实际情况，很有可能不像北宋以来诸书所描述的那样。“勇敢的”南边中华防卫军以少胜多、击退了来自北方草原的强大的入侵者，这种撰写模式只能是一种“美化”或是类似“创作”。记载原本偏向于沙陀一方。事件发生四百多年后写成的《辽史》，其记载本来理应偏向契丹，但是正如下一章将谈及的那样，在蒙古帝国统治下以汉人文官为主编纂的该书，从本意上就没打算把契丹往好里写，对蒙古政权这种非常间接的“不纯”情绪隐含其中。何况《辽史》以外的其他基本史料，包括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如前所述全都是在北宋乃至南宋时期编写的。那么，契丹无条件地就是“夷狄”，而沙陀自称“唐”，北宋从其一连串的“政权”当中产生，那沙陀这一方就必定是“中华”。由“夷狄”和“中华”的简单标签所带来的烙印，以后一直延续，至今留存。总之，是想把沙陀所建立的“政权”认为是中华王朝。还因为其“政权”的所在地和统治范围是在华北。控制“中原”且外表身着“中华”式时装的“政权”即“中华”的认识，既简单明快又易懂。只是，不论是基本文献本身、还是将其作为史料来阅读的后世之人，假如在拼接文字和文章或者从那些文献中感受到什么时，一开始头脑中就有了根深蒂固的先入为主的印象，那么由此产生的想法就会脱离实际，偏向“中华”一边。事实上沙陀和属下的人们确实十分野蛮。他们满不在乎地杀人、相视大笑。即使是偏袒他们的北宋和南宋期间的汉文文献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关于沙陀联盟，照实说其中的大多数与近代精神所言“文明”等大概还相距甚远。将其视为“中华”的话，所谓“中华”不就仅剩一个名分、一个空喊的“无稽之谈”了吗？沙陀和契丹之间到底有多大区别？相比而言，契丹方面不还算相当有“文化”吗？起码契丹少有随意杀戮部落成员和领地居民那样的“蛮行”。毕竟契丹已经历了几百年多部族联盟的历史，只要不是什么大事，一般是禁止杀戮部落成员和领地居民的。而沙陀是在杂乱无序的群雄兴衰当中幸存下来和发迹的。得以生存的关键在于其强势。也可以说是强暴。总之，“暴力”是它的标签。他们不像契丹那样是植根于畜牧业生产社会的人。沙陀人的“职业”就是单纯的军事。战争是漂亮的买卖。他们整个父子、兄弟、家族，甚至整个联盟都是职业军人。不过，这样的“实际情况”即使在近现代的世界中也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沙陀的问题在于自身人数不多。作为军事力量，“寡势”是致命的。因此，朱邪赤心、李克用、李存勖三代“族长”只要见到中意的少年和力大超群的年轻人，就会不问“族属”将其一一提拔，拉入自己一伙。其时，双方结为“父子”之约。对于这样的假儿子或是养子，顾名思义称为“假子”、“养子”、“犹子”、“义子”、“义儿”等。这作为当时整个华北被广泛认可的历史现象，自古以来受到中国史家的关注。不过这种状况在争斗、战争频发的社会里自然很容易发生，在古今东西方世界也可以见到程度不一、各种各样类似的例子。话虽如此，沙陀的情况是格外明显。例如，李嗣源、李嗣昭、李嗣本、李存璋等人都是如此。李嗣源本是生于代北之地的无姓之人，十三岁时因骑射出众而被朱邪赤心发现、选作“近侍”，随后进入其子李克用的帐下。后来在千军万马中成长，锻炼为神勇之将，以至于比他年龄大不了一轮的李克用称赞道：“吾儿神人也。”幽州救援之际，他虽然已经五十一岁，但是其无比强悍仍然声振草原和中华，他以对“族长家族”三代人的无限忠诚和耿直的人品，受到了所有人的爱戴。而且，李嗣源本人也是一见到中意的人，就会一个个地认作自己的“儿子”。这种“几何级数增加算法”式的保证人数、结为同伙的做法，对于沙陀联盟来说是缺之不可的。但是另一面，沙陀联盟必然会成为难以对付的胆大妄为者的聚合体。说来还是在其发迹初期，即李克用镇压黄巢起兵、被誉为“功居第一”之时，他曾取悦部下的将士，任其放纵。为此，本来就粗野残暴的沙陀整个就变成了无法无天者的联盟。官员等目中无人、恣意抢夺士兵和百姓的财物；光天化日下行窃、酗酒、赌博、斗殴等，已成家常便饭。总之，变得为所欲为。以首领李克用为首，都在口头上高喊振兴“唐”朝、装作喜好大义名分，但是其实质却是一个无序的暴力集团。代北和太原等地的居民，恐怕会因为沙陀军的异地出征而大松一口气吧。沙陀本是流动民，偶尔会顺势移动到山西北部。可能因为与当地的居民没有渊源关系，所以毫无顾忌地变得蛮横无理了。不难想象他们在根据地山西以外的地方是如何恣意妄为的。沙陀为人所怕的原因，恐怕不仅在于其精悍强势。像李嗣源那样耿直、质朴且心地善良的人不多。正因为如此，李嗣源才得到了来自士兵和百姓的一致欢迎。以这样的沙陀为“中华”、加以美化的文献，总让人觉得危险。原因之一是，北宋和南宋时期格外喜好虚谈名分。在这种情况下，与两种基本文献有关的欧阳修显然试图宣扬“中华”，就想说北宋是最美好的。作为对内对外的一种政治手段，可以说那是以这种文化政策为先导的一次演出。由于连后世的人们都要“骗”，他们真是不得了的人物。反过来说，北宋的士大夫官僚们对于与其和平共处的北方契丹帝国，实际上不是感觉到了某种“风压”吗？风压不仅来自政治和军事方面。将北宋捧为文化国家，其心情很可以理解，但作者不想无条件苟同。仅举一例，可说明北宋时期还是相当野蛮残酷的。所谓将犯人从四肢到每一根指头一块块地切刮、肢解杀死的“凌迟”刑，其用语已进入近代日本语中，作凌迟私刑，是现在仍在使用的一个词汇，这种刑法在北宋时期很盛行。然而，《唐律》中并无“凌迟”之刑。即使是叛乱的大罪，也只是立即执行斩刑。就是在后来的蒙古时代，“凌迟”什么的也是不可能的。岂止如此，本来就很少判死罪。指责蒙古的统治野蛮、不文明，基本上是在19世纪以后的事。关于北宋时期的“凌迟”，清代中期的大学者钱大昕在其札记《十驾斋养新录》中，以“凌迟”为题目做了精彩的考据。简而言之，唐代不曾存在的这种极其残酷的死刑，到野蛮的五代时期作为“法外之法”得到了特别设立。北宋时期虽然在制度上并不存在，但是在真宗以后实际上已经很普遍。真宗正是决定同契丹和平共处的皇帝。也就是说，在一般被赞誉为文化国家的北宋的“全盛期”，一直在实施着这种极刑。大概，钱大昕这位中国历史上最高成就的学者，是想给打算全盘“圣化”北宋的清代学者头上浇一盆冷水。他想指出的正是那些人的盲从和无端指责吧。根据所谓记载这一文字的使用，轻易将其视为史实的史家和历史学者，大概都是心灵淳朴的人吧。可是事实有时与记载正相反。例如，“现代人”一名之下，其实大概仅在十几个发达国家中有很小一部分人享受着“现代文明”生活，可称得上是人类史上幸福而悠闲的存在吧。我也是其中的一员。然而，即使是在现代，非洲的孩子们又是怎样的状态呢？说是地球社会，可是不得不生活在远离“地球市民”的生活水准、艰苦环境中的人们，他们的人数不是更多吗？过去的人们大致都处在更为暴露的“生”的环境中。多数情况下是与人道不沾边的“生”。试图用美好的面貌去描写过去，想法本身是动人的。但是事实中既有美好的东西，也有丑陋的东西，而往往是过于残酷的情况更多。大凡文献史料，尤其是由“中华”文明不断制造出来的汉文记载，充满着惊人的表现力。不怕被误解地来说，古希腊、罗马文字圈所创造的虚构，与之相比则要稳静得多，其虚构程度也相当小。在自称为其后继者的欧洲和欧洲人所创造的“新大陆”，文字表现在创作力和想象力以及伦理的构筑力方面是非常出色的，但是与能够轻而易举地变丑陋为美丽的汉文文献的大手笔和周密性相比，还是“更逊一筹”。具有古老传统的屈指可数的波斯语文献，尽管也因惊人的虚构和高超的润饰技巧而充满夸张和编造，但是仍不及“中华”的文献。日本语的记载，更是过于率直，以至于让人怀疑这个列岛上是否根本不曾有过什么“文明”。汉文文献的可怕性，无可比拟。欲加以美化、圣化，则极力粉饰；欲加以贬毁、诬蔑，则竭力丑化。很大一部分原因大概在于汉字这种具体性、传达性过强的文字所具有的技巧吧。然而作为史料来看，程度如此“性质恶劣”的记载很稀少。对于使用历史文献的人来说，记载实在是很难对付的。契丹是否由于从幽州撤退就尽失远征的成果了呢？其实并不尽然。对于一度到手的“山后地”和幽州附近区域，确实是没能守住。但是阿保机命卢文进留在幽州一带，赐其卢龙节度使之职，让他率领一支部队驻扎幽州、蓟州以东的平州，旨在控制整个燕地。也就是说已经确保了燕地东面三分之一的地区，在长城线南侧钉入了可称为今后桥头堡的楔子。在幽州攻防战后不久，卢文进再次作为契丹军的向导，攻打了“山后地”的要冲新州。其后，卢文进每年都和契丹军过来，把燕地和山后两地的男女带回契丹本土，教会契丹纺织和制作工艺，结果“中华”的产品几乎都由契丹国内来生产了。原来，燕地归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山后地归李存矩，他们都施行暴政，百姓人心不振，早就有很多人逃往契丹的领地。总之，在以军事为上的沙陀系的统治下，两地的形势变得一片混乱。那个周德威虽然作为指挥官表现很出色，但是一味恃勇，毫不关心行政、民政之事。卢文进深知这一点，凭借将两地的百姓引入契丹方面而取得了实质上的控制。揪住此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指责他“杀掠吏民”，这只能说是一种偷换事实的刻意“歪曲”。卢文进又率领奚族骑兵劲旅闪电般地扫荡了河朔北部。幽州进一步孤立了。百姓的身影从这一带渐渐消失了。当然，粮食的自给也已经很困难。沙陀方面，派一支部队留守涿州，将来自南部边境瓦桥的粮食经涿州运往幽州。年年如此，不得不在途中沿线部署精兵强将护送粮车。但还是遭到了卢文进所率奚族铁骑的袭击，粮草被劫。沙陀方面疲于奔波。为了保住幽州这个军事“据点”，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为卢文进所摆布，只得任他一人逞强。附带说一句，司马光在上引部分接着说，燕地一带“残敝”的状况应归罪于卢文进和契丹。然而蒙古时代为《通鉴》做注的胡三省在同一处反问道：“卢龙诸州，自唐中世以来自为一域，外而捍御两蕃，内而连兵河朔，其力常有余。及并于晋，则岁遣粮援继之而不足，此其故何也？”尽管没有直接挑明，但还是补充说总而言之是沙陀的统治不行。沙陀只知一味搜刮百姓，作为统治者、管理者完全不合格。燕地之民大多自发地投契丹而去。因为比起强行黥面、奴役百姓的沙陀统治，在契丹的领地内没有剧烈的战乱和苛捐杂税，可以平安地生活，这一点远远胜过沙陀。司马光的著述往往局限于“中华”和“夷狄”这一名分，仅从出发点单一即可知其存在不少歪曲史实之处。幽州的教训在经略代北和山后地、新州会战、幽州攻防等一连串契丹和沙陀的较量中，阿保机重新认识了契丹在平原作战方面的优势和攻城战中的困难。他也一定深切感受到了组织几万人规模的大部队长期滞留“中华”的不易吧。尤其是感受到必须避免通常在春季至夏季展开的进攻。那么沙陀方面的情况又怎么样了呢？契丹骑兵部队的确让他们着实感受到了厉害。沙陀勇将周德威的部队在平原作战中一举被歼的记忆，太深刻了。幽州攻防战时李嗣源、李存审等人的话，说明恐怖的印象已经深深刻入沙陀人的头脑。只是，在近距离战、肉搏战方面沙陀的密集骑兵还是无敌的，对这一点他们还存有一些自信吧。他们还意识到攻城战对草原集团和华北集团都不易。就是说，不能为契丹骑兵创造可供其迅速铺开的场地，最好是坚守城池或阵地，将战事拖入近距离战再决出胜负—这大概就是教训吧。幽州攻防战之后发生了颇具意味的事情。第二年即918年二月，扩建“皇都”即上京临潢府的工程已经开始，阿保机处这时除了此前一直通好的后梁和吴越外，还有晋王李存勖、渤海、高丽、回鹘、阻卜、党项等政权各自遣使来贡，另外竟有幽、镇、定、魏、潞等州的使者赶来。幽州等州是华北的军事建置，其中幽、潞属沙陀，镇、定、魏暂时与沙陀维持着友邦或同盟的关系。就是说，在历经一年又一个月的契丹—沙陀之战后半年，李存勖麾下的沙陀军阀及其同党尽管各自为政，但还是凑在一起向契丹皇帝耶律阿保机派遣了使臣。这是此前不曾有过的事情。契丹—沙陀之战的始末，不仅给事件的直接当事人、而且给中华方面的各种势力也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即最强者不是沙陀。至少，不是仅关注沙陀的动向就可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契丹国已成为中华诸势力最应该防备的力量了。各方认为即使是从试探情况的角度去暂且与之通好，对自己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李存勖本人也不想再与契丹发生什么事了。沙陀军阀的使者从阿保机处返回之后，李存勖于同年即918年的秋八月一日，在距黄河较近的魏州郊外阅兵。沙陀自身的部队、由友邦组成的华北十镇诸部队、还有来自河曲、代北和山后等地的奚、契丹、室韦、吐谷浑的游牧骑兵，兵力共达十余万人，场面之壮观为中华那些年所未见。对李存勖来说，是组织了一次最大的军团。半年前与阿保机的集体通好，也是为了了解他对后梁采取大举进攻的态度。阿保机表示了赞同。奚、契丹等游牧军此前虽然曾是李存勖笼络的对象，但是没有阿保机的首肯李存勖也很难行动。不知当时阿保机是否曾出兵相助。不管怎么说，李存勖的此次南伐是以先前的“父子之约”为前提进行的。在前几年阿保机大举进攻时，李存勖本人没有与阿保机直接交手，也是为了履约吧。起码阿保机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向“中华”出过兵。阿保机和李存勖二人之间的关系，真可谓不可思议。受到侵攻的后梁“政权”准备决一死战。针对沙陀军在麻家渡扎营，后梁在濮州的行台村设下阵地。双方都构筑了野战阵地，对峙百余天后，李存勖为打破相持状态，亲率数百骑突袭，不想遭遇伏兵而身陷重围，因李存审来援才勉强脱身。这种情况下，勇将和蛮将的区别仅为毫厘之差。李存勖总是身处这样的险境当中。十二月，李存勖欲直取敌人的根据地汴，冲出阵地前进，与尾随而来的梁军战于胡柳坡。虽曾一度击退追兵，但是由于沙陀的辎重部队误以为战败而溃逃，沙陀军吃了大败仗，幽州的骁将周德威战死在那里。不过李存勖没有受挫，他袭击了在小高地上休息的梁军，最终获得大胜。当时，沙陀军与在幽州作战时一样，还是让人拖着灌木条扬起灰尘，扰乱了梁军的判断。这是惯用的一种战术。经过这一仗，只有不到千人的梁军得以返回汴，就此大局基本已定。在第二年的919年，围绕黄河渡口展开了水战，但是仍然挽救不了后梁的颓势。921年正月“传国宝”出现，李存勖屡次被劝即位。顺带说一句，刻有“受命于天、子孙宝之”之文的传国宝，据说是来自魏州开元寺的传真和尚。他在880年黄巢军起兵暴乱时从长安弄到手的，已秘藏了四十年。传国宝或传国玺，在中国史上常常应政治之需而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