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桢，这位东汉末年的宁阳才子，字公干，生于公元186年，卒于217年。他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建安七子中的璀璨之星，其文采与智谋均堪称一绝。
提及刘桢，人们不得不惊叹其家学渊源之深厚。刘桢的父亲刘梁，字曼山，又名恭，乃汉章王宗室子孙，自幼孤贫，然其性格耿介，品德高尚，具备清才。刘梁虽身处贫寒，却以卖书为生，自食其力。桓帝时，他因才学出众而被举荐为孝廉，历任官职至尚书郎，以文学才华见重于时。他一生坚守原则，不随波逐流，对于当时社会上的不良风气深恶痛绝，曾著《破群论》、《辩和同之论》等文，以批判那些以利益为交，以邪曲相竞的世风。最终，刘梁官至野王令，以其高尚的品德和卓越的文学成就，赢得了后世的敬仰，更以文学之才华名垂青史于《后汉书·文苑》。而他的母亲，出身更是高贵非凡，乃是元帝时京兆尹王章的玄孙女，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琴棋书画、诗辞歌赋无所不通。她年轻守寡，却并未因此消沉，反而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儿子及众侄身上。她以自己的智慧和才华，悉心教导子女，使他们在文学、艺术等方面均有所成就。
刘桢在父亲的文学熏陶和母亲的悉心教导下，逐渐展现出非凡的文学才华。他继承了父亲的耿介性格和母亲的坚韧品质，以其独特的文学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在建安文坛上独树一帜。他的作品情感真挚、意境深远，深受后人喜爱和推崇。在母亲的悉心教导下，刘桢自幼便展现出非凡的才情。五岁便能读诗，八岁便能背诵《论语》、《诗经》，且能挥毫赋文数万字。
随着年岁的增长，刘桢的才华越发显露无遗。他受曹操征辟，历任丞相掾属、平原侯庶子、五官将文学，仕途可谓是一帆风顺。然而，他并未因此沾沾自喜，反而更加努力地钻研学问，提升自己的才华。
公元197年，天下大乱，为了躲避战乱，十七岁的刘桢跟随母亲和兄长逃到了许昌。在那驿馆的屋檐下，他结识了同样才情出众的曹子建。两人一见如故，日夜探讨文学，共同赋诗作文。他们的友谊日渐深厚，成为了彼此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此后，刘桢又结识了孔融等其他五位学子。他们时常聚在一起，畅谈学问，共同追求理想。这些才子们志同道合，相互扶持，共同在文学的道路上探索前行。
待刘桢成年后，他渴望遇到明君，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然而，那时的汉末社会黑暗动荡，各地军阀割据一方，中国陷入一片混乱。幸运的是，北方的曹操政治较为开明，他任人唯才，广纳文学之士。这让刘桢看到了实现理想的希望。
他毅然决然地投奔了曹操，成为了其麾下的一名重要谋士。在曹操的治下，刘桢与其他才子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首的文学集团。他们的诗文大多描绘了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抒发了统一、治国的豪情壮志。他们的作品字里行间充满了慷慨多气、悲凉豪壮的气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建安风骨”，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刘桢作为建安文学集团的重要成员，与曹氏的关系可谓亲密无间。他常常把曹操比作统一中国的汉高祖刘邦，把曹氏的知遇之恩比作信陵君的礼贤下士。他把统一中国的希望寄托在曹操身上，投曹之初，他就被任命为丞相掾属，跟随曹操南征北讨，参谋军机大事。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刘桢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为曹操出谋划策，共同为统一天下的伟大事业而努力。他的才华和贡献得到了曹操的高度赞赏和认可，也让他在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传奇。
辅佐曹丕，使得刘桢的生涯迎来了崭新的篇章。建安十六年（211年）之后，他出任平原侯曹植的庶子，然而命运似乎有意让他与文学更为紧密地结缘。不久后，他改任五官中郎将文学，开始随侍在曹丕身边。
这段时期，刘桢与曹丕的关系可谓至为密切。他们不仅共事一主，更因共同的文学爱好而成为知己。曹丕兄弟亦视刘桢为亲故，他们之间的交往常常不拘形迹，诗酒唱酬，成为了当时文坛的一段佳话。在频繁的交往中，刘桢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的诗文造诣深厚，令人叹为观止。
曹丕对刘桢的才华极为欣赏，曾特赠廓落带以示亲宠。这一举动不仅彰显了曹丕对刘桢的器重，更留下了一篇妙文，载于《典略》，成为后世传颂的佳话。
然而，刘桢性格中的傲骨与不拘礼法，也让他在某些场合下显得与众不同。有一次，曹丕宴请诸文学之士，酒酣忘情之际，竟命夫人甄氏出拜。当时，坐中诸人都匍伏于地，不敢仰视，唯独刘桢平视不避。这一举动虽然展现了刘桢的傲骨，但也为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曹丕对此并未介意，但此事传到曹操耳中，他却要治刘桢以不敬之罪。经过多方援救，刘桢才逃过一劫，被罚为苦役，从此终身未再受到重用。
这对刘桢来说，无疑是一次极为沉重的打击。在《赠徐干》一诗中，他流露出内心的痛苦心情，那种壮志难酬、才华被埋没的悲哀，让人深感同情。然而，尽管遭遇挫折，刘桢却并未放弃对文学的热爱与追求。他继续在文学的道路上艰难跋涉，留下了许多珍贵的作品。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北方瘟疫流行，刘桢不幸染病去世。他的离世让曹丕极为悲惋，他不仅为刘桢整理遗文，作出评价，更在《与吴质书》中追思往日与刘桢的亲密交往，字里行间流露出无尽的痛悼之情。
刘桢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的著述却流传千古。他的《毛诗义词》十卷，文集四卷，都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作品。后人更集有《刘公干集》传世，让后人得以一窥这位建安文学巨匠的风采。
刘桢，其文学成就斐然，尤其以五言诗著称于世。他的诗歌作品气势激宕，意境峭拔，无需过多雕琢便流露出高雅的格调，彰显出他独特的艺术风格。
刘桢的诗歌，如同高山流水，既有壮美的气势，又蕴含深沉的情感。他善于运用丰富的意象和生动的比喻，将情感与景物融为一体，创造出深远而感人的意境。每一首诗歌都是他对人生、对社会、对自然的独特感悟和深沉思考。
刘桢，以其五言诗尤为出色，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与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并称为“建安七子”。他们共同活跃于魏、晋文学舞台，又因曾共同居住在邺中（今河南临漳县），而被后人称为“邺中七子”。
刘桢年少时便与王粲友善，两人志同道合，与王粲并称“刘王”，这不仅仅是对他们文学成就的认可，更是对他们各自在文学领域独特贡献的肯定。清代刘熙载曾评价他们“公斡气胜，仲宣情胜”，这恰如其分地揭示了刘桢作品气势磅礴、情感深沉的特点。
刘桢常与曹操、曹植等文学巨匠吟诗作赋，对酒欢歌。后人将他与曹植并称“曹刘”，这是对他诗歌才华的极高评价，也体现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刘桢的才华得到了曹氏父子的高度赞赏，他在十九岁时便担任了丞相掾属，成为当时文坛的佼佼者。钟仲伟更是称赞他为“五言之冠冕”、“文章之圣”，这些赞誉足以彰显刘桢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尽管刘桢的辞藻不够丰富，但他的作品却以其真挚的情感和深刻的内涵赢得了后世的赞誉。锺嵘在《诗品》中评价他“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赞誉他与曹公父子、平原兄弟等人为文学之栋梁，可见其文学地位之重要。他的诗歌作品，无需过多修饰，便能深深打动人心，这正是他作品的高明之处。
除了诗歌之外，刘桢的赋作也颇受称道。他的赋文风格独特，一改粉饰太平的世俗，以清新的笔调、娴熟的技巧、朴实准确的语言描写家乡的风土人情和优美的自然风光。他的赋作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还体现了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关注和批判精神。
刘桢的诗作大多已散失，现存诗十五首，其诗作可分为赠答诗与游乐诗两大类，每一类都展现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与思想内涵。其中多为赠答之作，最负盛名的便是那《赠从弟》三首。他以苹藻、松树、凤凰为喻，寄托了自己坚贞高洁的性格与志向。
在《赠从弟》中，刘桢以苹藻生于水滨，却不受污泥之染，比喻自己身处世俗之中，却能保持清白之身。他以松树为喻，赞美其四季常青、傲然挺立的品质，借此表达了自己对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精神的崇敬。而凤凰作为百鸟之王，象征着尊贵与吉祥，刘桢以之自喻，表达了自己对高洁品质的向往与追求。
《赠从弟》二首是非常有深度的五言诗，通过描绘松柏的坚贞品质，寄寓了对从弟的勉励之情。全诗如下：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诗的开篇，“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便以高山上挺拔的松树和山谷间呼啸的寒风为画面，构建出一种峻峭、凛冽的氛围。松树在寒风中屹立不倒，象征着坚韧不拔的精神。接着，“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进一步强调了风势的猛烈和松枝的刚劲，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突显出松树的顽强生命力。
“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两句，描绘了即使在严寒的冰霜之中，松树依然保持着端正的姿态。这里，刘桢借松柏之性，赞美了坚贞自守、不屈不挠的品格。最后，“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两句，直接点明了松柏之所以能够在严寒中屹立不倒，是因为它天生有着耐寒的本性。这也是刘桢对从弟的勉励，希望他能够像松柏一样，坚守本性，不因外力压迫而改变。
整首诗文字平实，风格古朴，寓意深远。在魏晋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不仅展现了刘桢卓越的诗歌才华，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此外，刘桢的游乐诗也颇具特色。他善于将日常生活中的游乐场景融入诗中，展现出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公宴诗》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展现了他在宴饮场合中的独特情感和视角。
全诗如下：
永日行游戏，欢乐犹未央。
遗思在玄夜，相与复翱翔。
辇车飞素盖，从者盈路傍。
月出照园中，珍木郁苍苍。
清川过石渠，流波为鱼防。
芙蓉散其华，菡萏溢金塘。
灵鸟宿水裔，仁兽游飞梁。
华馆寄流波，豁达来风凉。
生平未始闻，歌之安能详。
投翰长叹息，绮丽不可忘。
这首诗描绘了宴饮的欢乐场景，以及，余兴未尽，与友人再次出游的愉悦心情。以细腻的笔触，展现了月照园中、珍木苍苍的美景，以及流水、芙蓉、灵鸟、仁兽等自然元素的和谐共生。表达对人生、世事的感慨和无奈。尽管宴饮欢乐，但内心深处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忧伤和迷茫。这种独特的情感表达和艺术风格，使得《公宴诗》整首诗情感真挚，意境深远，体现了刘桢作为建安文学代表人物的高超诗歌才华。
而《斗鸡诗》与《射鸢诗》则分别描绘了斗鸡与射鸢的场景，通过细腻的描绘与生动的比喻，将游乐活动中的紧张刺激与乐趣展现得淋漓尽致。
刘桢的游乐诗不仅展现了他在生活中的乐观与豁达，更体现了他对人生的独特理解与感悟。他善于从游乐活动中发现生活的美好与乐趣，将其化为诗句。
辩才刘桢，一代文豪，以其出众的文才与机敏雄辩之才名扬四海。其辩才，犹如锋利宝剑，无论何种情况，皆能运用自如，使对方无言以对。当年，曹丕为五官中郎将时，赠刘桢廓洛带，以示尊重与赏识。然曹丕后出尔反尔，欲索回此带，以试刘桢之应变。曹丕寄书调侃道：“夫物因人而贵，故在贱者之手，不御尊之侧。今虽取之，勿嫌其不反也。”刘桢阅信，心知曹丕之意，却毫无惧色。
在一次同文堂相会的场合中，刘桢旧事重提，他以珠玉金石为例，巧妙反驳曹丕。他言：“荆山之下有宝玉，隋侯之珠照四方，南垠之金耀光华，凤貉之尾缀帻上。此等珍宝，虽藏于朽石污泥之中，却能扬光千载，发彩畴昔。夫尊者所服，卑者亦可修之；贵者所御，贱者亦可先之。我刘桢所带之廓洛带，虽无他妙饰，却苦实珍异。既已赐我，又何来反索之说？”曹丕听罢，大为欣赏刘桢之辩才，既赞叹其博学善喻，又佩服其口若悬河、不卑不亢之态。于是，曹丕放弃索带之念，对刘桢之才华更加敬重。
刘桢的辩才，不仅在应对曹丕之调侃时展露无遗，更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充分体现。昔日，刘桢因被指控“不敬”，被罚作苦力，在京洛之西的石料厂磨石料。一日，魏王曹操至石料厂视察，众官吏与苦力者皆匍匐在地，不敢稍有动作。唯刘桢，他挺直腰板，继续劳作。曹操见状大怒，走至刘桢面前质问。刘桢放下锤子，正色回答道：“魏王雄才大略，天下皆知。刘桢虽为苦力，但岂敢有丝毫蔑视之心？在魏王府数年，我深受魏王教诲，深知做事应竭尽全力。现在我正在研磨石料，这是对魏王的敬忠。因此，我不能停下手中的活。”曹操听后，对刘桢之忠诚与敬业深感敬佩，又问他石料如何。刘桢回答道：“此石料出自荆山悬崖之巅，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卞氏之珍。它禀气坚贞，自然而成。虽然经过磨砺和雕刻，但它的本质并未改变。”曹操听后，知刘桢是在借石自喻，便赦免其罪行。然刘桢性格耿直，曹操虽敬其才，却未再重用。
刘桢自幼深受儒家“仁义礼智信”之教育，他坚守原则，痛恨不轨之行，厌恶无信之人。昔日，曹丕设宴款待众士，酒酣耳热之际，命甄氏出堂与大家见面。刘桢见此，愤然立而不跪，满面讥意，对甄氏不屑一顾。曹丕见状大怒，欲置刘桢于死地。幸得众人求情和曹操之干预，刘桢才免于一死，但被投入狱中，后又被罚作苦力。在劳作中，他托物自喻，写下著名的《遂志赋》。获释后，他充任署吏一职，继续坚守自己的信仰和原则。
刘桢，这位被誉为“文章之圣”的文学家，在“建安七子”中独树一帜，堪称“建安文学”的璀璨明星。他的作品虽数量不多，但每一首都如璀璨的星辰，闪耀着深邃的艺术光芒，令人回味无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似乎并不尽如人意，存在一些片面和不合理的评价，未能完全揭示其文学成就的广度和深度。
魏文帝曹丕对刘桢的才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在《典论·论文》中称赞刘桢与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七子为“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以此相报”。这是对刘桢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肯定。同时，曹丕还特别称赞他“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认为他的五言诗在当时无人能及。这种评价不仅体现了曹丕对刘桢诗歌的欣赏，也反映了刘桢在五言诗创作上的卓越成就。
然而，尽管刘桢的才华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他的性格却也为他带来了一些麻烦。《典略》中记载的那段关于刘桢在酒宴上平视甄夫人的故事，不仅展示了他直率、不屈的性格特点，也让他因此被曹操收监。这一事件虽然对刘桢的仕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也从侧面反映了他不畏权势、坚持自我的精神风貌。这种精神风貌，使得他在文学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刘桢是一位极具才华和个性的诗人。他的诗歌格调高峻、情感丰富、意境凄清，具有深厚的艺术内涵。尽管学术界对他的研究尚显薄弱，存在一些不合理的评价，但我们仍应该给予他更多的关注和研究，以更好地理解和传承他的文学遗产。他的诗歌不仅是我们了解建安文学的重要窗口，也是我们感受那个时代精神风貌的重要途径。
刘桢故里位于宁阳县城东北20公里处的堽城镇刘伶墓村，这一地区不仅承载着刘桢家族的历史记忆，还保存着丰富的汉代文化遗迹。刘桢作为东汉末年的文学家，以其卓越的文才在“建安七子”中占据一席之地，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刘桢故里所在的刘伶墓村，地处神童山西麓，这里不仅有刘桢的墓地，还有其祖父刘梁的墓。刘梁作为一位早年的贫寒书生，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尚书郎，其人生经历也是一段传奇。刘桢作为其后代，不仅继承了家族的文才，更在曹魏时期展现了自己的文学才华，成为一代文豪。
刘桢墓位于神童山西麓，这一地区汉代陶片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这里曾是汉代的重要遗址。而刘桢书画院作为神童山森林公园的重要景点，虽然现已荒芜，但仍能从中感受到刘桢及其家族在文学领域的影响。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刘桢故里的现状也发生了变化。刘桢书画院的大门紧闭，院内荒芜，这不禁让人感叹时光的无情。但即便如此，刘桢及其家族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依然不可磨灭，他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将继续为后人所铭记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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