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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一九三四)一九〇七年,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退回部分庚子赔款,中美双方协议,决定将该款部分用于中国在美留学生,部分在中国创办一所学校,造就学生异日留美。于是,创办了清华。它是一所留美学生的预备学校(隶属外交部)。随着时间的演进,清华后来改成一所正式大学。一九二八年,又改为国立,自此,只派少数毕业生赴美深造。
一九二九年五月,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约我担任该校历史系主任。五年中(从一九二九年夏到一九三四年夏),我一直在清华认真授课。抵清华后一年半,我成为评议会中一员。这段期间,对清华和我自己的生命都很重要,同时那段时间也是内战与伟大抗日战争中间的一段空档。这是自一九一一年革命以来中国仅有的一段比较和平与团结的时期。内政大部恢复了,中央、各省都恢复了。工商业正在复苏,铁路逐渐修复,公路修筑得很多。这段短暂的时间充分说明了中国人在平时进步的能力。
清华校园在北平城郊,外观很美。清华的土地,在帝制时期是一位清朝皇族的。原来的建筑是古老而庄严的,大约建于十八九世纪。在这块古老土地上建立一所新式的学校,对于建筑物的一致性很少有人去考虑,至少在最初几年是如此的。有些学校早期建筑物是临时性的,只能用来作学生宿舍。其他的是留美学建筑的回国学生们设计的,他们抄袭了欧美的形式,合而为一。大学后面,是圆明园(帝王的夏宫)的遗址,该园毁于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额尔金(Lord Elgin)和格洛(Baron Gros)的手里。园子占地几百亩,有假山和人工湖。其中景物系由意大利建筑师设计,意国建筑师于十八世纪前五十年应乾隆皇帝之聘到中国来。当我在圆明园废墟上漫步时,仍可看到大理石柱子、残破的雕像、亭台楼阁、水池、人工湖的遗迹。漫步其间,令人不禁兴起许多感想。我一方面认为十七、十八以及十九世纪早期的帝王实在是太奢侈太浪费了;另一方面认为英法联军将该园毁为废墟也未免太野蛮,太残忍了。现在清华大学在这座故园废址上创立了,我衷心祈祷,祈求中国历史中的新时代来临,希望清华能促成这个新时代的早日降临。
清华改成国立,预算编在教育部预算中。和其他大学一样,每年经费由国库拨给。除了政府所拨的经费外,清华另一个经费来源是退回的庚款,在当时每年可有四十万元。美方按年继续拨付,于是经费越积越多。就经费说,清华的确是中国大学中的天之骄子,它利用这些钱建筑了图书馆、化验室、大礼堂、宿舍、教职员住宅,选派优秀学生出国深造,并从国外聘请著名学者来校任教。在短短的几年时间,清华已经发展为全国数一数二的学府。
清华的经费也有滥用的地方。一批年轻的清华教职员,他们满脑袋装的都是美国的伟大学府,他们要使清华成为美国大学的翻版。我是清华的评议委员,对许多校务均有参预最后决定的机会,因此,我常反对新建计划。有时,我反对增加建筑,有时我提议两三个系共用一座楼。我常提醒我的清华同事:我们是在创办一所大学,不是建造一座宫殿。很幸运,由于学生日增,总算使我们超建的建筑物也派上了用场。
清华有两项重要措施是值得称道的。清华是一所国立大学,教职员待遇与其他同级大学是一样的,因此,它无法聘到杰出的学者任教。为此,评议会想出一个办法。就待遇的标准说,清华是按照教育部规定的,但清华另外规定有休假,并可供给休假旅费;上课钟点少,较其他大学进修的时间多;图书馆、化验室的经费也比其他学校充足。如果一个人为了拿薪水,就不必到清华。但是如果为了研究、写作、进修,他就会到清华来。此外根据清华评议会所拟的规定,清华可以资助学者进修深造。以上规定,使清华建立一种看不见,但却极有效力的延揽人才的制度。在那段时日中,我们能够从其他大学中挖来著名学者,他们来清华不是因为待遇优厚,而是为了做学问。
另一项措施也是非常重要的。欲想在中国创办一所大学,某些地方可以学外国,但有些地方必须要自己想办法。在自然科学方面,中国虽然没有什么成就,但世界各国在物理、数学、生物、化学等方面的成就,中国都可以抄袭使用。可是在人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我们所遭遇的问题就和其他国家不一样了。即以政府组织为例,中国留美学生往往熟读政治思想、比较政府和地方政府等书籍。他们学成回国后可以在大学开课,像美国学者在大学中一样教授英国、法国、德国或意大利政府。但是却没有一位中国学者能够教授中国政府,因为美国大学中没有这门课。再以市政为例:当时在清华有一位教授,教伦敦、巴黎、芝加哥和纽约市政,但他对天津、北平、上海等市的施政情形却一无所知。再让我们看看政治思想方面。有一段时间,清华有三位教授都能教政治思想,他们能从最早的柏拉图讲到当代的拉斯基,但却没有一个能讲授中国政治思想演进情形的。换句话说,就以上情形论,清华所教育的学生是要他们成为美国的领导人物,而不是要他们成为中国的栋梁之材。
有些清华教授认为这种情形是滑稽的。这个情形虽然我们个人没有责任,但我们一直认为这是个问题。最后,我们提议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提议任何担任社会科学的教授,如果他想要放弃原有西方国家的课程改授中国方面的课程,都可以减少他授课的时数,增加研究及实地考察等方面的补助。如此一来,经过三两年时间,他就可以教授中国政治思想、中国政府或中国经济史等课程了。
历史系也遭遇到类似的问题。留美学生没有从美国学到中国历史,即使他们想学也无从学起。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中,大部分历史已经经过科学的彻底的研究过若干个世纪了,因此,他们可以有一套能为大家共同接受的历史知识。但在中国却不然。我们有丰富的资料,但除了日期和姓名之外却没有一种大家都认为正确的综合历史资料。在过去,人们无法了解整个中国历史。他只能成为某一特殊时代或某一本书的专家。每个人都或多或少要重复前人的研究工作,而不是继续前人的研究工作。因此,时间被浪费了。
我在清华,一开始,想找一位能教汉代历史的学者,当我提出此一拟议时大家都认为杨先生(按,即杨树达)是最适当的人选,因为他是最伟大的汉史权威。他晓得各种版本的《汉书》和《后汉书》。他对各种版本真伪的鉴定,以及章句解释可以说无出其右者。他是这两本古书的最高权威。但他教了一年以后,如果有人问他:“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他会说:“我从未想过这些。书中没有讨论过这类问题。”本来,版本鉴定的目的是要找到一本权威书籍,某一本书其所以能有价值是因为它能使我们获悉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形。但是这个目的反而被人渐渐给忘记了。人们变成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了。此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在现在已经落伍,不能再继续下去。我们不能再把时间继续浪费在这方面。
渐渐的,我认为我应该放弃这批旧学者。我要把他们当作我个人的老师。我希望他们能在我身边,以便请教,另一方面我希望能有一批新人来教历史。在教书时,他们能够告诉我们中国从什么地方发源,又向何处发展,最后定居在什么地方。我不声不响地引进一批年轻教授代替原来的老教授。一点麻烦都没有。我予新人充分的时间。我说:“现在,努力吧,准备开一门课,那么,就是清史吧,你有兴趣吗?你知道清代的大问题吗?努力吧,我会供给你参考书、助理人员和时间。同时,为了生活,你也必须教一点其他课程。你愿意教什么都可以,但你必须在两三年时间内准备开一门新课。”我引导这批年轻教授开始使用一套新方法,一点也没有引起麻烦和反对。如果不是因为战争爆发,我们能循此途径继续努力下去的话,我坚信: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内清华的历史系一定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全国唯一无二的历史系。
对这些政治及社会科学的观念,同寅们常常交换意见。很幸运,校长和评议会都同意我们的做法。因此,清华拟定一套适合中国学生的课程。如果有人有兴趣比较一下清华一九二九年与一九三七年的异同,他一定会发现在课程方面有很大的改变。此举,我认为是对中国教育的一个大贡献。我一直为此感到快乐,因为我在这方面曾略尽绵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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