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蒋廷黻回忆录十二章2节公版书

2024-05-02 14:17:5121:17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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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行政和教学的需要，清华设四个院：文、理、法、工。法学院内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系。在战前，我就已经看出，理工逐渐抬头，而文法渐趋没落。甚至我们在文法学院教书的人也都认为这种倾向是对的，因为我们深知中国需要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我们绝不想去与自然科学争长短，更不想阻止其发展。然而，在校内却存有冲突，这种冲突不是在课业研究方面而是在专门程度方面。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学家们希望高度专门化。他们希望学生在入校第一年中就开始接受专门课程。我们教文学和社会科学的同寅却希望晚一点开始专门课程，要多授一些普通课程。结果，经过一番折衷妥协，才算解决。但是结果双方都认为不满意。无可讳言的，清华在战前比一般美国大学在专门化方面要认真得多。

虽然清华不想受政治干扰，但政客们则不愿清华置身事外。当时一般人似乎有一种想法，认为欲想控制政治就必须先控制教育。有些人甚至认为老师和统治者应该是一个人才对。也有人认为控制一所大学就意味着控制了许多任命权。传统的中国观念，认为教书与做官两者之间是不易清楚划分的。中国过去教书的人转任官吏可能比美国律师转任官吏还要方便得多。因此，战前的清华是有遭到政治干预的危险的。

校长罗家伦是国民党忠实党员，同时他也是教育界优秀的学者。虽然他忠于国民党，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定为课程，但他毕竟是个好人，是个好学者，所以他不想把清华变成任何一党的附属品。一九三〇年春，当北方军阀阎锡山和冯玉祥反对中央时（按，即中原大战），有一个时期，看起来好像他们就要成功了。此一成功远景使某些阎氏左右的学者煽动一次学潮反对罗校长。清华教授中有些是不满罗的，因为他是个国民党员。他们认为罗的办学政治色彩太浓，不适合他们的胃口。再者罗校长过去和清华没有历史渊源，因此也使他遭到不利。此外，他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喜欢展露才华的人，此种个性使他得罪了很多教授。所以当反罗运动一开始，多数教授都袖手旁观，不支持他。一九三〇年的清华学运，使罗校长离开清华。

罗离清华后，反对派提名一位名叫乔万选的人担任校长。这个选择就政治观点说是相当聪明的，因为乔先生是阎锡山的同乡，大家认为他一定能获得这位北方新领袖的赏识。此外，乔又是清华毕业生，大家以为他必定能改弦易辙，不走罗的老路。但事实上大出意料，学生和教授都对乔某不满。战争终止，阎冯失败，这位短命的清华校长也就不见了。阎冯倒戈失败，中央获胜，中央认为应该物色一个比较接近党而愿意宣传党的政策的人来主持清华。在选择时，中央方面对清华情况以及中国教育界的心理估计错误。清华教授和学生很有礼貌地向中央表示，对其所提人选（按，即吴南轩）无法接受。拘于面子，中央政府收回成命，最后发表梅贻琦为清华校长。梅自一九一五年起即在清华任教，一九二八年任清华在美学生监督，深得清华各方人士尊敬。清华在他领导下不再是个政治皮球，步上了正轨。

前面已经说过，因为工业研究所的事我曾和天津国民党党部之间存有芥蒂。现在，我又和国民党中央闹得不睦。因为错误报道说我是反对清华校长党提名人选的主谋。我虽然反对国民党的提名人选，但事实上我并非主谋，因为事实上无此必要。清华同寅并不想反对国民党，但也不希望清华成为政党的附属品。

梅贻琦长清华后，我们都能安心工作。对我个人说，清华五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我乘便可以接触故宫博物院的档案。有一段时间，我们有好些人在故宫博物院抄录档案，把未公布的重要文件抄录下来。故宫中收藏的最重要档案是清代军机处的。自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起到清代终止为止，军机处是大清皇帝的真正秘书处。该处人员管理档案非常制度化，每天来文均由收发登记，这些来文主要的是中央各部及地方首长的奏折。此外，对皇帝批覆的奏折也有专人登记。每件档案都详细登录日期及摘要。这种简单小心处理档案的制度，对清政府说实在是一种光荣。

由于革命和武装政变在北平接二连三的发生，有些老衙门的档案均被弃置，无人管理。有些档案在北平当废纸卖。我为清华成吨购买，清华图书馆所存的资料大部分都是清朝军机处和海军方面的资料。

研究清代以前中国历史，学者可以有很多书目提要作参考，但研究清代历史则不然。当然，我们可以阅读一些有关的书刊，可是有许多文学作品，私人和小出版商印的五花八门的记录，却不能指给我们方向。起初，我常去琉璃厂旧书店找我所需要的资料。渐渐的，书店老板把我当作好顾客，开始到清华来找我。在这段时期，我按计划购买书籍。每届周三，从上午九时到十二时，我接待琉璃厂的书商。他们到图书馆中我的书房来，每人先给我一张作者及书名的目录，我可以从目录中找出我有兴趣的书籍。如果某一本书可能对我有价值，我把它送到图书馆当局审查、估价。书商在走廊上排成一排每人都带着他们要卖的书，这样成了一个惯例。有时他们知道我所需要的书而他们自己又没有，他们就写信通知全国有往来的同行，代我去搜求。

任何一位学者，一旦到了北平，就会染上搜集旧书的癖好。这种癖好很有传染性。有一次，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要我陪他去一位私人收藏家那里。我们在一起有一小时。他监视我，我监视他。我们找资料时，他问我对哪一方面特别有兴趣。我找到两本小册子，第一本是《文祥年谱》。文系清代外交界的巨擘。第二本是有关鸦片买卖的书籍。袁先生对这两本书似乎都不太有兴趣，我私下很高兴。我们分手后，他回北平图书馆，我回俱乐部，当他远离我后，我又转回去买那两本书，但当我半小时后回到那里向书主购买时，书主告诉我袁先生已经捷足先登把那两本书买走了。

中国第一位驻英公使郭嵩焘，是十九世纪最有名气的人物之一。大家只知他在外交界的职务，很少有人知道他做过僧格林沁的秘书。僧格林沁于一八五九年曾在大沽抵御英法联军的进犯。远在英法联军进犯的当时，郭就建议他的上司僧格林沁，不要仇视外国人，应该谈判通商条约。后来，他代理广东巡抚时（一八六三—一八六六）就不准潮州人拒绝与外人往来。他的政策是要中国在国际上寻求和平、繁荣……而不要闭关自守。与他同时代比较进步的人士，已经有少数人准备接受外国武器、轮船，甚至铁路，但郭某较他们更进步，他进而主张采用某些西方的政治、经济措施。惜乎中外双方人士均未重视他的识见。他的论文集帮助我们了解他的思想和他所处的时代。我获悉他有很多未公开的日记。因为郭是湖南人，所以我在写家信时，就常提到这件事，希望弄到他的日记。有一天，家兄写信告诉我他遇到一个湘潭杂货商，他是郭的孙子。我立即写信要他去查问，看看他家是否还存有他祖父的日记。我哥哥回信说日记就在那个杂货商的手里，而且他愿以一千元代价出售。这简直是天大好消息。我立即打电报给家兄，要他尽快把它买下。不幸，好多郭家的人都要分沾利益，有些反对出卖这份遗产，结果，买卖不成，日记仍存郭家，后来结果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曾国藩的文集，中间很明显的有残缺之处，我一直想把它补全。只要是我认为与曾家稍有关联的人不论路途如何遥远我都去拜会他。多少次我均徒劳无功。直至一九三八年，南京政府撤退后，我在汉口有一天获悉有三百封曾氏亲笔函在坊间出售，索价每封三元。我立即表示如果对方愿将三百封全都出售给我，我愿每封出价五元，但是，此一消息迅即在汉口湖南名人圈中传布出去，他们都想保存一些伟大同乡的墨宝，以致我功败垂成。抗日战争中期，汉口将陷落时，湖南人上演一幕争夺曾氏书函的趣剧。后来，大家同意，将书函分开。我分到一些曾国藩致他弟弟曾国荃的信函，其内容为对太平天国战役中包围并收复南京者。我很幸运，我分到的一份很有内容，因为分信的人都只注重书法的好坏，不太重视信中的内容。我约定将内容有关包围南京的部分都分给我，我希望只将未公布过的信分给我。同乡们答应我的要求，我很高兴告诉大家，分给我的信都是精选的，这些信使我们对曾国藩及其弟弟的性格有新的了解。不幸，当我离开大陆时，一件突发的变故，以致未能将上述信函带出，被遗在上海，它们的命运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清华五年实在是够刺激的，可以说我是发现一个新大陆——中国近代史。我努力工作，有时因为得到伟大的发现而高兴，有时因为遇到想不到的困难而失望。我继续研究中国外交史，同时又出版两卷编纂资料（《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我的兴趣越来越广泛，我又对近百年来社会及经济变化发生兴趣。大多数人把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看成一块没有肉的干骨头，认为食之无味，而我却认为弃之可惜，在此我不准备多说，只想叙述一些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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