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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是二里头遗址发现数量最多的青铜容器，它们都出自贵族墓葬，与之相配套的还有一系列符合墓主身份的器物。考古学家推测，这些都是高级贵族的专属制品。
从二里头时期开始，青铜容器逐渐超越了日常用品的功能，以酒器和食器为核心的容器组合成为礼器的主体构成。如果我们能打通时空的边界会看到，这些具有标志性的青铜器似乎开启了一场跨越千年的盛宴，连接起上古三代的文明脉络。
或许因为酒是盛宴中不可缺少的主角，所以爵的出现频率最高，相伴左右的还有同为酒器的斝（jiǎ）、盉（hé）、觚（gū），以及作为饮食器的簋（guǐ）、敦（duì）等。中国人以这样一场从物质到文化持续创新的盛宴，对西来的冶炼技术进行了全面的中国化改造，从此它将深刻服务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只是，这场青铜盛宴在二里头刚刚开启就遇上了一件大事，王朝的迭代。二里头的青铜铸造技术一路飞升之际，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走向了尽头。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考证，夏朝自公元前2070年建立，辉煌了470年，前后经历11代帝王的统治，最后一代夏王叫桀。桀暴虐无道，天下民心大乱。约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族首领汤趁机起兵推翻夏朝，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商。改朝换代通常会改变很多事情的走向，但方兴未艾的青铜文化不仅没有被阻断，而且以更强烈的潮流之势蓬勃涌入了新王朝。新兴的殷商王朝将都城设立在二里头都邑以东不到100公里的平原地带，今天我们称那里为“郑州商城”。这是一个庞大的新都，首创了供水系统，并有宫城、内城、外城三重结构。在这座城里，至少出现了两个大型的青铜器作坊，南关外铸铜作坊和紫荆山铸铜作坊。坩锅、炼渣、陶范、铜矿石和熔炉等大量遗物和遗迹，无一不在诉说当年的兴旺与热闹。这个同样位于中原的商朝都城延续了二里头的文化使命，成为青铜器制作新的中心，并且发展出更大的生产规模。郑州商城出土的青铜器，无论数量还是器型的丰富度都远超二里头。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八尊此前从未有过的大型方鼎。方形增强了器型的平衡感，表现出更加庄严和神圣的气质，而超大的形制则远远超出了日常使用的尺寸范围，这些鼎是用来祭祀的。
商人嗜酒，上至君王，下到平民，人人皆饮酒。可能是这个原因，青铜器里约有70%都是酒器，酒器的功用也比二里头时期区分得更精细。其中三足、两柱、敞口的斝主要用来温酒，觚和爵一斟一饮，在墓葬中常常成套出现，套数越多，意味着墓葬的等级越高。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相比于夏，商是一个王权更为集中、阶级划分更为明确、礼制也更为完备的国家。
青铜器映射着商朝贵族的生活，也承载了商人的精神信仰。商朝人几乎每天都要举行大小不等的祭祀，对祭器的需求被排在了首位。各种仪式上，青铜器不仅仅是盛放祭品的器皿，还是沟通天地和祖先的法器，而作为礼器的青铜器开始向仪式化、大型化转变，这是历史进入到商王朝之后我们能看到的一个显性的趋势。
这样的一种转变，自然不是普通人的能力可为，推动力只可能来自商代社会的顶层商王。商王是王朝的最高权力者，这些大型青铜器都是他的专属，为体现王权的至高无上，商王制定了一整套规范，明确了不同场合、不同阶层使用青铜器的规制。
体制化使得青铜器正式成为商代社会阶层等级的重要标志，成为政治的一部分，这也标志着青铜器中国化改造的正式完成。西方社会中主要以民间文化存在的青铜技术，在东方的中华大地上结出了另一种文明硕果，它开始成为治理国家的制度设计，成为代表王权和礼制的国家重器。————模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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