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时期两批留学生的结局

1872年到1875年间，由容闳倡议，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幼童赴美国留学。原计划留学十五年，但到了1881年又中途撤回。共撤回94名（在此以前因故撤回和病逝者26名），其中头批21名，均送电报局学传电报；第二、三批学生由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23名，其余50名“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其中个别人如容闳侄子容揆在撤回后在容氏帮助下又到美国耶鲁大学完成了学业。

回国的留洋学生他们远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洋务运动从整体上来说，还只是停留在上层少数开明官员的实践中。八股四书的科举制度没有变，这是当时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所遭遇的最大问题。科举不变，整个社会的人才价值评价标准就不会变。留学生在国内知识分子价值体系中什么都不是，他们要想赢得社会的尊重，还得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体制内。

例如严复，从英国归来之时已经名满天下，后来他进入天津水师学堂任总教习时已经官拜四品了，但由于没有考取功名，他的举人堂叔就嘲笑他。 严复受不了奚落，每年都辛辛苦苦地回家参加乡考，然后又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来回折腾。但这货比较倒霉运气太背，一直不中。直到1903年清朝新政，西太后赏了严复一个进士，严复才扬眉吐气。

中途撤回留学生，不少人为之惋惜。郑观应说：“全数撤回，甚为可惜。既已肄业八、九年，算学文理俱佳，当时应择其品学兼优者，分别入大学堂，各习一艺，不过加四年工夫，必有可观。何至浅尝辄止，贻讥中外。”黄遵宪叹道：“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目送海舟返，万感心伤悲。”1900年梁启超游美国至哈佛时，谈起20年前幼童中途撤回之事，亦“为欷歔久之”。

然而，洋务派有要求学生“各习一艺”，所以尽管留学生被中途撤回，没有出现特别出众的扛鼎领袖式人物，但还是出了不少专业技术人才。除众所周知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外，黄仲良先后担任沪宁、津浦铁路总经理，粤汉铁路副局长；黄耀昌、陈荣贵、唐国安、梁普照、邝荣光、邝景扬、陆锡贵等，成了首批矿业工程师；朱宝奎、周万鹏、袁长坤、程大业、吴焕荣等均在电线电报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总计120名幼童留学生，除早夭12人和私人经商等事共约20人左右外，近百名回国人员中，在实业界铁路、电报等企业任工程师、经理等技术和管理者有44人，外交官和翻译官16人，海军、海关官员、学校教员、医生等方面工作者约20余人。

关于洋务运动留学生回国的作用，有两种评价，一说“诸生卒业回华果然轶群者鲜”意思是没有特别出众的，另一说“不过备翻译之选而已”意思就是只不过多了几个翻译而已，孰为客观请自行判断。

结局是中途撤回。
光绪七年（1881年9月6日），对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是一个阴云密布极为伤心的日子，清朝政府下令将他们这些留学生全部招回。他们被迫中断学业，悉数被“遣送回国”。这一百多名留学人员经过八九年的美国生活学习，已经融入到这个自由的国度。遣送回国的指令让他们都黯然神伤，眼前一片迷茫。由于这些留学生大部分都在美国民众家生活，也结下一定的情谊，大棒强加下的分离更加渲染了一份悲情。
幼童被撤回的消息，对这些幼童，乃至教育幼童的美国老师和朋友，都似晴天霹雳。因为，再过四五年，有一些幼童就要大学毕业，其他的一部分也会陆续升入大学，真是眼见成熟的果子被硬给剥掉了！耶鲁大学的朴德(Porto)校长联合一批美国友人致信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有理有据地指明了撤回留学生的错误，并要求改正。但清政府从政治着眼，还是将幼童撤回来了。
除了病故和设法留美不归者外，94名幼童平安抵达上海，像犯人一样被关在了一所学堂里，连中秋节都不许外出。幼童们讲：“只有睡觉，似乎让死亡结束一切痛苦和折磨”。经过数天的“关押”，终于等来了长官的训话，并随意将他们分配了工作。例如学工程的詹天佑却派往广州教英语。然而，这批人毕竟学到了一些先进技术，高人一筹，经过他们个人的努力，到20世纪初年，都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
据笔者初步统计，这批留美生中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30人，其中工矿负责人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从事教育事业者5人，其中清华大学校长1人、北洋大学校长1人；从事外交行政者24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者12人，外交部部长1人、副部长1人，驻外大使1人，国务院总理1人；从事商业者7人；进入海军者20人，其中14人为海军将领。总之，除早亡、留美不归和埋没故里者外，大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