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这一书名有什么意义？

小说的线索上来看，全书以方鸿渐留学归国后在上海和内地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为线索，并以围绕鲍、苏、唐、孙四个女人的恋爱婚姻贯穿全书。客观地说，恋爱婚姻的探讨，确实是《围城》的主题之一。作者其实在书中就已清楚地说明了： 慎明道：“关于Bertie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他谈过。他引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苏小姐道：“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eses,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鸿渐，是不是？”鸿渐摇头表示不知道。 有些评论者认为这两段话就是《围城》这本书的“题眼”，就是对“围城”这一意旨的最好解释。我却不这么认为。应当承认的是《围城》这部小说的题目就是原取于这两个国家的典故，愿意也确实是比喻婚姻的。但这两段话在全书中的作用仅仅是说明“围城”这个名词的来历，而绝对不是对全书意旨的最终解释。其实，作者在序言中就开明宗义地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社会是抗战时的社会；人物是指那些新老留学生与一些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群体；最后强调的“人类”就是提醒我们往深里去探索，不要停留在表面。也就是说，作为一部经典的长篇小说，它的主题往往不是单一的，作者阐释“围城”的含义显然不仅包含婚姻恋爱。 在书中，我们看到主人公方鸿渐从欧洲留学回国到上海，因恋爱的失败及与名义上的亲家不和边辗转至内地，进入三闾大学这座“围城”。在三闾大学这个龌龊的“大染缸”里，方鸿渐深感这里同样不是他理想的归处，只好又回到上海。然而上海此时已被日军占领，时局险恶，方鸿渐因不肯为日伪服务而丢掉饭碗后又与妻子闹翻。最终结果又是再次筹划离开上海。这就把“围城”这一种人的心理状态比喻扩大到“人生万事”。这是对婚姻如围城的一个引申、深化。我们在书中也不难找到，主人公方鸿渐在文中曾多次感慨： 事实上，方鸿渐在三闾大学、在上海这两座围城来来去去最后终究没能找到答案。恋爱、婚姻、职业的失败，犹如潜藏在他身上的魔障。这种对于生活、对于人生追求的苦闷与彷徨，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当时抗战时期中国这座大围城下，中国人民对于未来生活追求的苦闷与彷徨；或是二十世纪西方军事、文化、经济侵略中国社会的迷茫。 如果再细心深入地研究，我们还会发现，“围城”这一名词概念也可以上升为一种人生的哲理，超越了小说所反映的时代。它向人们探讨了人生的具体挫折，具体的失败，进而到人类精神困境的宏观展示。在《围城》的序里，钱钟书提醒读者：“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即《围城》的最终指向的对象是整个人类，是一种人生哲理的思考。在小说的后半部，关于这一哲理的讨论就有很多。如在书中的第八章里，方鸿渐回上海的船上与孙柔嘉谈起人和人聚散是个缘分，同船相遇的人也偶然也必然，方鸿渐发挥道： “这好像开无线电。你把针在面上转一圈，听见东一个电台半句京戏，西一个电台半句报告，忽然又是半句外国歌啦，半句昆曲啦，鸡零狗碎，凑在一起莫名其妙。可是每一个破碎的片段，在它本电台广播的节目里，有上文有下文，并非胡闹。你只要认定一个电台听下去，就了解它的意义。” 而孙柔嘉则埋怨道： 在小说的最后一章，是全书哲理阐述最多的一章，也是《围城》这部书主题意旨的中心，对全书具有笼罩性。最典型的哲理是方老先生送给儿子的老式自鸣钟，每个钟头要慢上七分钟。在小说的结尾，当方鸿渐睡死过去的时候，它突然打了六下： 六点钟是五个钟头以前，那时候鸿渐在回家的路上走，蓄心要待柔嘉好，劝他别再为昨天的事弄的夫妇不欢；那时侯，柔嘉在家里等鸿渐回来吃晚饭，希望他会跟姑母和好，到她厂里做事。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这则哲理寓言对现代人生的不确定性的表达，尤其深刻。那个每小时慢七分钟的老钟就是方鸿渐的象征，是中国历史的象征，也是人的某种象征。他是时间的自我迷失，也是人在时间中的迷失、停滞和无出路。 综上所述分析，我们就不难得出了《围城》这部小说的主题意旨：既表面上是叙写了关于婚姻、恋爱、职业等人生追求的彷徨与失落，进而暗示了人生如围城，人类因本身认识的局限性，对欲求的向往终究是逃不掉失望的结果，从而最终引导人们对于人生感受的哲理意蕴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