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夕和情人节上谈中西文化

　　一说七夕，相信现在多数人脑子里立马蹦出“中国情人节”的概念。今年农历还闰了七月，媒体于是做了“顺水人情”，说今年7月31日和8月30日都是“七夕节”，这样就有两个“中国情人节”（见7月2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加上此前“洋为中用”的西洋情人节，一年就可以过上3个情人节啦，真是乐死爱过节的情人们！

　　然而，七夕到来前夕，有专家说：七夕与爱情无关，不是中国情人节！7月24日，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宗迪认为，七夕故事和风俗的时间性，表明它原本只是一个秋天的节日，尽管牛郎织女隔“河”相望，演绎出缠绵悱恻、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但七夕起初却与爱情无关；而且古文献资料表明，七夕对于婚嫁而言并非吉利日子；现在将其弄成“中国情人节”，是“文人的鼓噪加上心思活络的商人炒作”。刘宗迪研究员把话说得很重：“认定七夕就是中国情人节，可谓数典忘祖。”

　　这个新闻披露后，网友评论几乎是骂成一片，有的板砖拍得够狠。这里选录一个比较中性的跟帖：“鲁迅说过，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便自然成为了路。现在我想告诉这位砖（专）家的是，世上本无节日，在同一天为同一件事庆祝的人多了，自然便成了节日。”这倒说得颇在理。而把七夕说成是“中国情人节”，确实是近年来冒出来的事，我想找找源头在哪里，费了我老大的劲，终于找到了一个源头：

　　早在1993年，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徐惟诚提出：何不搞一个中国的“情人节”？1993年3月11日的《报刊文摘》，转摘了当年《时事报告》第2期所刊登的徐惟诚的报告，其中说到：我们的传统节日，有许多被淡化了，没有过去那么热闹了，这似乎不太合算；“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会，‘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是白居易写唐明皇与杨贵妃在七月七日长生殿的誓词。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一天当作中国的情人节，省得小青年去过外国的情人节。”

　　这是目前我查到的给七夕“穿靴戴帽”封为“中国情人节”的最早建议。如今几乎可以确定，这个“七夕·中国情人节”是一个新造的节日，七夕的文化内涵中，并无情人节的内容；当然新造也可以，不过不要硬造，更不要认为七夕在过去就是“情人节”。

　　将古代的七夕与现代的情人节相对接，客观上倒是创造出了一种奇妙的“间离效果”。“间离效果”是戏剧表演概念，发明人是布莱希特。“间离效果”就是把熟悉的陌生化的效果，因为太熟悉的东西使人丧失了思维的空间，将熟悉的事物陌生化，才能使观众从“惯性观赏”中“间离”出来，这样的反差会产生一种张力，让人觉得新鲜有趣。遥远的古代七夕节与熟悉的现代情人节，两者之间相关又相隔，既依存又对立，这种“间离效果”突出了幻觉与现实的关系，这还是蛮有意思的。

　　我并不反对“假作真时真亦假”地把七夕看成今天的中国的情人节。但如果把“七夕·中国情人节”当作含有民族自尊的文化符号，未免有些牵强。在当今越来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这样一个文化大国，确实十分需要文化敏感性，但想以“中国情人节”来抵消、替代“西洋情人节”，则大抵是一种文化虚妄；而商家借机一窝蜂地狂炒狂卖一把，发达了自家钱袋是肯定的，但想以此“弘扬”传统文化、丰富七夕的“情人文化”内涵，那几乎也是菜篮打水一场空。

　　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文化历史，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节日是千百年来自然形成的，是老百姓自己选择的，如果仅仅因为西方有个情人节，我们就要硬弄一个自己的情人节，这反而没必要；如果年轻人都喜欢，“庆祝的人多了，自然便成了节日”，那形成一个“中国情人节”，挂在七夕节或其他什么节的名头下，倒也无所谓，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已从根本上保护了传统的节日文化，否则要被牛郎织女笑的。

　　牛郎、织女一年一度鹊桥相会的情景，本身有着很强的戏剧“间离效果”。全国政协委员李汉秋教授曾提出建议，干脆就通过立法将七夕节定为中国的“情侣节”，这在我看来，反而削弱了“间离效果”。传统文化的某些因素，可以开发出来融入到现代生活中，成为普遍意义的因素；但是，因为传统与现代两者间本身就有很强的“间离效果”，融合并不那么简单，所以不能因为一时难以“捏合”就认为是“传统的断代”；而简单地给七夕穿靴戴帽，封为“情人节”或“情侣节”，直截了当地、毫无悬念地成为了情人们的“节日载体”，怕是失去了富有戏剧性的“间离效果”，实际功效可能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