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跪拜求学的故事？

王充少年时死了父亲，家乡人都说他对母亲很孝敬。后来到了京城，在太学学习，拜扶风班彪为师。王充爱好广泛，浏览而不拘泥于某些段落和句子。他家穷没有书，经常去逛洛阳街上的书店，看人家所卖的书，看一遍就能背诵，于是，(不久)就 广泛地搞通了众多流派的各家学说。后来回到家乡，退居在家教书。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27），约卒于东汉和帝永元九年（97？）。他出生在“细族孤门”，家贫无书，年青时到都城洛阳求学，拜班彪为师。“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来回乡教书，曾任过功曹、治中等小官，晚年闭门潜心著书，“居贫苦而志不倦”，终于完成了不朽之作——《论衡》。



《论衡》共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仅存篇目，实存八十四篇），二十余万字。写作历三十多年，是作者用毕生精力完成的巨著。全书广泛论述了哲学和文学理论的许多重要问题，例如，阐述了“气”是万物本原的学说，唯物主义地解释了人与自然、精神与肉体的关系，深刻地批判了当时盛行的谶纬迷信思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论衡》因敢于“非圣无法”而遭到不少封建卫道士的攻击，但它的价值并未因此而泯灭，不少有识之士对它及其作者是十分赞赏的，蔡邕“恒秘玩以为谈助”，葛洪誉之为“冠伦大才”，章太炎甚至说“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论衡》一书，向无善本，号为难读。现通行本脱文错简和误字很多。可供阅读的版本有：《四部丛刊》影印明通津草堂本，黄晖《论衡校释》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铅印本，刘盼遂《论衡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铅印本。另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出版了《论衡》铅印点校本。



王充的文学理论，散见于《论衡》一书的《自纪》、《对作》、《佚文》、《艺增》、《超奇》等二十多篇中，涉及面相当广。总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王充认为文章应当有为而作，应当有益于世



王充认为文章应当有为而作，应当有益于世，“故夫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对作》）。“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自纪》）。王充所主张的为世用，主要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劝善惩恶，教化人民。他认为文章并非“徒调弄笔墨为美丽之观”，而是应达到劝善惩恶之目的，“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而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佚文》）。其二，“为世用”就是要为统治者歌功颂德，他说，“周秦之际，诸子并作，皆论他事，不颂主上，无益于国，无补于化”（《佚文》）。王充主张文章应当“为世用”，对当时皓首穷经之辈，信伪迷真之徒，有着积极的碱砭意义。无庸讳言，其中也显然包含着迂腐片面的看法。



二．王充沦文章的内容与形式之关系



王充认为，文章的内容与形式之关系，就像树木的棍于与花叶的关系一样，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超奇》）。尽管内容与形式是相辅相成的，但它们却并不可等量齐观。王充认为，二者相比，内容起着主导的、决定性的作用。若不顾及内容，一味追求形式美，则无论其辞藻如何美，皆是不可取的，“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定贤》）。当然，重视内容，并非不要形式，因为“人有文质乃成”。关键还在于“外内表里，自相副称”。



三．王充强调文学的真实性



王充的文学思想，极为强调文学的真实性。综观《论衡》全书，“疾虚妄”、“务实诚”，像一条红线贯穿始终，从而构成了王充实现主义文学理论的基本核心。王充作《论衡》的根本目的，就是“疾虚妄”，倡“真美”。“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浮妄虚伪，没夺正是，心愤涌，笔手扰，安能不论？”（《对作》）王充这种疾虚妄，务实诚，倡真美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是对当时谶纬蜂起，怪说布彰的社会风气的勇敢挑战。为了坚持“尚然”、“贵是”，王充敢于问孔刺孟，敢于“谲常心，逆俗耳”，期待着“华伪之文灭，则纯诚之化日以孳矣”。（《对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