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的中国古代慈善史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慈善”的传统，早在西周时期，周王在中央行政官职中已设立地官“司徒”一职。而且，灾荒时期所采取的社会救助手段，被称为“荒政”。
据《周礼·地官》记载，周王在中央行政官职中，设立地官司徒，助其教化国民，安定天下。有现代民政部部长部分职能的司徒，为做好民政工作要采取6项措施，即“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赈)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
所谓“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疾”、“安富”，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关爱儿童、老有所养、救济穷困、抚恤贫苦、优待残疾、安抚富人，这些正是现代慈善概念中的具体内容。
这一时期的慈善活动，主要由朝廷来带动，灾荒时期所采取的社会救济手段，被称为“荒政”。到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很重视慈善工作。如“春秋五霸”之一的吴王阖闾，《左传·哀公元年》记载，每次发生天灾瘟疫，他都会亲临灾区，看望民众，安抚孤寡，资助贫困。
春秋战国时期的民间慈善活动比较简单，行为之一是直接在路边给需要救助者提供饭食，此即所谓“施粥”。施粥赈饥虽然简单，却是最受欢迎的一种慈善行为，为中国历代所继承。
东汉末兴平元年(公元194年)秋，京畿大旱，灾民遍野。《后汉书·献帝纪》记载，当时的皇帝刘协(献帝)，便安排身边大臣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粥”。
民间施粥更为常见，过去俗称“吃大户”。如北魏太和七年(公元483年)，冀州和定二州闹饥荒，地方贤良人士“为粥于路以食之”。《魏书·孝文帝本纪》记载，此举救活了数十万人。
一直到晚清，放粮施粥都是中国古代慈善家们的首选。现代拍摄的清宫戏中，不时会有大善人，支起大铁锅熬粥赈济灾民的镜头。
中国古人有自己的一套慈善理念，《礼记·礼运》中是这样说的：“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人们不能仅奉养自己的父母，养育自己的孩子，而是要让天下的老年人都能享受其晚年，青壮年能为社会效力，儿童能顺利地成长，年老的鳏夫、年迈的寡妇、孤儿、无子老者、残疾人都能得到社会的关爱，这样才算“大同社会”。
“养疾之政”，是古人做慈善的又一主要内容，给包括灾民在内的老、弱、病、残者诸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如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不少地方发生旱灾，并发蝗灾，随之暴发疫情。《汉书·平帝纪》记载，当时朝廷采取的办法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虽是防疫情扩散的一种隔离措施，事实上也是慈善行为。
到了南北朝时期，民间慈善活动更为活跃。当时最著名的慈善家之一、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开仓赈灾，《南史·齐文惠皇太子传》记载，他还与文惠皇太子萧长懋一起，创办了“六疾馆”，专收贫病不能自立者，即所谓“立六疾馆以养穷民”，时间在公元五世纪末六世纪初。
“六疾”语出《左传·昭公元年》，泛指多种疾病。借此开办的“六疾馆”，被现代慈善界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慈善机构之一。之前的刘宋朝，已颇重视社会救济工作，《宋书·明帝纪》记载，泰始元年（公元465年），刘彧（明帝）刚当上皇帝即下诏，“鳏寡孤独，癃残六疾，不能自存者，郡县优量赈给。”
稍后的北魏也有善举。《北史·魏本纪第四》记载，永平三年十月，皇帝元恪(宣武帝)，“诏太常立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处”。
搞慈善需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这是古今公认的。那么，古代做慈善的资金从哪来？从史料来看，与现代一样，古代慈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和民间捐款。
古代民间做慈善最活跃、最热心的人群是出家人。佛教的宗旨是普度众生，行善济人，投身慈善活动也是出家人的必然选择。上面提到的中国最早慈善机构“六疾馆”，其创办人竟陵王萧子良和文惠太子萧长懋都崇信佛教。
运作最成功、影响最广的佛教慈善机构，是唐代的“悲田养病坊”。佛教有“五福田”一说，“悲田”即其中之一田，主要用来布施贫病孤老，“悲田养病坊”的名称因此而来。
在唐朝，悲田养病坊遍及各地。其经济来源，早期靠信众的奉献和寺院自有田产的收入。由于悲田养病坊具有良好的社会救助功能，对解决民生问题、维护社会稳定作用明显，因此朝廷十分重视，主动介入管理。
朝廷介入以后，由国库提供的资助成为一大经济来源。这方面的资助包括生活资料的援助，提供粮食、救灾杂物等。《新唐书·百官志四上》“左右金吾卫”条中，便有送给养病坊敝幕、故毡的记载；李漼(懿宗)当皇帝时，还给各州县的病坊“赐米”。二是官方直接投资、划拨田产。李隆基(玄宗)当皇帝的开元年间，便实行“官置本钱收利给之”的做法，使悲田养病坊的“现金流”有了保证。
尽管悲田养病坊这一慈善机构在唐后期因“灭佛”运动的出现而风光不再，但对以后中国慈善事业的影响相当深远，五代的“悲田院”、“养病院”，宋代的“福田院”、“安济坊”，金代的“普济院”，明清的“养济院”等慈善机构，都受到了悲田养病坊慈善模式的影响。
与官方投资相比，募集和民间捐献，则一直是古代慈善机构和福利组织最为稳定的经济来源，它不止可避免官方投入易受执政者好恶的限制，而且可以影响整个社会，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参与，特别是遇到大灾大疫、官府财力不足时，民间经济来源便显得特别重要。
古代官方慈善工作做得最好的应该是宋代。宋代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相应的慈善组织，收养乞丐、残疾者和孤寡老人有“福田院”、“居养院”；病有“安济院”、“惠民药局”；死有“漏泽园”；儿童有“举子仓”、“慈幼局”……这些都是官办性质的慈善组织和福利机构。
由于官府鼓励民间参与慈善活动，所以出现了不少由私人主持的有一定规模的慈善机构。如著名理学家朱熹，曾在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创设“社仓”，备荒救灾，地方政府拨给一定的平价粮，由乡间人士负责经营管理。
“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则在苏州创设“义庄”，置良田十余顷，将每年“所得租米，自远祖而下，诸房宗族，计其口数，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刘宰、黄震、真德秀等中国古代著名的慈善家都是宋代人。
到了明清时期，民间慈善组织进一步壮大，几乎涉及所有社会领域。当然，这与其经济来源较为充足不无关系。
捐助是明清慈善组织经济的主要来源，与唐宋时期由官方主导的慈善活动区别明显。而且，这一时期慈善经费来源的渠道丰富，特别是到了清代，捐助慈善活动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参与群体广泛，当官的捐养廉银，士绅捐房产，地主捐田地。
明清时期，社会上以“会馆”形式出现的各种新型互助救济组织，则直接推动了民间慈善事业的大发展。
会馆，是一种地缘性、行业性十分明显的乡帮组织，其开馆目的是“答神庥、笃乡谊、萃善举”。说白了，会馆就是老乡和同业者的互助平台，其作用突出表现在捐资助学、助丧、施医、济贫诸方面。如清代福建人陈宗蕃在北京创设的“福建同乡会馆”，开宗明义为“乡中试子来京假馆之所，以恤寒而启后进也”；徽商所开设的会馆还常附设“殡舍”、“义冢”、“义庄”，为死者、病者提供免费服务。
明清慈善活动的经济来源，除了个人自愿捐资方式，还有“分摊集资”和“抽取提成”两种较为常用的办法。
分摊集资好理解，就是入会者平均摊捐款项。而抽取提成，则是根据各入会者生意和收入的大小、多少而定，如清光绪三十二年，苏州“石业公所建立学堂兼办善举”，其常年用款便是采取抽提的办法，由17家石作坊议定，“每做一千文生意，提出二十文；每工一日，捐钱四文”。
需要说明的是，古代有不少时候的捐款都带有强制性质，对不能及时捐付款项者有强制“罚款”的规定。如清嘉庆二十二年北京药行议定：每年正月初一要准时到会馆交银钱，“毋得迟延。如午刻不到，罚银二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