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相声演员魏源成

流水高山
liú shuǐ gāo shān
[释义] 比喻知己或知音。也比喻乐曲高妙。
[语出] 《列子·汤问》：“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
[例句] 金垆焚宝烟，瑶琴鸣素弦，无非是～调，和那堆风积雪篇。（元·石子章《竹坞听琴》第一折）

　　陕北说书起源何时，很难细考。民间传说从三皇治世时就有陕北说书。相传很早以前，有一个老汉生了三个儿子，长大后给人家当奴隶，赶牲灵，大儿子叫大黄，让奴隶主把一只手剁了，二儿子二黄的一只腿被打坏了，三儿子三黄让主人把眼睛扎瞎了，弟兄三人流落到陕北的青化县乞讨为生。一天大黄拾到两片烂木板，敲打着木板沿门乞讨，说上一些吉利话，主人便赐给他们一些残汤剩饭，有一次人家吃羊，他们捡来羊肠子，晒干绷在木板上，就弹出声音来，后来他们弟兄三人自制了琵琶，从此相互配合，边打、边弹、边唱。二黄心想大哥去世后谁来敲梆子，他灵机一动干脆把两块木板绑在腿上自打、自弹、自唱。后来老大、老二去了山西临县一带，三黄却留在了陕北，婚后生了五个儿子，并将弹琵琶的技艺传授给儿子们。老大成家后收了三十六个徒弟，将三弦传给了十八个徒弟，在榆林一带安了家，把莲花落、琵琶、三弦的技艺传授给了后人。这一民间传说足以见证陕北说书的历史久远。

　　陕北最早的说书人，十有八九是瞎子或半瞎子，俗称先生或书匠。说书是他们谋生的一种手段，被人视为下贱的营生，明眼人是不说书的，很长一个时期说书便成了瞎子的专利。他们为了养家糊口，不光说书，还兼搞算命、看病、安神、谢土、保锁娃娃等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活动，长期在外，由残疾人或乞丐拖着瞎子，常年走村串户，以说书为生。
　　随着时代的变化，明眼人也加入到瞎子说书的行列中来，给古老的陕北说书注入新的血液和活力，陕北说书在形式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原来的一人说唱变为两人对唱或多人走唱，所使用的乐器也不再是单一的曲项琵琶或三弦，二胡、板胡、笛子、扬琴等也参与其中，人数与乐器的改变更加拓宽了陕北说书的表现领域，同时也对书中人物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渲染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现在陕北说书分为单人说书、双人说书和多人群口说书三种，曲调也有九腔十八调之说，以平调为主，辅以欢音，苦音调、武调等调式，其音乐曲调的变化在整个说书的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故事情节的表述，喜怒哀乐的渲染和平仄声韵起承转合，九曲十八调都能表现的淋漓尽致。

　　弹起我的三弦定起个音，众位明公仔细听……”，陕北说书是说唱艺术，唱占了很大的比重，艺人们说：“说是骨头唱是肉”。在书场里除了听远古神话、历史传奇、百姓故事，还可以学历史、听新闻，说书人走州过县、见多识广，朝政大事、奇闻趣谈、张长李短等等，他都能给你说的活灵活现，并对那些邪、恶、丑，予以嘲笑和鞭达，对真、善、美大加赞美与颂扬。陕北说书中的每一部书很少有悲剧的结局，这在其它姊妹艺术中是很少见的。

　　陕北说书，这一民间大众喜闻乐见的说唱艺术，早在三十年代就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那时陕甘宁边区就开展了改造旧说书活动，对一些宣扬宗教、封建迷信的书目进行改造，高敏夫、韩起祥等人创作了新书《刘巧团圆》、《宜川大胜利》、《翻身记》、《血泪仇》等几十部新书，当时深受边区群众欢迎。一九四六年八月，韩起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为毛主席和朱老总说了新编书《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听完书后，毛主席称赞道：“你的新书说得好……”。全国解放后，韩起祥的陕北说书曾风靡一时，他一人就可以说五六百部新旧书，是陕北说书的一代宗师。
　　提起陕北说书，人们就会想起这些人来：韩起祥（1915-1989）、张俊功、田治枝、解明生、曹伯炎……

东台自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建县起至宣统三年(1911年)废除帝制的143年中，共有知县93人，其中大多数是昏庸颟顸、贪赃枉法， 遭到人民唾弃的贪官;也有少数廉洁奉公、政绩卓著，受到人民爱戴的循吏。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东台知县魏源，就是一个廉政爱民的贤明知县。

魏源(1794-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者，进步思想家，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人物。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魏源中三甲第93名进士，秋天，任扬州府东台县知县。任期虽不到一年，却留下不少政绩，得到当时东台人民的称颂与后世的景仰。

魏源到任后，看到东台水患严重，亲自巡视勘察主要河道，分别轻重缓急，疏浚入海水道。他看到与蚌蜒河相通的斜丰港，年久失修，河道淤塞。他就利用冬闲时间，征集民工修浚。魏源亲临现场指挥，关心民工生活，纪律严明，分工合理，民工的积极性很高，很快完成疏浚任务。第二年夏季大水，上游来洪，经斜丰港渲泄入海，免除了水患，东台人民无不称颂。

魏源很爱惜人才。他在政事之余，遍访县内有真才实学的人，向国家推荐。时堰镇人冯道立，对天文、历法、算学、医学都有研究，特别在水利方面，造诣很深，著作较多。魏源闻其名，亲自访问冯道立，对东台的水利建设，多有咨询。冯道立认为东台水利建设，必须巩固堤防，疏浚入海水道，“尾闾既泄，腹胀自消，下游多一份去路，上游即少一份狂澜，其裨益不仅在东台一县也”。魏源对冯道立的治水理论，大加赞赏，于是写了一副对联赠给冯道立:

绘郏 之图一卷中已饥已溺

熏阳城之化数千家毋讼毋

魏源觉得这样的人才，不向上司推荐，是地方官的失职行为，于是，他在谒见两江总督陆建瀛时，极力称赞冯道立。陆建瀛即推荐冯道立参加制科，举贤良方正，授承德郎。后来冯道立不负魏源之望，多次参加苏北水利工程建设，贡献甚大。

清代的漕务，弊端重重，除了“浮收勒折”之外，还有“将值交卸，截串先征”的陋规。有的知县在离任前，预先征收，中饱私囊，将一笔糊涂账，留给后任。魏源在接任后，就遇到这种棘手的事。前任知县预征漕银四千两，接任后，欠款悬宕无着，上级追征时，魏源宁可自己筹借赔垫，而没有将这一额外负担，转嫁给百姓。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夏天，魏源的母亲因病去世，按清例父母丧必须去官守制。这时，他窘迫得连装运母亲棺柩回乡安葬的路费都没有，只好借住在朋友家中，向亲友借债。魏源在这一年八月致友人春蕴之(林翼)信中说:“弟东台半载，只因漕务受前任之累，赔垫四千金......其尤急者，举家数十口指日悬磬，而先榇至今滞留东台，未能奉移，其窘为生平所未尝。”他的穷困拮据之情，可想而之。他清廉爱民的品质，堪为后世之楷模。

魏源由于亲友的帮助，最终才将母亲棺柩运回。在离开东台的时候，台城人民深为这位贤明的县令离任而感到怅然，万人空巷，挥泪相送，攀辕卧辙，途之为塞，殷切地期望他再知东台，此情此景，实在是令人感动。

东台自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建县起至宣统三年（1911年）废除帝制的143年中，共有知县93人，其中大多数是昏庸颟顸、贪赃枉法， 遭到人民唾弃的贪官；也有少数廉洁奉公、政绩卓著，受到人民爱戴的循吏。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东台知县魏源，就是一个廉政爱民的贤明知县。

魏源（1794—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者，进步思想家，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人物。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魏源中三甲第93名进士，秋天，任扬州府东台县知县。任期虽不到一年，却留下不少政绩，得到当时东台人民的称颂与后世的景仰。

魏源到任后，看到东台水患严重，亲自巡视勘察主要河道，分别轻重缓急，疏浚入海水道。他看到与蚌蜒河相通的斜丰港，年久失修，河道淤塞。他就利用冬闲时间，征集民工修浚。魏源亲临现场指挥，关心民工生活，纪律严明，分工合理，民工的积极性很高，很快完成疏浚任务。第二年夏季大水，上游来洪，经斜丰港渲泄入海，免除了水患，东台人民无不称颂。

魏源很爱惜人才。他在政事之余，遍访县内有真才实学的人，向国家推荐。时堰镇人冯道立，对天文、历法、算学、医学都有研究，特别在水利方面，造诣很深，著作较多。魏源闻其名，亲自访问冯道立，对东台的水利建设，多有咨询。冯道立认为东台水利建设，必须巩固堤防，疏浚入海水道，“尾闾既泄，腹胀自消，下游多一份去路，上游即少一份狂澜，其裨益不仅在东台一县也”。魏源对冯道立的治水理论，大加赞赏，于是写了一副对联赠给冯道立：

绘郏 之图一卷中已饥已溺

熏阳城之化数千家毋讼毋

魏源觉得这样的人才，不向上司推荐，是地方官的失职行为，于是，他在谒见两江总督陆建瀛时，极力称赞冯道立。陆建瀛即推荐冯道立参加制科，举贤良方正，授承德郎。后来冯道立不负魏源之望，多次参加苏北水利工程建设，贡献甚大。

清代的漕务，弊端重重，除了“浮收勒折”之外，还有“将值交卸，截串先征”的陋规。有的知县在离任前，预先征收，中饱私囊，将一笔糊涂账，留给后任。魏源在接任后，就遇到这种棘手的事。前任知县预征漕银四千两，接任后，欠款悬宕无着，上级追征时，魏源宁可自己筹借赔垫，而没有将这一额外负担，转嫁给百姓。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夏天，魏源的母亲因病去世，按清例父母丧必须去官守制。这时，他窘迫得连装运母亲棺柩回乡安葬的路费都没有，只好借住在朋友家中，向亲友借债。魏源在这一年八月致友人春蕴之（林翼）信中说：“弟东台半载，只因漕务受前任之累，赔垫四千金......其尤急者，举家数十口指日悬磬，而先榇至今滞留东台，未能奉移，其窘为生平所未尝。”他的穷困拮据之情，可想而之。他清廉爱民的品质，堪为后世之楷模。

魏源由于亲友的帮助，最终才将母亲棺柩运回。在离开东台的时候，台城人民深为这位贤明的县令离任而感到怅然，万人空巷，挥泪相送，攀辕卧辙，途之为塞，殷切地期望他再知东台，此情此景，实在是令人感动。

《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

道光二十六年（1846）夏天，魏源的母亲陈太夫人因病去世。按清例，父母丧必须去官守制。这时，他贫困交加，连装运棺柩回去的路费都没有，只好借住在朋友家中，向亲友借债度日。这一年八月，他在致友人胡蕴之（林翼）的信中说：“……弟半载东台，只因漕运受前任之累，赔垫四千金，……其尤急者，举家数十几口指日悬磬，而先榇至今滞留东台，未能奉移，其窘为生平所未尝……”，他的穷困拮据之情可想而知，后来，魏源得到亲友的帮助,才能将母亲的棺枢致运到句容县谭莲山安葬,在离开东台时,东台城民众扶老携幼相送。

道光二十八年（1848）暴雨连绵，湖水猛涨，河道总督杨以增准备启动运河堤昭关、中新、南关等五坝放水，那时里下河地区七县水稻将熟，如果开坝，让高邮湖、洪泽湖湖水下泻，里下河地区将成泽国，即将到手的稻谷也就颗粒无收，魏源时任兴化知县，立即向河道总督请求缓期开坝，未获批准。他就亲自赶赴两江总督衙门，击鼓撞钟，把总督陆建瀛请出来坐镇救灾，魏源则在风雨中奔走呼号，指挥七县民工挑土护堤。 随着风雨加剧，情况万分危急，河督杨以增为保官位死活要启坝，眼看着万亩稻田将淹没，魏源便顶着风雨，扑倒在河坝上痛哭着说：“要以身为民请命，要启坝就先让大水把我冲走。”目睹此情此景的人们为之感动。自早晨起，巨涛屡次冲上堤坝，民工十余万人严防死守。如此壮观的抗洪场面，一直坚持到傍晚风雨停息，两江总督扶着时年56岁的魏源感慨：“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岂不信然。”魏源回衙时，前来迎接的士绅拿着香火，放着鞭炮，送来一块大匾，上书“淮扬保障”四个大字，悬挂在县署正中。这年秋后，兴化、东台等七县获得了特大丰收，人民都称其稻为“魏公稻”，称漕河堤为“魏公堤”。1850年，魏源任盐运海州分司运判，筹银二十余万两，为高邮、宝应堤修缮之用。1851年，魏源任直隶州同知，未几，又授高邮州知州，注重培养人才，高邮那几年科第断绝，魏源上任，重建书院。是年秋，乡试榜出，文武诸生，中式者八人。

山海情：为什么故事发生在宁夏，剧中演员说的却是陕西话？

《山海情》一经播出就引发了广泛关注，市面上就是好评一片，小编这里也说说自己的一些感受，首先第一感觉就是服化道带的质感，那是震撼的，因为小编去的最北的地方就是河南信阳，在其他渠道也有领略到那边的风貌，但是没有想到九十年代的那边居然是这样的环境，而百姓生活的条件更是艰苦，单单“涌泉村”这个名字就已经饱含艰辛和沧桑。

其次是演员，个人感觉是非常真实的，张嘉益的表演就不用多说了，水花姑娘算是一个惊喜了，不过最没想到的是，两集看下，小编硬是没有认出陶虹老师，实在是有些对不住，这里也不得不感慨化妆老师的厉害。不过小编最开始看的是普通话版的，并不知道原还有个方言版，所以在张嘉益老师说话的时候，会特别别扭，而且主要原因还不是因为普通话，而是换了一个人配音了。

不过在得知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后，这种感觉就没有了，也算是一个小瑕疵的地方吧。不过纯方言肯定也是有它的问题的，因为并不是所有观众都能接受和听懂，不得不说，这也是给剧组出了一个难题。另外相信很多观众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山海情》的故事背景明明发生在宁夏西海固，为何剧中演员说的都是陕西话呢？难道这是一个硬伤？其实不然，小编查阅了很多资料，才终于找到了答案。

首先，我们要明确，其实并没有所谓正宗的陕西话和宁夏话，陕西其实分为三个有着较大差异的区域，也就是陕北和陕南，以及人们常说的关中，关中的范围就是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其实这三个区域的话都能成为陕西话，不过人们经常听到的大多是关中话，相信大家对于《武林外传》中佟掌柜的口音一定很有印象，那就是正宗的关中话。

《山海情》我们的“佟掌柜”闫妮也有参演。再说说宁夏地区，宁夏的北部大多说的是兰银官话，剧中背景所在的西海固地区是属于宁夏南部的，这里的构成也比较复杂，主要的方言有三种，其一就是剧中演员所说的关中话，此外还有秦陇片和陇中片，其实后两种与关中话也是非常接近的，大家的交流也并没有什么障碍，不过在外人听可能区别就有些大了。

所以剧中使用的关中话是没有毛病的，另外关中之所以叫关中，就是因为关中平原就处于“四关”之内，而北边的萧关就是在如今的西海固地区，所以其实两地的交流也是非常频繁的，这也是为什么宁夏南部会说关中话，或者带有关中口音的的主要原因。既然说到方言了，不得不提一下福建的普通话了，郭京飞一出场，小编是差点把茶都喷出了，实在太逗了。当然了，这也是当时所处环境的衬托下才有这个效果的。

　　 魏源

　　(1794～1857)晚清思想家。原名远达，字默深，一字墨生，又字汉士。湖南邵阳县隆回人。晚年信佛教，法名承贯。嘉庆十九年(1814)以拔贡入京就读太学，治汉学、宋学及《公羊传》，并与龚自珍切磋古文辞。

　　嘉道之时，清朝已入衰世。魏源以天下为己任，讲求经世之学，力图以之谋求国富民强，从而成为晚清学术的开风气者。他由习王守仁心学而改从今文经学(见今文学派)，论学以“通经致用”为宗旨。对于充斥朝野的考据学风和理学的性理空谈，皆加贬斥;指出汉学“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宋学同样“无一事可效诸民物”。他反对拘泥古制，依据《春秋》公羊家说，提出了“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变法主张。这种思想，不为时人所接受，故他自道光二年(1822)后历经会试而屡不中。

　　道光初年，魏源曾先后任江苏布政使、巡抚幕僚，主持《皇朝经世文编》纂辑事宜，对海运、水利诸政多所建言，力主以海运代河运，重申“惟海运可再造东南之民力，惟海运可培国家之元气”。道光八年，入京任内阁中书，与同官龚自珍以讲求匡时救弊之学而齐名，有“龚魏”之称。后居父丧侨寓扬州，深得两江总督陶澍倚重，力赞陶澍以票盐法整顿淮北盐务。后法行淮南，使两淮盐课成数十万增长，年收银五百万两。促成两淮盐法改革，是魏源对当时盐政的重要贡献。

　　鸦片战争爆发，魏源一度应钦差大臣裕谦聘，入浙江参赞军务。兵败，感愤时事，撰成《圣武记》十四卷。他深以鸦片战争败北为国耻，试图用清初以来的武功之盛激励民气，重振国威，抵御“英夷”，并提出了一些强国的具体建议。他针对积弊，于兵饷主张开源节流，整顿财政，“采金更币”;于河工主张修复黄河故道，导河于大清河入海。又遵友人林则徐嘱，据林所主持译编的《四洲志》，参以历代史志及两人记录，辑为《海国图志》五十卷，后续增至一百卷。《海国图志》率先介绍西方各国历史地理状况，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表明魏源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行者之一。

陕西关中方言，属于汉藏语系-汉语-中原官话，代表方言为西安方言。又分为关中方言东府话和西府话。关中方言东府话包括西安市、铜川市、咸阳市、渭南市、商洛市的商州、洛南、丹凤、山阳、陕北的宜川、黄龙、洛川、宜君、黄陵、富县、山西运城、临汾（部分地区）、河南灵宝、卢氏一带。关中方言西府话包括宝鸡、甘肃天水、庆阳、平凉、陇南（部分地区）、宁夏固原南部。从分布范围来讲，集中在陕西关中一线；西起甘肃天水一带，横贯关中平原，东到河南灵宝、山西运城一带，北接黄土高原，南伸秦岭北麓，辐射到甘肃、宁夏、青海、河南、山西周边省区，人口四千余万，是秦腔的标准唱音。

自建都陕西的西周始，关中方言被称为“雅言”。《诗谱》载：“商王不风不雅，而雅者放自周。”《论语》记载孔子教子时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骈枝·释雅言》曰：“夫子诵诗、读书、执礼必正言其音。”可见周朝雅言作为国家标准语言，已远及山东等地。西周王朝全面普及雅言在《周礼·秋官·大人行》中有重要记述：“……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为此，王朝定期召集各诸侯国雅语推广人员进行语言文字教范和语音训练，统一通用文字和发音标准，以“达其志，通其欲。”

古称关西秦声的关中方言，在古代之所以称作雅言并做国语使用，除了王朝一统天下的必然需要，其语调发音还有高雅、文雅、风雅、清雅、幽雅等大雅脱俗之义，娓娓道来圆润清丽，美妙悦耳，理应成为国家正音，人人学范，学说秦声雅言成为附庸风雅之风尚。今人之雅言已失去关西秦声之本色，秦腔高吼激越，言语粗犷奔放，说话习惯粗喉咙大嗓门，但仍不失为中国语言文化中的重要一支特色语。

实际上，在唐代等以关中地区为都城的朝代，关中方言是中国的官话，被称为雅言，《诗经》《唐诗》要用古代的官话，也就是现在的关中方言来读，才算是当时的标准读音。

陕西自古帝王都，历经十三个朝代，大概有两千多年历史。中国的文化、语言、文字，都是在此期间形成和创立的。”由于陕西曾经是周秦汉唐四大朝代的国都，陕西方言曾经是当时的官方语言，因此古汉语、史记以及唐诗，都需要以关中方言来读，才能理解其中的一些词汇，读出当时的味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