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香凝：民国第一霸道女总裁的传奇人生（一：革命生涯）

何香凝（1878.06.27-1972.09.01），女权运动的先驱之一，民革主要创始人，她是孙中山亲密战友、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革命伴侣，她以其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性格，以其同盟会首位女会员和国民党元老的资历，让蒋介石都避其三分。

结婚东渡日本  

我生长在香港，父亲是农民出身，他在澳门创了商业，在香港成了相当大的资产家、地产家。我自小生活优裕，社会接触少，20岁与廖仲恺结婚。我们家里有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的人，我自小即常常听到别人谈到反清的事。结婚之后，我又听仲恺常常谈及时事，逐渐加深了我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认识。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干下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事，我们和全国人民一样，对此甚为愤激。戊戌政变之后，有志青年赴日留学，一时成为风尚。仲恺也很想去日本留学。原来仲恺一家都是华侨出身，仲恺生在美国，仲恺的父亲死在美国，仲恺的亲兄亦在美国长大。仲恺的亲兄懂得—些英文，当上了清政府的外交官员，但是他不答应给仲恺到日本留学的学费。仲恺自己要筹一笔赴日旅费，钱也不够，为此常常对我叹息。为了成全他这个志愿，我就把结婚时娘家给我陪嫁的珠玉首饰卖掉，抛弃我一向过惯了的优裕悠闲的生活，同到日本留学。在仲恺到了日本之后两个多月 (即1902年的冬天)，我也东渡日本，开始了去国离家、独立学习的另外一种新生活。

廖仲恺、何香凝携女儿廖梦醒（前右一）、儿子廖承志（前左一）

初遇孙中山    

当时，孙中山先生宣传推翻清朝、号召革命的名声，在日本留学生中早已传播开了。我们也十分仰慕，可惜的是还没有会面的机会。就在1903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和仲恺到神田神保町的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留学生的聚会，在会场上初次看见了知名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真是喜出望外。

几天以后，我、仲恺和另一个留日青年学生黎仲实，一起按地址到小石川的一间“下宿屋”拜访孙先生。在一个面积不大、陈设简朴的小房间里，孙先生亲切地接见了我们。

1916年4月9日，孙中山与友人在日本东京田中昂寓所举行“帝政取消一笑会”时合影，前排右三为何香凝，右四为孙中山（怀抱者为廖承志），右五为宋庆龄，右七为廖梦醒；后排左二为廖仲恺。

入同盟会建联络站  

1905年孙先生由欧洲回到日本，积极筹备组织同盟会的工作。孙先生为了以后能够继续顺利地多做些革命工作，想找一个可靠的人，借他的寓所作为开会及收信地点，以便掩护。因为我和仲恺参加“革命同盟”的活动已经不少日子，而我们夫妇又是自己租赁房子居住，孙先生觉得在我家开会及收信极为合适，孙先生还特别提到严守秘密的重要，希望我不要雇用日本女中（女佣），我都一一答应了。为了保守秘密，我还特意去找一间合适的房子。几天以后，搬了一次家，由本乡搬到神田，连女中也没有雇，每天下课以后亲自操持家务。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学会自己洗米、生火、烧饭等等家务劳动的。自此以后，我家就成为通讯联络站和聚会场所。

那里，酝酿正式成立同盟会的工作已经相当就绪，而这时候仲恺回香港筹借留学费用，不在日本。就在孙先生叫黎仲实来和我谈借房子开会的第二天晚上，我在我的寓所里办了加盟手续。和我同时办理入盟手续的还有黎仲实、马君武以及日后刺杀仲恺的真凶胡毅生等人，这就是孙先生在日本发展的第一批同盟会会员。我们这几个人和稍后入盟的廖仲恺、朱执信，后来都成为中国同盟会的骨干。

我搬到神田居住以后，孙先生每星期召集同志在我家里开会两三次，经常在我家计议和筹划各种革命工作。按照日本规矩，进门要脱鞋，人如果来得多了，都脱下鞋子，很多鞋子就会堆在门口，会引起日本警察和清政府的走狗侦探的怀疑。因此，当孙先生每次开会的时候，我除了做好看门开门、照料茶水的工作以外，还专门做收藏鞋子的工作。

年轻时的何香凝

孙胡之争   

在我入盟以后大约两个多月，仲恺方才回到东京。同船抵达的还有胡汉民夫妇，胡汉民夫妇寄寓在我的家里。仲恺有志革命很早，当晚孙先生来到我家，仲恺在晚饭后即行宣誓加盟。但是，胡汉民为了“平均地权”四个字与孙中山先生辩驳了差不多一个通宵。胡汉民认为不宜于在那个时候提出“平均地权”的口号，孙先生向他解释说：“你参加反清朝帝制，这很好，但是解决民生问题，也是我们革命目的之一，而要解决民生问题，首先就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我记得那天夜里我在床上醒了又睡，睡了又醒，还听见他们在隔壁房间争论不休，一直辩论到深夜三时以后，胡汉民方才勉强加盟。可见胡汉民后来反对改组中国国民党，反对实行三大政策，是早有原因的。

胡汉民

同盟会的思想分歧   

1905年10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投稿的多为同盟会会员，他们所写宣传革命的文字很受读者欢迎。但是，当时发表在《民报》上的文章和一般参加同盟会的人思想状况，也明显地反映了同盟会会员内部存在的思想分歧。这些文章上表达出来的和一般的思想动态，可以分为三类。

其中第一类人仅有推翻清朝的单纯民族主义思想，至于推翻清朝以后中国往何处去，思想上还是完全模糊的，甚至还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接触到这个问题，这一类的代表人物是章炳麟等。第二类人则在推翻清朝以后，要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也就是欧洲或日本式资产阶级民主的道路，代表人物就是胡汉民、汪精卫，后来成为西山会议派的邹鲁、居正也是属于这一类人物。第三类人则接受了当时已经在日本青年学生中开始流行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并试着把那种尽管还是处于萌芽状态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到中国来。他们在翻译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时候，把资产阶级译作“豪富”，把无产阶级译作“细民”。他们在《民报》上宣传“细民”与“豪富”的斗争，也就是反映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类的代表人物就是朱执信和廖仲恺。仲恺在《民报》上用的笔名，叫做“屠富”。我记得仲恺那时候曾同我开玩笑，说：“你的爸爸是个大资本家，也是将来要在打倒之列的，你不怕么?”

当时中国同盟会参加者存在的这三类思想，都在《民报》的文章上反映出来。中国究竟往何处去?问题是提出来了，也有过争论：可是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得到解决，而彼此的见解也极不一致。辛亥十月武昌起义成功，清朝皇帝就退位了。辛亥革命是没有明确的思想准备作为基础的。

民报

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南下护法  

二次革命失败后，我和仲恺分头仓卒离开广州去香港。英国当局视我们为政治犯，不许入境，限我们48小时离开。老牌的英帝国主义，一向就是这样敌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我们被迫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亡命日本，在东京千驮谷安下家来。

孙先生南下护法组织军政府，比较可靠的力量是海军和国会中的一部分人。1917年广东省长朱庆澜想交20营兵给陈炯明，孙先生就以陈炯明为总司令，邓仲元、许崇智为副司令，20营兵全体奉命开赴福建。部队内部有很多革命青年，如邓演达、李章达等，士气充沛，不久队伍开到漳州。不过，这批军队一向受桂系军阀歧视，饷械给养，均受桂系军阀控制。仲恺曾经几次遵照孙先生的意思，多方设法筹款接济他们。孙先生在上海的房子就因此由仲恺经手抵押过两次，一次得款二万元，一次得款二万五千元，都由仲恺亲自带到漳州交给这批驻闽粤军了。

何香凝为何在回忆录里提到廖仲恺亲自将款交给陈炯明带队的这批驻闽粤军，正是为后期她对廖仲恺的营救埋下了伏笔。这个伏笔我们留到下期揭秘，感谢收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