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大收官《可爱的苏东坡5》

可爱的苏东坡【四、身如不系之舟】

　　文/泊静居士

　　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高太后染病，不久于人世，而小皇帝也十八岁了，可以自己处理朝政了。次年九月，高太后病亡，哲宗亲政。他一上台，就恢复了与新党人物的关系密切的人的职务。

　　一场政治风暴又要袭来。

　　苏东坡被任命为定州知州等职，按照规定，大臣外出做官需要向皇帝当面告辞，可是，哲宗居然以各种理由拒绝接见苏东坡——那个曾教过他五年的老师。接着，他罢免了一些旧党人物，启用了大批新党人物。苏东坡是典型的旧党分子，必定遭到大大的打击。

　　1094年四月，第一道诏命下达，取消苏东坡翰林学士等称号，撤销定州知州职务，改派英州（今天的广东英德）知州。不多久，他又被降级。新党人物还不放心，又上书皇帝，最后，哲宗皇帝干脆下了一道诰命，说还是担任英州知州，但永远不能升迁了。

　　苏东坡从河北定县往广东英德赶，六月份到了安徽，又接到诰命，贬为惠州节度使。苏东坡的命运真是曲折，他又成为了像在黄州一样的犯官，甚至比黄州更惨，因为环境更加恶劣。经历的艰苦难以言说。他乘船入赣江，经过江西万安县的惶恐滩。面对这险滩，远离故乡和朝廷，生命渺茫的苏东坡，用他达观的精神，写下了这首诗：

　　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

　　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

　　长风送客添帆腹，积雨浮舟减石鳞。

　　便合与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

　　（《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

　　大概意思是：我这个头发斑白的老人，只身飘零于离故乡七千里外的荒野，乘着小舟穿越赣江十八个险滩，就像在激流漩涡中翻滚的一片树叶。过那危险的惶恐滩时，忽然回想起四十年前，从四川取道陕西赴京赶考，经过“错喜欢铺”（一个店面命）的情况。年轻时功成名就，原以为可以大有可为服务百姓，可是如今却不过是错喜欢，只有垂泪孤臣的无限惶恐。

　　船过了险滩，就遇到长时间的顺风，殷勤相送我这个远来的客人。船帆受风，好像鼓起的大腹。雨也下了很久，江水暴涨，我在船上已经看不见水流石头上的鱼鳞波纹，真有点美中不足。我完全可以充当个水手，为官府驾船；我一生经历如此多的风浪，岂止是仅仅知道几个渡口而已？

　　十月二日，苏东坡千辛万苦，终于到了惠州。

　　惠州的生活相当苦，他写过一篇小文章自嘲，大意如下：

　　惠州这地方真穷，每天才杀一只羊。当官的把羊都买走了，我又不能跟他们去抢，怎么办呢？我就招呼手底下人说，去，把剩下的羊骨头买回来。羊骨头买回来怎么做呢？先放在锅里头煮，咕嘟咕嘟咕嘟，煮半天就煮熟了，拿出来以后在米酒里头泡一泡，然后再放到火上烤一烤，烤啊烤啊，烤得差不多的时候怎么办呢？弄个牙签，就从这羊骨头缝里把这肉给剔出来。你们以前吃肉，都是一口下去都找不着骨头，牙齿就埋没在肉里边了，你们永远不会体会到我吃羊肉的体会。我这是吃螃蟹，这是把吃螃蟹的方法用来吃羊肉，对身体很补，大补。这个方法我告诉你，你可以试用一下，不过这个方法让一种动物很不喜欢，就是狗，“众狗不悦矣”。这狗听到我们都用这方法吃羊肉了，狗很不高兴的，抢它生意了。（《与子由书》）

　　绍圣元年，苏东坡的表兄程正辅正做广南东路提典刑律（掌管所属各州的司法、刑狱和监察），有人马上会想，这是好事啊，好歹还可以照应一下自己家！可恰恰相反，朝廷可没这么好心，刚到惠州，苏东坡就意识到朝廷的用心：就是想让程正辅搞死自己！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程正辅既是苏东坡的表兄，也是苏东坡的姐夫。苏东坡的姐姐八娘自幼饱读诗书，能诗善文。16岁时嫁给表兄程正辅。但是八娘嫁到程家以后，公婆一直不喜欢她，经常虐待她。第二年，八娘产下一子并因此身患重病，而程家却不给她治病。父母只好把她接回娘家诊治。病情刚刚好转，公婆却兴师问罪，责备八娘不尽媳妇孝道，并抢去她的婴儿，以致八娘伤心不已，旧病复发，含恨而死。苏东坡的父亲宣布与程家断绝关系，从此两家成为仇家。

　　苏东坡担心自己的表兄伺机报复，但又想，两家已经42年未通过音信了，此事似乎到了应该了结的时候了。他托一位同乡带信给程正辅，表达了和解之意。信中还说：最近得到一个酿酒的良方，酿出的酒，色香味俱佳，不知表兄何时前来，定当预先酿好此酒接待。

　　程正辅同样想趁此机会了结上一代人留下的恩怨，便来惠州看望苏东坡。两人一见如故，冰释了42年的恩怨。

　　苏东坡利用与程正辅的良好关系，做了很多为民请命的好事。例如，他见惠州驻军“多阙营房”，大都“散居市井”，有扰民的现象，就致书程正辅，建议他修建300间瓦房做军营，较好地解决了这个困扰惠州老百姓的问题。绍圣二年，惠州粮食丰收，米价大跌，官府收税要钱不要米，农民用贱价卖出两倍于往年的粮食才能凑齐税款。苏东坡了解了这一情况后，就写了一封长信给程正辅，指出这无异于敲诈农民。他希望程正辅尽快与相关官员商议，准许“任从民便，纳钱纳米”。这一问题不久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使惠州和整个广南东路10多个州的农民受益颇多。

　　很快，达观的苏东坡便与当地人打成一片。他看到惠州西枝江阻隔两岸，百姓往来不便，于是捐出犀带，带头募捐修桥，建起了东新、西新二桥，为百姓称颂。

　　名闻天下的苏东坡来到岭南，颇得粤地的官员尊重。第一年，他就接到广州太守王敏仲的来信，告知广州正流行瘟疫，百姓死亡人数众多，特地想讨教有何良策。王敏仲这下确实问对了人，此前苏轼任杭州知州时，就曾处理过瘟疫流行的情况。当时苏轼为救济病人，发动官员捐款，不足处又带头捐献私帑旧称君主的私有财物。五十两，于城中置病坊一所，名“安乐坊”，招募僧人主管，收容病人治疗。那时候苏东坡还拿出了这独门的绝学，他有个秘方，叫“圣散子”。这是啥玩意儿呢？就是一种药，治瘟疫的。说起这圣散子来，还挺有意思：苏东坡在黄州的时候碰到他一个好朋友，叫巢谷，俩人闲聊天的时候，巢谷就跟他说，我有个秘方。苏东坡一听秘方，眼睛就亮了，就死气白赖地跟他要这个秘方。这巢谷就死活不给地，因为他太爱这个秘方了，连亲儿子都不传。后来苏东坡是死缠硬磨，这巢谷把他拉到长江边上，指着江水要他发毒誓：不准传给别人，只可自己享用。苏轼答应了，嘴上答应了，心里不以为然，苏东坡不喜欢这种垄断行业。他拿到了圣散子这个秘方之后，那次碰上瘟疫，就把这秘方拿出来，让人到山上去采草药。因为这圣散子有个特点：它的原料非常地便宜。然后准备几口大锅，天天熬这圣散子。凡是从这路上过的，每人给喝一碗，免费的。但这也不解决什么问题，你能喝多少碗才能解决瘟疫呢？苏轼就想到应该办医院。因为在古代的时候没有公共医疗设施。都是一些道人、僧人给人看病。苏轼当时自己掏了五十两黄金，又从公款里拨了两千贯钱，建了一所病坊，他起的名字叫“安乐坊”。据不准确的统计，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所公办的，官家办的，具有公益性质的医院。这个安乐坊在疫情过后仍得以延续，三年间医愈千人，此事曾被朝廷嘉许，让各地仿效推广。苏轼于是回信向王敏仲详细介绍自己的经验说：“广州商旅所聚，疾疫之作……莫可擘划谋划，经营一病院，乃长久之计……”我估计肯定又献出了自己的秘方，圣散子也。

　　除了建议设立病坊，苏东坡还特地介绍了罗浮道士邓守安关于改善饮水的建议。邓守安是苏东坡在惠州结识的朋友，既是指导苏东坡养生的老师，也是惠州建桥时出力最多的合作者。邓守安对广州的情况最为了解，得知广州疫情后，他当即指出：“广州一城人，好饮咸苦水，春夏疾疫时，所损多矣！”

　　因为广州水质向来不好，一直导致瘟疫多发。有钱人可以买井水饮用，但贫苦百姓就没有办法了。邓先生建议从白云山蒲涧引水入广州，具体做法是：在蒲涧的山岩下置一大石槽储水，用五管大竹驳接转接相连，随地高下，直入城中。竹子之间以麻缠之，漆涂之。在广州城中，则设一接水大石槽，将水储蓄起来。然后，用五管竹将水分散引入城中各个方位，并设小石槽盛之，以便百姓汲取。

　　邓守安还估算了一下这套供水系统的用材和费用，“不过用大竹万余竿，及二十里间，用葵茅苫盖，大约不过费数佰千可成”。如果能够实现，那么长期以来困扰广州的饮水卫生问题就可以解决。苏东坡听后十分高兴，在信中向王敏仲详细转述，还推荐让邓守安去操办此事。

　　王敏仲十分重视苏东坡的意见，将此建议付诸实施。苏东坡虽不能擅离贬地前往广州，但很关心工程进展，不久他又去信，谈到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他建议，引水的竹竿“每竿上，须钻一小眼，如绿豆大，以小竹针窒之，以验通塞”。因为引水途远，日久肯定会出现堵塞的情况，有了这些小孔，就可以查知堵塞位置，而不致于盲目地拆除竹竿来检查。

　　另外，东坡还提醒每年应有一定的经费用于更换堵塞或损坏的竹竿，按他估计每年大概更换50多根就可以了，希望王敏仲能做好维护规划，使这项工程“永不废”。从信中不难看出，苏轼对广州的引水工程是多么的关注，对人民百姓是多么的关心，当然也可以看出，他还是一个多么出色且丰富实践经验的工程师！

　　据广州人说，广州的这套引水系统，是广州城有记载的最早的“自来水”工程。民国初年，广州拆城墙时曾发现一个南宋的石水笕jiǎn连接起来引水用的长竹管，长43厘米、宽19厘米、高21厘米，石面刻“城南厢信女傅氏二娘，舍钱造石水笕，祈保平安者。绍定三年七月中元题”。石水笕就是苏东坡信中所说的用来连接竹竿的石制管道，由此证明了到南宋时广州仍在应用这套“自来水”设施。

　　东坡虽然为广州建设“自来水”工程花费了不少心血，但他身为贬官，不敢张扬此事。他在给王敏仲的信中特别叮嘱“慎勿令人知出于不肖（指自己）也”。幸好这些信件内容都完好地保留下来了，使这一段掌故不致湮没。

　　苏东坡在惠州的时候，不仅做工程。他还写了《和陶渊明诗》，对陶渊明的每一首诗都作了呼应。弟子黄庭坚当时在贵州，听到这些事之后，也写了一首诗作回应：“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子瞻百世士，出处岁不同，风味乃相似。”意思是说：苏东坡被贬到岭南，但朝中的人仍可能会杀他，而东坡却过着清淡的生活，吃惠州的饭，和了陶渊明的诗；表面看来苏东坡、陶渊明虽然在时间上有极大的差异，但其令人可敬的风格却是相似的。

　　绍圣三年（1096）春，苏东坡在惠州水东白鹤峰购地数亩，意欲终老惠州。新居有20余间，其中包括“思无邪斋”和“德有邻堂”。苏东坡还打了一口深达4（一丈≈3. 33米）丈的水井，供自己和邻人吃水之用。然而，就在入住仅仅两个月之后，他又被贬谪出中国本土之外，要到海南儋州去了。

　　据说当时章悖（朝廷新党宰相，位高权重）他们通过玩文字游戏的方式来决定被贬元祐臣僚的贬所：苏东坡字子瞻，贬儋州，因为儋与瞻偏旁相同，苏辙字子由，贬雷州，因为雷字下有田字，其他人都以此类推。

　　而对苏东坡还有一种说法，原因却还是犯了老毛病：祸从口出。因为他在惠州曾作过一首叫做《纵笔》诗：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据说这首诗传到京师，章悖恶狠狠的道：“哼，老子在京城日理万机，累得要命；你苏子瞻睡得挺美，活得还挺快活嘛！”于是把苏东坡贬得比所有人都更远。

　　苏东坡这年六十二岁了，长期流放积劳成疾，身体虚弱。接到皇帝御批，晓行夜宿一月有余才来到抚州。就在这时，他弟弟苏辙也被流放到雷州从这里经过，兄弟一见面，抱头痛哭。苏东坡想，圣上不明，我虽有报国之心，可落到这步田地，还有啥指望啊，他越想越生气，就在抚州病倒了。

　　常言说，愁断肝肠，这话可真没假说，只几天工夫，苏东坡就眼窝塌陷，骨瘦如柴，躺在床上像一具僵尸。苏辙看哥哥已经不行了，急忙差人往家乡送信，置办后事。

　　在苏东坡养病的客栈里，有个店小儿叫杜和陶，他看这老人心慈面善，久病卧床，吃啥药也不见效，心里也很难过。有一天，他翻箱取衣服，忽然想起从家乡带来的一瓶杜康酒，家乡人都用杜康酒散郁解忧，这老人的病何不也用杜康酒试试。于是就拿着杜康酒来到病床前。苏东坡看见杜康酒，眼睛就亮起来了。一连饮下三杯，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连叫道：“好酒，好酒，我可又见到你了！”

　　那苏东坡对杜康酒为什么有感情呢？原来，他在汝州做团练使，曾到杜康村觅胜观光，多次喝杜康酒。后来苏东坡又被流放江南。跟杜康酒失去了缘分。曹孟德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自从苏东坡饮了杜和陶的杜康酒，很快忘了千种忧愁。病又慢慢好起来。谁知这事又被章悖知道了，于是连下金牌，催他速往海南岛。东坡叹道：“今天喝完这瓶酒，这一辈子恐怕再也难见杜康酒了。”于是，便写下“从此东坡室，不立杜康祠”的名句。

　　真的，自从苏东坡到了海南岛，从此再也没有喝过杜康酒。后来，哲宗死，徽宗即位，看到东坡的诗词，忽动恻隐之心，于是让苏东坡离开海南北归，并由京师开封准备十坛杜康酒为苏东坡接风。可惜苏东坡几经折磨，已经形神分离，还未回到京师，就去世了。

那么苏东坡在儋州的日子怎么样呢？他又是怎么去世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