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讲收与放

2018-10-09 10:28:2106:59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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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听众：哲学研究爱好者，真理的探索者

主要内容：
收与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首次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口号，但同时也提出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的改革开放。最初，由于习惯势力，许多人对四项基本原则仍停留在“文革”以前的认识，用原来的标准赋予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特定含义。改革开放可以说举步维艰，一时是与非的标准各不一致。有人认为好得很，有人认为糟得很。认为好得很的人强调改革开放后，生产发展了，经济繁荣了，生活好过了，在政治上用不着提心吊胆了。认为糟得很的人，担心中国变颜色，姓资姓社分不清了，两极分化了，物价失控了，牛鬼蛇神出笼了，腐化变质了……等等。有些人两头摇摆，既不肯放弃实惠，也还怀念往昔。东欧和苏联的巨变，使多数人经过冷静思考后，不得不承认三中全会后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精神，理解的人也愈来愈多了。
收与放也同一切对立互根关系一样，都只能是：“收为收中放，放为放中收；收中有放，放中有收；以放压放见真放，以收压收见真收”，如果离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任何行为都既可称放，又可称收。解放初期从经济上收了官僚资本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放了统购统销。到了大跃进时除了集体经济和人民公社以外全在被收之列。“文革”中收了民主与法制，放了造反精神，只不过那时没使用收和放的名称。
改革开放作为政治口号被提出以后，大家从切身体会中才赋予了特定的含义，把恢复“文革”前的政策称收。如果从“文革”的标准来讲，则正好相反。放的过程也就是收的过程，关键是放什么和收什么？一个中心（四个现代化）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本身相互制约，单纯强调任何一方，都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片面强调改革开放，必定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片面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就必定否定改革开放，这就有个收什么？放什么？的问题，也有个坚持中的不坚持的问题，经济上放弃了对企业的许多行政干予，对政权职能则是收。用法制代替人治，对少数人的权力则是收，体制改革对四项基本原则中的某些成分也是收，应该承认，四项基本原则中，无论任何一项原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都渗透着收与放的矛盾和斗争。
衡量它关于姓“资”和姓“社”，应该有个标准。如果这个标准就是“四个现代化”，不行，因为许多西方国家都已实现了，但不能称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标准只能是“各尽所能，按劳取酬”，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落实过。改革开放中的消极因素是什么？也没有不与此相关的。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兴在于此，废也在于此，没有哪个朝代例外。古人简称明和清。明就明在奖惩分明，清也清在奖惩符合功过。完全合理的劳酬标准虽然谁也找不到，但它却始终像价值规律，在商品经济中起着调解的作用一样。社会的兴与废，却总是与该社会在处理贡献与分配权力与义务的合理程度为转移，合理到什么程度则兴到什么程度，反之失调到什么程度则废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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