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真正的可怕之处：18年18人拿诺贝尔奖，却高兴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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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奖或医学奖揭晓，美国的詹姆斯·艾利森和日本免疫学家本庶佑，因发现抑制负向免疫调节的“新型癌症疗法”得奖。

日本自1949年第一次斩获诺贝尔奖以来，累计已有27位诺贝尔奖得主。

但其实2000年前拿到的，只占了三分之一。

2001年，日本出台“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提出“50年要拿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当时，从日本国内到国际社会，对此争议都不小。

可从2001到2018年，日本平均一年拿下一个诺奖，计划进行时间尚未过半，已经完成了超出目标二分之一的数量。

也有数据表明，日本近些年的科研发表数量呈下降趋势，被引用的数量也没有以前多。

狂揽诺奖的日本人，危机感还是很重，其实没别人想象中那么高兴。

斩获诺贝尔奖不易，每位得主都有自己的个性。

日本的诺奖获得者，尤其有着许多“不正常”的经历。

对于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本庶佑，据诺奖委员会的成员透露，76岁的他得知自己获奖时，表现得十分平静，甚至有些还害羞。

本庶佑似乎对诺奖看得随意，他在接受采访时也说，看到患者获救，比获得诺奖更开心。

“皆为利往”的时代，日本的科研者却总带着一种特殊气质。

2008年，日本的下村修阴差阳错发现“绿色荧光蛋白”，他的研究成果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他说：“我做研究不是为了应用或其他任何利益，只是想弄明白水母为什么会发光。”

在他看来，获得这项殊荣不过是在满足自己好奇心的路上，顺便完成的一件事情。

相较于上述两位，2002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田中耕一，经历更有趣。

当时诺奖的报道一出，整个日本的媒体都陷入了“寻找田中耕一”的模式。

似乎没有什么人听说过“田中耕一”的名字，所有的数据库里也未曾录入过与他相关的信息。

直到后来，人们发现，他只不过是一家企业里的无名小卒。

低学历、跨专业，从来不是日本科研者自暴自弃的借口。

除了低学历之外，日本的诺奖得主中还有一位出了名的外语文盲——益川敏英，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在大学时期，益川敏英的英语就时常垫底，无论他如何努力，英语的水平和兴趣都从来不见起色。

因为这个，益川敏英不敢轻易往外跑，拒绝参加许多国外的研讨会，在斯德哥尔摩领奖之前，他从未踏出过日本国门。

获得诺贝尔奖后，他用日语发表感言。会后有记者问他：“您打算学英语吗？”

这位老教授干脆地回答：“不。”

这大概就是这位科研者最后的坚守。

比起许多国家的诺奖得主华丽的履历，日本的研究者们看似更加接地气，不那么完美的经历，更让人看到，日本这个国家在科研领域注入的国民性。

诺贝尔奖的颁奖原则，是要保证获奖成就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有延迟性和滞后性。

基础性研究成果由提出到被广泛认可，需要相当时间的检验，因此科学家从发现成果到获奖要经历长达二十年以上的时间。

21世纪诺奖的“井喷”，其实是几十年来的巨大付出换来的成果。

上世纪60年代，日本提出“振兴科学技术的综合基本政策”，将国民收入的2%用于科学研究，1971年又将目标提到3%。

后来虽然遭遇经济停滞，“失去的二十年”也没有让日本研发经费的投入总量下跌。

在科研经费充足的保障下，日本的科研环境也更自由。

由于科学技术的基础计划工作由专业机构进行，所以高校老师不需过分担心因没有科研成果受到惩罚。

日本科学家职业受尊重、工资待遇较好。根据日本权威的“日本社会阶层与社会移动”1995年调查结果，在日本的187种职业中，大学教师的职业威望，仅次于并列第一的法官、律师。

日本的科研申报课题采用课题注册制，不用经过层层审批，保障其后续的研究经费很快拨款到位。

不受外界干扰、充足的科研经费和开放的科研环境，为专注于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利保障。

更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教育改革也打造了扎实的知识基础，促进探索思维的养成。

不片面强调知识传授，更注重联系现实生活。

在幼儿园、小学阶段，让孩子们重视与自然接触的生活经验，培养孩子的童趣与对自然的好奇。

据媒体报道，在课程设计方面，日本的教科书引入了很多国际知名的文学作品，注重科学精神，尊重个性，关注世界性的合作与和谐共存。

他们的教育理论强调“基础教育教师的教学自由”，促进开展因地制宜的课程设计，重视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日本的研究型大学也学风开明、自由，不唯一两所高校为尊，每个学校都有独特的底蕴和优势。

如名古屋大学副校长渡边芳人所说，“名古屋大学的校训是‘做有勇气的知识分子’，其含义不仅仅是培养获取已有知识的人才，而且是有勇气抱着怀疑精神进行研究的人。”

总体来说，几十年来，充足的经费保障、民主的科研环境、开放的教育模式，对日本“井喷式”的诺贝尔奖起着功不可没的作用。

在这次诺奖公布的半年前，日本通过了2018年版《科学技术白皮书》。

这样的白皮书日本政府每年都会公布，对日本的科研实力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并和全球主要国家进行比较。

白皮书指出，日本推动创新的基础能力正在迅速减弱。

其中，显示研究质量的“被多次引用的学术论文篇数”一项，日本在各个国家中的排名已从10年前的第4位下降至第9位。

即使是每年都有人拿诺贝尔奖的日本，仍认为，肩负下一代未来的年轻研究人员，境遇更加困难。

他们深知，想要持续创造国际性研究成果，就必须怀着危机感推进各项改革。

所以从2013年以来，日本《科技白皮书》多次承认日本科技创新力出现衰退，不论是论文的数量质量还是科研人才储备，以及研发资金投入都表现不佳。

就算诺奖拿到手软，日本高兴不起来的原因，不只是危机意识，更是现实问题。

日本人足够重视荣誉，却也在荣誉到来时，保持着令人生畏的冷静。

极致认真、脚踏实地、耐得住寂寞、确定一个目标就执行到底的匠人精神，是日本文化中不容小觑的一项。

一位留日的科研工作者说：日本科研工作者在实验室的小组研讨会上会非常细致认真地研讨错误出现的原因，但不会对研究者本人提出任何批评。

这种对待错误的严谨和对出错者的宽容，恰恰激励了人们更加重视错误，防止错误的再发生。

而日本文化中还有种不可忽视的特点：矛盾。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深刻阐述了日本文化中处处体现的这种现象：

“日本人极度好战又极度温和，极度死板又极度灵活……极度勇敢而又极度胆小，极度保守而又极度喜欢新事物……他们非常在乎他人如何看待他们的所作所为，但是，即便他们犯了错未被人发现，依然会有罪恶感。”

这种矛盾性，也体现在高度重复的匠人精神同寻求不同的创新之间：

正是匠人精神中矢志不渝的专注力量，才为创新发现时的灵光乍现提供可能，同时，为观点的实现提供保障。

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二曾说：“保持孤独，我才能够不被这些东西左右，逼近事物的本质，这让我能产生新的点子。”

在他看来，保持孤独，才能从内挖掘能量；专注于自身，才能缩短减少接触到“事物的本质”的时间，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换来的恰恰是灵感迸发的瞬间。

而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之间的运筹帷幄，也演绎着日本文化中的“菊与刀”。

“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看似急功近利，但同时，日本人已经用几十年来的踏实付出为此做好准备。

也许在科研的路上、在夺下诺奖的竞赛中，中国人已经走出了很长一段路，也做好了十足的准备，准备在这“滞后性”过去后迎来喜人的突破；

但至少，在日本18年内这些突出的成就中，也可以让人看清，在更多方面，也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