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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60年，后周的禁军将领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建立宋朝。赵匡胤当皇帝后，就想着怎么终结安史之乱以来的乱局。安史之乱是755年爆发的，到赵匡胤登基的960年，已有200多年，怎样建立一个稳定的中央集权国家，这是赵匡胤需要处理的大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北宋很可能会成为后周以后的第六个朝代。在此之前，五个朝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总共只有53年，最短的后汉只有4年。赵匡胤有个铁哥们赵普，他们多次商量后，决定采取措施。
主要分为两部分来做，一部分是加强中央集权，一部分是加强君主专制。
中央集权问题就是指藩镇问题，要解决藩镇问题就要搞清楚藩镇是怎么来的，节度使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权力。唐朝初期的时候，对外采取扩张态势，扩张到顶点之后，就开始转攻为守了。接着就轮到少数民族进攻了，少数民族以骑兵为主，进攻唐朝边境的时候通常都是采用闪电战的方式，来去匆匆。为了有效抵御少数民族的进攻，唐朝这边就得快速反应。打仗需要钱，需要粮，那边敌人都打来了，这边军区司令还在和财政厅长扯皮，那肯定不行，所以后来唐朝就慢慢把军权、财权和行政权都交到了节度使的手中，便于提高效率了。
原来节度使领导的藩镇只是在边境，为了防备少数民族，安史之乱以后全国到处都是藩镇，宋朝初期的时候也是这样。假如我是节度使，我手中要兵有兵、要钱有钱、要粮有粮，那我造反还缺什么？这么好的条件我都不干它一票，太遗憾了。
赵匡胤为了解决藩镇问题，把节度使手中的行政权、财权和军权都剥夺掉。派文官担任知州，掌握行政权。文官造反的可能性就小多了，首先文官大部分是通过读圣贤书，科举考试上来的，忠君爱国的思想浓厚，在主观上造反的意愿不大。此外在客观上，文官没有领兵打仗的经验和才能，就算想造反也很难成功。就这样，赵匡胤还不放心，为了再加个保险，另外派通判下到地方监督知州，这就是双保险。通判既负责监督，也是地方政府的二把手，和一把手知州一起管理地方事务。苏轼就做过通判。
财政方面，派转运使下去，把地方上的钱粮大部分都运到中央，只给地方保留一小部分，够发工资、够维持地方政府基本运转就行。地方政府没有钱，更不可能造反。
军权方面，把地方的精兵强将都调到中央，加入中央禁军。宋朝的禁军不是通常意义上皇帝的禁卫军，当时的禁军就是正规军，宋朝的地方部队叫厢军。
禁军就类似于现在的解放军，打仗主要靠禁军，厢军就类似于现在的武警部队，在地方上维持秩序呀，搞搞建设呀，现在咱们的武警不也经常去河里挖挖淤泥，领导开会的时候去站站岗，或者春运的时候去火车站维持下秩序。厢军肯定打不过禁军，现在武警怎么可能打得过解放军，所以宋朝皇帝就不怕地方部队造反。
把禁军交给一个部门管理也不放心，万一禁军造反怎么办？赵匡胤把禁军交给三个部门来管，相互牵制。假如其中一个部门造反，其他两个部门也能带部队联合镇压叛乱。
经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中央集权的问题在宋朝就基本上解决了。从宋朝到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古代再没有出现过军阀割据的情况。当然明朝出现过几次藩王造反，清朝出现过三藩叛乱，这都是个别现象了。这也是为什么课本上介绍明清的时候只介绍君主专制，不介绍中央集权了，因为中央集权的问题在宋朝已经基本解决了。
下面介绍加强君主专制的情况
唐朝中后期的时候政事堂的权力就很大了，政事堂就是中书、门下合一块了，尚书省因为只负责执行，后来就基本不参与决策了。隋唐的皇帝搞三省六部就是为了分权，把决策流程两刀三段，分给三省，结果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时间一长，官员为了省事儿，为了偷懒，权力就又捏到一起了，这对皇帝又是威胁。
赵匡胤考虑还得分权，不分权万万不行，大臣的权力太大，皇帝觉都睡不好，但又不能再像隋唐一样分权，那种路子已经被证明不管用。赵匡胤苦思冥想，终于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分权方案。
老赵这一次不按照决策流程来分权，而是按照业务类型分三块，分别是行政、军政、财政，那这一次我看你怎么把权力往一块捏。
中书门下现在是大权在握，中书门下的一把手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那我现在就设一个参知政事，分你的行政权，再设一个枢密使，分你的军权，再设一个三司使，分你的财权。
三司使的衙门叫三司，枢密使的衙门叫枢密院，中书门下和枢密院可以和合称为二府，所以我们可以称这个体制是二府三司。
这个体制的设置大大削弱了宰相的权力，事实证明，按业务类别进行分权比按决策流程分权明智，谁都会把自己这块权力把的死死的，三司使肯定不会把自己的财权让给别人，不用担心权力会重新整合，皇权得到加强。
在这三种权力中，军权最为特殊，掌握军队对皇帝至关重要，所以军权也不是单独交给枢密院，枢密院有调兵权，只有调动军队的权力，没有统领军队的权力，统兵权在三衙手中，三衙就是前面我们说的统领禁军的三个部门。但是三衙并不带领军队去打仗，到打仗的时候再安排具体哪个将军领兵去打仗。
我们拿水浒传来举例子，枢密使是童惯，三衙的太尉是高俅，到打仗的时候是呼延灼这些人领兵去打仗这样把军权也一分为三。
宋朝改革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分权，在地方上，知州管行政、转运使负责财政，通判负责监督，军队都是老弱病残。在中央，把国家权力三分，中书门下负责行政，三司负责财政，枢密院负责军政。因为军权比较重要，军权还得再分，枢密院负责调兵、三衙负责统兵、将领负责临战指挥。统兵权再分，交给三个衙门，分别是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总之权力能分多细分多细，就是为了防止造反。之前武将造反的教训太深刻了。
在经济方面，农业灌溉工具又有了改进，高转筒车出现，高转筒车有两个大轮子，一个轮子高，一个轮子低，这样可以把低处的水弄到高的地方，假如我家的地在山上，就用得到这种设备。
耕作制度方面，之前是一年一熟制，现在出现了一年两熟制。
宋代手工业有制瓷业和丝织业。制瓷业方面出现了五大名窑，分别是钧窑（今河南许昌，黄金有价钧无价”“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这都说明了钧窑瓷器的宝贵） 、汝窑（今河南平顶山） 、官窑（宋朝政府烧的，北宋在开封烧制，南宋在临安烧制）、 定窑（今河北保定）、 哥窑（这个地址学者们还没有研究出来）。
景德镇成为瓷都，为什么叫景德镇呢？因为宋真宗的年号叫景德，所以就把这个烧瓷器烧的比较好的镇改名叫景德镇。
在丝织业方面，宋代织锦吸收了花鸟画当中的写实风格。
宋代商业空前繁荣，和之前朝代相比，有了跨越性的发展，商业环境相对宽松，虽然政府还是执行重农抑商政策，但对商人的限制没有那么严了，导致商业非常繁荣。
第一个表现是商税收入成为政府重要财政来源。宋朝非常有钱，宋朝的国土面积没有明朝大，但宋朝的财政收入是明朝的很多倍。宋朝军队就是打仗不行，和少数民族打仗，胜少败多。
宋朝对待少数民族政权的态度就是，你打我不就想抢点钱、抢点东西嘛，现在你别打我，我给你不就完了嘛。但是宋朝商业很发达，只要宋朝和少数民族做生意，肯定是宋朝挣少数民族的钱。
比如在澶渊之盟当中，宋朝和辽国达成的协议是宋朝每年给辽国十万两白银、二十万匹绢。在性质上可能有点屈辱，但是数量上确实不大，这只相当于宋朝两个县一年的GDP。再说宋朝在停战以后和辽国做生意，每年可获80万贯的顺差，（一贯是1000个铜钱，就等于1两银子）我每年给你30万，但通过和你做生意每年又挣你80万，我还是赚了。
以前，我上学那会儿，主流观点总是说宋朝太屈辱了，就知道丧权辱国、屈膝投降，就知道赔款，应该重用寇准这些主战派，打到底。我们以前总是把主战派看成是好人，把王钦若这些主和派看成是坏蛋，以后对待岳飞和秦桧，也基本上是这种观点。其实主战派和主和派只是政见不同，不涉及人品问题。他们的争论主要有两个，该不该打？能不能打？
该不该打指打仗和求和哪个更划算？能不能打是指有没有能力彻底打败辽国？
如果单从经济学上考虑，求和赔款比打仗划算，赔款一年只需要赔30万，打起仗来，耗费损失也远远不止30万。此外，能不能打赢还不一定，万一打不过辽国，被辽军突破黄河，靖康之耻就可能会提前到来。
退一万步说，就算打个十年八年，最后宋朝能打赢。那得死多少人。对小老百姓而言，和平比什么都重要，生命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要尊重别人的生命，即便是我们看来最普通的一个生命也都是伟大的。在那些主战派眼中，李大牛也许只是一个小兵，死不足惜，但是在大牛的妻子和孩子眼中，他就是整个世界。也许我们本来就不应该把所谓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凌驾在普通人的生命之上，也许你认为天朝的尊严比生命都重要，但并不代表别人也必须要这么想。
宋朝商业繁荣的第二个表现是出现了纸币交子，交子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产生的学界还有争议。但大体原因是商业繁荣。发行纸币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控制发行量，但当时的政府没有相应的经济理论做支撑，很容易滥发纸币，导致货币贬值，最后就搞不下去了。
商业繁荣的第三个表现是坊和市的界限被打破。宋朝以前坊和市是分开的，市有固定的区域，在唐朝的时候长安城就两个市场，一个东市，一个西市。你说你生活在长安，也算是首都居民，但生活很不方便，买东西只能去市场买，假如中午做饭没酱油了，临时去买酱油，等买回来恐怕就该做晚饭了。你说晚上想去ktv，对不起，市场关门了，晚上不营业。宋朝就打破了这种限制，草市是打破了空间限制，现在买酱油在家附近也可以买了，夜市和早市是打破了时间限制。不管大晚上还是大早上都可以去ktv了。
第四个表现就是海外贸易发达，因为宋朝的时候，陆上丝绸之路被少数民族政权给切断了，所以重点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商品远销东亚、南亚、西亚及东欧北非等地。
在南宋的时候，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已经完成，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江南得到了开发，但隋朝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说明当时的经济重心还在北方，安史之乱的时候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南宋的时候完成南移。直到现在经济重心还是南方。我国一线城市有四个，北上广深，北方只有一个，南方有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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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友59455222
实在是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