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帝国的扩张-下

通过战国部分的解读，和对秦初三十六郡的分析，我们应该已经比较清楚秦国在帝国建立之初的版图应该有多大了。如果从地缘板块的角度来理解帝国的结构，黄土高原、华北平原、秦巴谷地、四川盆地、南阳盆地、江汉平原、江淮平原、江南平原丘陵地带，这些地缘板块在经过六国的上百年的经营后，现在都已经尽数为帝国所接收，成为了可以直接控制的熟地。接下来的话，帝国可以有两个方向，一是进行内部整合；二是继续向边缘地区进行扩张。　　将这些因诸侯分割而地缘分割明显的土地，变成为一个整体的内部整合，应该是最为紧迫的，毕竟这涉及到帝国的结构稳定。做这件事情，技术上的准备是一方面，秦人也因此做了很多事，包括设立由中央政府直接委派官员的郡、县两级行政机构。但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技术手段，用以整合的时间都是必须的。因为无论你的措施有多么到位，如果帝国的大部分臣民都还能在脑海中保留故国的记忆，帝国的社会结构都不能达到稳定；而如果有一天，中央之国的绝大部分臣民，都出生在帝国体制下，那么他们的国家认同感上就不大会出现冲突了。　　尽管秦帝国所能够直接控制的土地，达到了空前的地步，但秦人似乎到了并没有打算把主要精力放在内部整合上面。之所以会这样，很大程度是因为秦人之前的政策太过成功，以至于秦人觉得，把他们耕战的战时体制，扩展到整个中央之国就可以了。而秦人的战时体制中，以军功授爵、授田的“军功爵”制，更使得战争本身就成为了一种生产力。国家可以因为战争而更快速获得土地和财富，个人也同样有理由视之为一种生产方式。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秦人在进行内部整合的同时，就马上开始强力渗透边缘地区了。　　秦帝国所认知的边缘地区，也就是当年六国中燕、赵、楚这三个边缘国家，包括秦国自己所接触到的地区。要想得知这些边缘地区的基本情况，并不是件困难的事，因为在秦人统一六国之前，这些边缘国家在中原博弈的同时，已经对各自所能接触到的边缘地区有了很深的接触。从燕国所力主渗透的边缘地区来看，是在东北方向的“东北平原”“辽东半岛”以及“朝鲜半岛”。这一地区的地缘结构我们已经多次做过分析了，基本上占据了下辽河平原这个枢纽地区，以及辽东半岛这个缓冲区后，再向外扩张的性价比就不高了。除非有一天，活动在东北地区以及朝鲜半岛的渔猎民族（亦可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经由西辽河在此占据优势），强大到足以对帝国东北部的安全造成重大威胁。燕人当日所做出的努力，已经让秦人相当满意了，所以帝国暂时并没有把这个方向作为扩张的重点。　　相比于东北方向的兴趣索然，秦人对于当日楚国所接触的边缘地区，兴趣却非常大。无论是与江东地区相接的“浙闽丘陵”，还是与江南地区（湘江流域和赣江流域）相接的“两广丘陵”，帝国都将之纳入了扩张计划。而由浙闽丘陵、两广丘陵所构成的，涉及现在的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省的“东南沿海丘陵地带”，一直是越人及越文化的覆盖区，其影响力甚至一直延续至今。秦人之所以会将些看似没有太大地缘潜力的沿海丘陵地带，列为扩张重点，当年的越王勾践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当年越人绝地反击，翻盘吴国，称霸中原的“传奇”举动，足以让当时还困于关中的秦人刮目相看。越人的韧性，而他们所处在区在防御上的巨大优势，甚至在他们败于楚人，不得不退出江东地区之后，还能够继续在闽浙丘陵之内，延续他们的国祚（虽然内部四分五裂了）。也正因为如此，秦国在灭亡楚国之后，并没有停顿下来，而是一鼓作气，将会稽山以南直至“金衢盆地”的内越之地收入囊中（内外越的划分，详见越国部分）。不过我们刚才也说过了，当年由勾践兴越，所创立的越国本身，在退回浙闽丘陵后，内部已经陷入了分裂状态。即使秦人得到了越国龙兴的“内越”之地，还是内越之东的，位于沿海的“外越”（瓯越）地区；以及内外越之南的“闽越”地区（现福建地区）仍在越国王族（于越族）的控制之下。如果想要永久的消除越人的威胁，无论是由越国王族所控制的那部分浙闽丘陵，还由边缘越族所控制的南越之地“两广丘陵”，秦人都希望它们成为集权管理的帝国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化外之地存在。　　除掉东南沿海丘陵，另一个曾经在战国后期由楚人渗透过的板块“云贵高原”也被帝国列入了扩张计划中。秦人之所以关注这一区域，并不仅仅是因为楚人曾经试图以此为基地，在四川盆地开辟反击秦国的第二战场；更因为富庶的蜀人，所展现出来的迥异的文化特质，使得秦人知道了，在四川盆地的南部，存在一条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商路。既然有利益存在，那么即使秦人暂时还看不上云贵高原的农业潜力，也有理由想办法打通一条南入云贵高原的通道了。而一旦秦人决心这样做了，对贵州高原的“夜郎国”，以及云南高原的“滇国”来说，都将面临灭顶之灾了。

早在周人成为天下共主时，华夏文化中便有了“华夷五方”的概念。现在既然秦人成为了中央之国的主人，他们自然也要审视一下帝国的四周，究竟还有哪些边缘地区和边缘民族，有可能对帝国的安全造成威胁。从东面来说，当年和整个黄土高原族系对抗的主流“东夷”，事实上已经随着春秋战国的进程，而成为了华夏的一员。这其中被周王室授予平夷之权的“齐国”（尽管后来换了王室）功不可没，秦国在统一之后，基本没有再遇到边缘民族的问题，便将帝国的东部边界推到了东海。如果再想进一步的话，就只有看看海上有没有土地可供征服的了。不过很显然的是，无论是齐国还是现在的秦帝国，并没有遭受过来自海外的威胁，因此从帝国的层面来看，并没有必要再在这个方向花费太多的精力了。而从帝国的统治者“秦始皇”的角度来看，那些似乎没有征服必要的海岛之上，却有可能居住着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神仙”。得到这样的结论，那些长期在山东半岛沿线活跃的，出身于东夷文化的方士们功不可没。其后果便是始皇帝陛下动用了一部分财力，派遣了一支小型的“远征军”（徐福带的那五百童男童女，其实算是朝圣的使团了），去海上为他寻找不死药了。尽管最终并没有奇迹出现，但却为东海最大的边缘民族“和”族，提供了加入华夏体系的最初线索。　　　　帝国南面的地缘结构，我们昨天已经分析过了。东南丘陵地带和云贵高原这两个蛮夷之地，由于它们潜在的威胁和利益，已经被帝国列入了远征计划。而在这项计划实施之前，帝国还有一个更为紧迫的方位的对手需要解决掉，那就是来自北方蒙古高原的匈奴。游牧民族的威胁在战国时期使已呈现，基于他们对于“骑射”这两项军事技术的熟练程度，以及生产方式上的机动优势，长城成为了农耕民族以静制动的法宝。在秦灭六国之前，通过胡服骑射拉平了与匈奴军事技术差异的赵人本来已经做的很好了，以阴山山脉为依托的长城防御体系也已经打造完成。不出意外的话，秦国在北部边境是可以成建制的接受赵国的代郡、雁门、云中三郡的。事实上秦国在灭掉赵国的继承者“代国”之后，也确实做到了这点，只不过在接收“云中郡”时出了一点意外。　　　　我们在分析“赵北三郡”只已经分析过了。赵国的云中郡主要控制的是阴山以南的，包括后套、前套两个盆地型平原的土地。这两块土地平整，水源充足的平原，之前本来是游牧民族最为优良的天然草场。而扩张至此的农耕民族，同样也能够凭借他们所掌握的水利知识，将之改造成为农业区。要是给赵国充足的时间和人力的话，他们应该能够有机会完成云中郡在生产力方式上的转化过程。可惜的是，秦人在赵国南线的攻击，让赵国无法集中精力完成这样事。而从战略上来看，从李牧所统帅的北地边防军，被作为最后的筹码调入河北平原之后，赵国便随时面临着退出河套平原的危险。　　凭借着李牧大破匈奴的余威，以及匈奴战略后撤所留出的缓冲空间。在李牧率军回援邯郸的那十几年间，阴山防线仍然保持着宁静。而李牧身死，赵国灭亡之后，游牧民族预料之中的渗透终于开始了。当秦人接收到云中郡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匈奴人已经控制了狼山（阳山）以南的后套地区，并由此向鄂尔多斯高原渗透。这种局势让后套平原乃至整个河套地区（主包含河套平原和鄂尔多斯高原在内）第一时间被帝国列为战区，众多网友所期待的“外战”一触即发。如果让赵人来收复河套的话，他们的主力出击线路应该是由雁门郡向西，通过“杀虎口”跨越吕梁山脉的北支“管涔山”，进入前套平原。然后再与在前套平原驻守的云中守军汇合，向沿黄河北岸向盘据于后套平原的匈奴人发起攻击，这也是当年赵人从匈奴人手中夺取河套平原的经典路线。相比于赵人，秦人的选择就会更多些了。最起码秦人积蓄在关中平原的大军，并不需要绕道山西高原，两次渡过黄河才进入河套平原。他们可以假道陕北高原，也就在行政区中所对应的“上郡”，沿着北洛水和黄河水系（如无定河、窟野河）所形成的河谷通道，一直向北，到达鄂尔多斯的东北角，然后再跨越黄河进入河套平原的腹地。　　鄂尔多斯高原的地理特点，我们之前也分析过了。就是腹地地势相对平整，但缺少稳定的水源，且气候上受蒙古高原影响很大，恶劣天气比较多。这种情况显然不适合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即使是对地理条件要求相对较低的游牧生产来说，也算不上好的草场。相比之下，沟壑纵横，河谷相间其间的陕北高原地势，虽然看上去没有那么缺水（现在也缺得厉害），但由于地形的原因，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也有些困难。而同样由于地形的原因，游牧民族想在陕北高原的腹地大规模的驰骋放牧也很困难。既然双方都不能指望陕北高原来提升自己的生产力，那么习惯步步为营的推进政策的农耕民族，就在陕北高原占据了优势。这是因为在陕北高原的那些河谷中，还是可以进行小规模的农业生产，并维持一定的人口。这些有一定自给能力的据点，在与关中平原乃至山西高原互动之后，不仅能够得到农业核心区的支援，亦能够有效的成为核心区的缓冲地。从地理结构来看，位于河套地区东南部的“陕北高原”，其顶点已经接近于前套平原了。这使得秦军在从关中平原出发，穿越陕北高原进入河套平原的路程中，大部分时候可以在条件相对较好的河谷通道中前进，并接受沿河据点的补给。　　既然秦人可以通过陕北高原的河谷通道，向河套地区移动，那么反过来，来自河套地区的对手是不是也有机会这样做呢？答案是肯定的。曾经有过这种想法的举动的，并不止是那么想到关中劫掠的游牧民族，当日赵武灵王就曾经这样构思过。只不过，按照正常的国家博弈来说，要想真正对秦国的核心区“关中平原”造成威胁，赵国必须先想办法把秦国的上郡蚕食掉。否则赵国大军就算取得战术上的成功，透过陕北高原攻入关中的话，后勤补给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当然，假如赵国能够控制河东之地，仅仅将跨越陕北高原的攻击路线，作为夹击秦国河西之地的战术举动，意义还是挺大的，的确存在一举将陕北高原和河西之地收入囊中的可能性。　　要说当年的赵国，如果想要步步为营的向陕北高原推进的话，还是存在一定优势的。因为赵国不仅可以从云中郡所在的前套平原，南下攻击陕北高原；还可以另外准备一支军队，由太原盆地出发，西向切割吕梁山脉，经由“蔺”地渡过黄河，与北军呼应。无论是曾经占据陕北高原南部的魏国，还是后来囊获整个陕北高原的秦国，都将陕北高原一切为二，分为两个战区，并在其间修筑了一道内长城（现绥德南）。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可以分区抵抗来自山西高原和河套地区的攻击，不至于让对手快速合围。也正因为此，赵国当年在陕北高原也最多只能渗透到北部，无法真正接近关中平原。　　　　不管怎么说，赵人或者匈奴人要想透过陕北高原的河谷通道威胁关中都不是件容易的事。而现在，在陕北平原经营日久的秦人，需要通过这些河谷通道向北方的河套地区推进了。执行这项战略任务的，就是蒙氏家族中最为著名的成员“蒙恬”。有了前套平原这个突出部，加上可以由大同盆地、陕北高原两个方向对前线进行支援，秦军的攻击还是比较顺利的。不仅将匈奴赶出了鄂尔多斯高原（地缘结构上，西部称之为河南地；东部称之为“榆中”），更一举收复了匈奴在河套地区的核心区“后套平原”，将匈奴逐回至阴山山脉以北的蒙古高原上。　　新生的帝国能够这么快的就收复后套平原，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毕竟当年赵国以一“国”之力也曾经做到了。对于希望边境长治久安的帝国来说，他们所面临的更大问题是如何保住胜利果实。要知道，要想在大草原上围歼那些机动性超强的游牧民族几乎是不可能的（更多的是击溃战），当他们休养生息后，随时有可能卷土重来。如果从地缘关系，包括军事地缘的角度来看，在位置上比较接近陕北高原和大同盆地的“前套平原”，帝国还是有把握稳定它的安全的。比较麻烦的是后套平原。这个位于狼山（阴山山脉的西段，又名阳山）、鄂尔多斯高原、前套平原之间的平原，离帝国的核心区有点远。除非秦人有办法将整个鄂尔多斯高原变为农业区，否则秦人必须想其他的办法，来接近后套地区与帝国核心区之间的关系，使之摆脱孤立的状态。正是在这种地缘背景之下，一个新的行政区“九原郡”，和一项伟大的工程“秦直道”诞生了。

当年赵国渗透入河套平原之后，以前套平原为核心成立了“云中郡”。有一种说法认为，赵国当时已经着手将后套平原作为一个单独的地缘板块，从云中郡分割出来。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秦帝国在为华夏“收复”后套平原之后，方才将后套平原独立为“九原郡”。不管九原郡的知识产权归谁，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九原郡的郡治“九原”并不在后套平原，而是在前套平原的东南角，也就是现在的“包头市”一带。之所以这样做，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后套平原仅管从地理结构上看可以单独划为一个郡，但毕竟离核心区太远。如果将它与唯一与其相连的“云中郡”，完全从地理上分割开的话，这个前突严重的边郡，前景并不让人感到乐观；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九原”（指郡治）的位置，基本位于整个河套平原的中点。由于阴山山脉属于“断块山”类型，它位于黄河之北的三个主要山体：狼山（阳山）、阴山（乌拉山）、大青山，呈交错状态存在。因此对应中段“阴山”（乌拉山）的九原地区，更象是前套平原和后套平原之间的连接点，将这个连接枢纽跟地缘控制力相对薄弱的“后套平原”划在一起，有利于加强后者的实力。　　既然“九原”城本身承担着支援、管理后套平原的重任，并且在整个河套平原中具有枢纽地位（即使放弃了后套平原，为了云中郡的安全，也不能丢掉这个点），那么无论是出于主动的反击匈奴南下，还是保守的拱卫前套平原的目的，秦人都很有必要专门为它打造一条交通线，以让帝国的机动力量，能够快速到达九原城。　　如果是新生的“九原郡”只会碰到小股的游牧部落袭扰，那么凭借自身的力量，加上上郡、云中两郡的支援，应该就会有足够的安全保障了。秦人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上郡的北部，与九原之间打通一条交通线。从技术的角度看，自上郡的郡治“肤施”（现陕西榆林县一带），向北沿陕北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的交界处，铺就一条快速通道并不算太难。鄂尔多斯多斯高原相对低缓的地形能够让这条通道尽量呈现直道状态（肤施——九原，按现在的区划就是：榆林——鄂尔多斯市——包头）。而陕北高原北部，那些发源于鄂尔多斯高原边缘的河流（黄河支流，如无定河、窟野河，以及它们的支流），可以阶段性的为北上的援军，提供淡水来源，甚至建立兵站和小型农业区以为支持。　　　　尽管上郡和云中两郡，能够为九原郡的生存提供一定支撑。但为了夺回河套平原这块风水宝地，以匈奴为代表的游牧民族，往往是倾巢出动，集结数十万的骑兵发动进攻。而他们的攻击点，也并不仅仅会是九原郡一线。前套平原的云中郡、大同盆地至阴山一线的雁门郡，甚至代郡，都有可能同时受到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为这么漫长的战线提供支援任务就必须分解了。从地理关系上来看，山西高原腹地的那些郡县，可以比较快速的为雁门、代郡一线提供战略支援，而能够为云中、九原在内的河套平原提供支援的二线行政区，就主要靠上郡了。问题是光靠驻扎于上郡的军队支援，是很难应对匈奴的大规模入侵的。毕竟以上郡本身的地缘潜力而言，并无法囤积太多的军力。在这种情况下，秦国需要一条能够将河套平原与帝国核心区直接连通起来的快速通道，以让秦国在关中平原的人力、物资快速调至河套前线。　　也许有人会想，既然帝国的最大威胁来自于北方，那又为什么不把大部分的军事储备和军队，放在离前线更近，地理条件又相对较好的忻定——大同盆地一带。这样的话，帝国对于阴山前线的反应会快速许多。在后来的历史中，并非没有帝国这样做过。但在大部分时候，出于稳定内部结构的原因，帝国的中心总是希望成为资源（特别是军事资源）的最大集结地的。那些为了边境稳定，而放权让边郡经营、集结大量军事资源的朝代，结果往往就是藩镇割据，最终反受其害。　　要想调和这种内、外不能兼顾的矛盾，也并非没有办法。比较好的方法就是把帝国的政治中心，设在最需要承受地缘压力的地方。依中国的情况来看，就是将都城的选址，尽量往农牧分割线靠近（比如后来的明朝就是这样做的）。这样的话，政治中心所集中的资源，即能用之威慑地方势力做大，又能快速支援帝国的边境。　　对于新生的秦帝国来说，应该还没有把政治中心，迁离关中平原这块风水宝地的意思。毕竟这块“四塞之地”，是秦人最终能够得天下的根本。既然这样的话，就只能想办法为咸阳和九原城之间，铺就一条快速通道了。这倒有点象现在缺水严重的北京城，即不能迁都到水资源丰富的地方，又不愿放弃自己的政治优势，将部分功能分给其他城市（又要做政治中心，又想做经济、文化、流通中心）就只有耗费国力，从远在千里之外的汉水调水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即将看到的“秦直道”工程，和现在即将完工的“南水北调”工程，都是中央集权力的极致表现。无论利弊、功过，从技术的角度看都堪称“伟”大工程。关于秦走道的具体路线，历来都不是十分明确。大家在网上所能看到的示意图，多是根据“直道”之名，“顾名思义”的在咸阳和九原之间画条直线。而在如今古代遗迹皆可能变为GDP的年代，地方上倒是对考察直道这类工程抱有深厚兴趣，只是既然是想为自己的一方土地带来名利，自然也很难从全局角度来探究这条“古代高速公路”的全景了。更多的是，在相关自己的一方土地上，发现有秦代修筑的道路遗迹，便往“直道”这个地缘标签上靠。　　好了，说了这么多感慨的话，下面也应该从地缘的角度来解读“直道”的走向和战略作用了。昨天我们分析过了，为了应对来自蒙古高原的匈奴人，对河套平原的侵扰，仅仅依靠上郡的军事支援是不够了。帝国需要有一条高速公路，能够迅速将帝国核心区（内史地）的军队和资源送达河套前线。从常规来看，秦人可以选择的战略方案有两个：即要么向西北方向，通过泾水水系的河谷通道，进入鄂尔多斯高原，然后穿越地势相对平缓，水源稀少的鄂尔多斯高原腹地，到达河套平原；要么向东北方向，借助陕北高原中泾水水系的河谷通道，通过陕北高原南部，然后或溯泾水而上，入鄂尔多斯高原，至河套平原。或仍然在陕北高原穿行，借由陕北高原北部的河流谷地（北部的河流都是东南向直入黄河的）再走一程，然后再在鄂尔多斯高原和陕北高原的交汇处北行，进入河套平原。这个方案中，后段比较经典的路线，就是我们昨天解读过的，溯无定河谷北上，经肤施（现榆林）、鄂尔多斯市，直至内九原城的路线。　　上述方案中，第二套方案中的后一种走法，无疑是最可能被使用的，即在大部分的路程中，有充足的淡水补充，又可以得到沿途布设在河谷中的据点支持。更重要的是，如果在咸阳——肤施——九原之间画条线的话，这条线还真的近似于直线，要是在华北平原，而中间又没有太多横向切割的河流的话，始皇陛下的“工程师”们应该是会这样设计的。可惜的是，当秦军主力试图向河套方向运动时，他们会发现，首先将要穿越的沟壑纵横的陕北高原。如果选择现成的河谷通道的话，并无法走出漂亮的直线来。另外无论是只走陕北高原南部，就进入鄂尔多斯高原；还是在陕北高原北部再走一段，都必须多次穿越河流。在桥梁技术还不成熟的时代，这无疑会极大的减缓行军的速度。虽然河谷通道是人类在山地最常开发利用的道路，沿途也容易补给淡水，但亦有其弱点，即不是特别稳定，特别是在一些水量较大河流的下游地区，在夏季雨水较多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山洪暴发，冲断道路的情况。按说游牧民族大都是在秋高马肥之后开始南侵的（这时候农业区也丰收了，正是“打草谷”的好时候），河谷通道受损的情况，不一定会正巧碰到游牧民族大举南侵的时节，但对于一个优秀的战略军事家来说，这种风险是需要尽量想办法规避的。如果放在现在，无论在什么样的山地之中，高架桥和隧道技术都可以尽量避开上述风险，并使得道路呈近似直线状态。但仅仅是在几十年前，那些古代先人所开发的路线，都还是我们修筑道路的基础。这也就是现在的高速公路，往往不能和古典时期的道路重合。而早期修筑的道路，甚至国道，大都和古人走出的的路没有太大偏差的原因。既然拥有现代技术的我们，都还刚铡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苛求二千多年前的秦人，在陕北高原那些沟壑之中，南北向切出一条“直道”来了。从地理结构的角度看，唯一能让秦人避免不断切割河流、山谷的行军路线，就是找一条南北向连接鄂尔多斯高原和关中平原的山脊作为筑路的基础。而在整个渭北高原（渭河以北，河套以南，陕北、陇东高原在内的统称）之上，唯一具备这个条件的，就是陕北高原和陇东高原的地理分割线，或者说泾水流域与洛水流域的分水岭——子午岭。作为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子午岭西侧的河流都汇入了泾水；而东侧的山泉、雨水，则流入了洛水。至于说子午岭的山脊之上，自然是没有河流切割的“宝地”了。将直道建于分水岭之上，理论上确实是个避免河流阻断道路的好办法，但施工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不仅在于高度，更在于子午岭上原始森林密布，从中开辟道路需要耗费不小的人力。鉴于蒙恬所主导的直道工程，在短短两年期间就已初见成效，有理由相信，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人利用过子午岭的山脊作为通行的道路了（不然的话，光勘测路线都得一两年时间）。秦人所要做的，就是把这支林间小道，变身为宽度达数十米（20——60米）的古代“高速公路”。从技术和资源上看，秦人在子午岭上铺设一条直道北入鄂尔多斯高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由子午岭切入鄂尔多斯高原南部时，秦人需要向东北方向略微调整一下方向（因为子午岭偏西北——东南方向的，其北部位于九原郡西南方向），并在这段赶走渭北高原的直道与九原城之间，再把直接续修下去。以鄂尔多斯的地形来说，秦人“堑山湮谷”（史记言之）修筑直道的做法才有可能实现。要是在山谷相对较高的渭北平原这样做的话，且不说秦人有没有力量把那些深谷填满，就是那些山谷中的河流也不会让秦人这样做成功的（把河流阻断修路的想法是非常危险和不现实的）当然，虽然理论上在鄂尔多斯高原腹地，可以修筑出一条标准直线的道路，但真的做起来，也没有必要为了迎合这个名字，拿标尺去量的。最起码在直道的最后一段，秦人会稍微再做一点调整，以让它和从无定河（上郡群治“肤施”所临河流）出发，向正北方向修筑的，连接九原的道路相接。这样做可以将这条直接连接关中——河套两地的直道主干线，与连接九原、上郡的道路（从形态上来看，这条路也可以算是一条“直道”了）相接，在鄂尔多斯高原上形成一个“人”字型的交通网。除了节省资源以外，还可以在后段路程，得以利用鄂尔多斯高原与陕北高原相接处的那些战略据点，为长途行军的部队尽早提给补给。现在我们知道了，所谓的秦直道，并不是从头到属就是一条直线，而主要是由子午岭直道，和鄂尔多斯高原直道两部分相接（其分割点大约就是穿越长城的点了）而成的，这让整个直道工程，呈现为“《”字型。虽然从感觉上来看，似乎是绕了点路，但依当时的技术条件来看，即使你选择在高原河谷中穿行，也无法在咸阳和九原之间走出一条直线来的。而秦直道的设计路线，不仅最大程度的让道路呈连续状态，更是在道路的平整度上有了地理保障。这一切，在秦军火速驰援河套地区时，都将发挥重要作用。将穿越渭北高原的直道，构筑在子午岭的山脊之上，最大的问题就是沿途的补给了。因为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无论是古典时期，还是现在，都不会有进行成规模农业生产的可能。因此秦人即使用强制移民的办法，也无法在直道沿线布设定居点（没有实现自给的潜力）。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用军事体制，在直道沿线离子午岭两侧河谷农业区较近的位置，布设兵站，在平时进行战略储备。可以想见的是，这种需要依靠国家强制力执行的保障体系，一旦中央政权的控制力被消弱的话，很容易就会被打乱。更为悲剧的是，秦帝国仅仅维持了十几年，甚至没能坚持到直道工程完全完工的那天，便土崩瓦解了。　　和子午岭的地理条件相比，维持鄂尔多斯高原上的那部分直道，任务会更为艰巨。因为前者在植被的覆盖上还是不错的，相比之下恶劣气候也较少。更为重要的是，离两侧陇东、陕北高原的战略据点也较近，兵站补给的效率和安全性都有保障。而鄂尔多斯高原腹地部分，就没有这些条件了，地理上的无险可依，以及地缘上的不利性（身处游牧区），都会让这部分直道的维护成本，成倍的增加。如果不是秦帝国在灭亡六国之后，对于自己的效率和能量达到了迷信的地步，这种延绵八百公里，大部分路段没有战略补给地的战术通道，光想象一下都需要有足够的勇气。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后世的诸多王朝中，虽然河套地区仍然是农牧博弈的焦点地区，但却看不到秦人的这项伟大设计，整体发挥战略作用了（部分路段还是有可能使用的，只是从关中快速调军至河套驰援的任务就难了）。　　从战术的角度看，秦直道的设计其实是很不错的。除了可以藉此向河套地区快速运动外，一旦边缘民族（不光是匈奴人，也包括西戎属性的边缘民族）经由陇东、陕北高原的河谷通道向南攻击，关中的军队和物资也可借子午岭上的走道，快速向北推进，然后经由子午岭两侧的河谷通道，运动至陇东或陕北前线。而之所以没能发挥它的终极任务，快速驰援河套平原，主要还是和鄂尔多斯高原的纵深太大有关。这样大的一块，无法成为农业区的土地横亘在河套之中，使得华夏民族在战略上便以失分不少。如果不是因为河套平原（包括西套平原）有成为农业区的潜力，并且离华夏核心区较近，又总是被游牧民族用来做南侵的跳板（反过来，华夏政权也觉得够得着）。相信包括秦帝国在内的华夏王朝，甚至不会想到向河套地区渗透，而只要维护好渭北、山西高原北部这条防线就够了。现在我们大致知道秦直道的战略作用和走向了，下面来谈一谈直道的起点问题。从大的方面来看，直道的起点应该是咸阳城。即使是在后来的汉朝，这个战略起点也不会有太大偏差（长安和咸阳算是一河之隔了）。讨论从咸阳到渭北高原的这段路程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在平原之上，又是自己的核心区，怎么走都可以。实际上从军事的角度看，军队的主要集结地，并不会是在都城之中，而是分散在核心区的主要出入口的。之前我们在解读秦初三十六郡时，也说过，秦朝在设立京都直属的“内史地”时，出于安全的需要，把渭北平原的南沿也划了进来，以让核心区在北线拥有自己的山体防线。而直道的战术起点，正是位于这条山体防线的中点。也可以说，在陕北高原和陇东高原的地理分割线南端。在这里，始皇陛下修筑了一座宫殿叫作“林光宫”，作为他的前敌指挥所。如果一定要为直道找个0公里位置的话，这座宫殿的所在处，是最有资格申请的。　　鉴于秦帝国存续的时间太短，林光宫和秦直道都没有什么机会展现自己的战略价值。不过在后来的汉帝国时间，凭借陕北、陇东高原相接的居中位置，林光宫所在的地点，还是有机会显露出自己的地缘优势。只不过汉朝的统治者，在重新修建行宫时，并没有延续秦朝的名字，而是将之命名为“甘泉宫”。在与匈奴博弈最为激烈的汉武帝时期，甘泉宫曾经作为一个著名的地标，经常的出现的史书当中。至于说甘泉宫所在的那段山体，其实也是属于子午岭山体的一部分，叫作“甘泉山”（偏西南，陇东高原方向的支脉）。由甘泉宫出发，无论是经由甘泉山，东北方向对接子午岭主脊上的直道，还是向东或向西，治泾、洛水系的河谷通道，进入陇东、陕北高原，都非常便利。所以不管穿越鄂尔多斯高原腹地，连通河套的计划有没有实施。最起码在秦汉第一帝国，以子午岭直道为干线，两侧河谷通道网为辅线（包括穿越连接这些河谷通道的道路），所共同组成的渭北交通网，都在为关中的战略安全，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甘泉山以及甘泉宫，就是这条张交通网的地缘核心（所以志在平灭匈奴的汉武帝，呆在甘泉宫的时间，不比住在长安未央宫的时间要少多少）。　　　　写到这里，我们有必要交待一下西套平原的问题了。因为根据历史的记载，以及秦直道的战略价值来看，都是在围绕着河套平原的主体，前套、后套平原在进行的。作为离关中平原最近的西套平原，似乎没有理由淡出帝国的视线。也正因为此，宁夏本地的一些研究者，一直在寻找证据，以证明西套平原（银川平原）的开发，是始于秦朝。事实上从地缘关系上来看，西套平原应该已经纳入了帝国的管辖范围，只不过由于帝国的存续时间太短，而河套地区的主要矛盾又集中在阴山一线，因此没有成为博弈焦点的西套平原，所留下来的记录就很稀少了。　　西套平原之所以在秦帝国时期没有成为博弈焦点，是因为他的地缘位置偏南，并不是游牧民族的当然的势力范围。在大部分时候，来自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交汇地带的“西戎”系边缘民族（后来的族群标签叫“西羌”了），更容易控制这块水草丰美之地。这一地缘特点在千年之后的仍然可以看到，尽管建立西夏政权的党项族，其贵族体系中，有认定为自己的氏族是属于南迁至此的鲜卑族（特别是王族“拓跋氏”），但党项族的基本成份是属于西羌系是没有问题的。鉴于秦国当年的壮大、崛起，就是通过不断的征服、融合西戎系部落而完成的。在秦国将注意力集中在东线之前，基本上已经把西面的问题解决好了，生活在陇西、陇东，乃至陕北高原的戎系部落，或直接，或间接都已经在为帝国的建立出力了。至于说陇西高原以西，活动于青藏高原边缘的那些戎人部落（后来的“羌”），即使不臣服于秦国，也不够成威胁了。在秦人整合这些原属戎系边缘民族的地缘板块时，陇东高原的“义渠戎”算是最反复的。以前我们也说过了，秦国甚至是通过牺牲一位太后的色相，才算是彻底解决了义渠的问题，并在陇东高原建制了“北地郡”。而西套平原之所以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郡，并因此青史留名（如果不是作为化外之地，就是由北地郡管理），是因为在秦人的周边，已经没有戎系部落可以挑战秦国的宗主地位了。所以西套平原在战略上对于帝国的安全暂时没有威胁，自然也就没有必要重点经营了。　　如果说不是受到边缘民族的威胁，中央之国的历代王朝，其实都不愿意向外主动扩张的。这是因为在绝大部分古典时期，中央之国的人口与土地的矛盾，从整个上来看并不尖锐。出于成本考虑，象河套平原、朝鲜半岛这类虽然有一定农业潜力，在地理上也能够与核心区形成脆弱联系的地缘板块，只要没有对中央之国的核心区构成威胁。华夏政权也不太会去花精力直接控制的。而作为最容易成为游牧民族南侵跳板的前套、后套平原，被赵国，以及后来的秦、汉帝国作为重点经营的地缘板块，就是因为它威胁到了核心区的安全，必须花大量资源进行军事占领，乃至移民将之变为农业区。　　从地理关系上来看，西套平原的西面是“阿拉善高原”，东面是“鄂尔多斯高原”（两者可归为广义蒙古高原的一部分）。这两块高原的共同特点，就是地理条件比较差，其腹地不仅不能成为农业区，作为牧区，其所能承载的人口和牲畜也是有限的。而西套平原与陇东高原之间的这块缓冲地（算是鄂尔多斯高原的西南角），虽然直线距离看似不远，但却是鄂尔多斯高原中最干旱的地区，有“旱海”之称。这样就使得西套平原更象是一个孤岛，与游牧区的联系，不象想象中那么紧密，对于华夏核心区的威胁，也不如前、后套平原大。当中央之国核心区，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的博弈进入白热化时，西套平原这块原本不处在博弈焦点之上的土地，也由于它宜牧宜农的地理特点（不缺水的平原大家都有兴趣），成为了双方在河套地区争夺的战略支撑点。其区位优势，更随着河西走廊的开发，以及青藏高原的地缘势力作为竞争者，进入华夏文明的视线，而更加显露出来了。　　　　就西套平原和河西走廊的地缘价值，要在汉帝国时期才会真正体现出来，到那时我们再做详细的分析。在先秦和秦帝国时期，农牧博弈的焦点区域，还是在阴山一线。如果秦帝国能够象后来的王朝那样，坚持个二、三百年，我们应该能够看到秦经营西套平原的成果。最起码北逐匈奴的蒙恬，在修筑直道这条军事高速公路时，已经着手在进行另一项工程了。即在将燕、赵、秦长城连成一线的基础上，在狼山以南的黄河沿线，经由西套平原直到陇西高原的西缘，修筑一条新的长城，以便于将整个河套地区包入帝国的直接控制区。这样的话，无论是来自蒙古高原的匈奴人，还是尚未臣服于秦帝国的，退缩于青藏高原边缘的戎人，都被隔离在这道防线之外了。可惜的是，同直道一样，这项纵深与非农业区交集太多的工程，最终也没有被后世的王朝续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