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听】14. 犯罪是一种理性选择？

精华笔记 

犯罪是一种理性的职业选择?

喜马拉雅的听众你好，我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张军。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犯罪这个话题。你是不是认为，对违法犯罪这种事情，应该是零容忍。如果是这样，听完这一节课，你的想法大概会改变。

首先，你可能会想，犯罪这件事情应该是法律专家来研究的，一个经济学家怎么来跟我谈这个问题？

事实上，用经济学研究犯罪的先河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

故事的主角是大名鼎鼎的加里•贝克尔教授，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一次，他需要赶去学校对一个学生进行面试。他当时还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但他住在一个比较远的地方，而哥伦比亚大学在纽约的市中心。于是他就开车过去。他开车到了之后，发现跟学生约好的时间就快到了，可是他找不到车位。因为哥伦比亚大学没有校园，那么车子就要停在哥大边上的马路。你想想要在纽约的市中心找停车位就很难。

由于时间紧迫，贝克尔不得不立刻决定，是继续找停车位，还是冒着被罚款的危险在大街上非法停车。于是，他计算了一下吃到罚单的可能性、罚金的数额，以及找到停车位后需要花费的停车费，觉得值得冒险在大街上停车。所以他就非法停车了，而且事后也没有吃到罚单。

当时，他在停车的一瞬间，脑子里就有了一个想法，“我这不就是经过理性的计算、主动选择违法吗？”于是他就开始对犯罪的经济分析产生了兴趣。再后来，他写下了那篇著名的论文《犯罪与惩罚》，开创了犯罪经济学的先河。

所以，假设犯罪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这个罪犯是在最大化他的收益，犯罪就可以变成一个典型的经济学问题。那如果扩展开来，法官也是理性的，立法部门也是理性的，他们也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又会得出什么有趣的结论呢。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要给大家分享的核心问题，就是经济学的引入怎么可以让法律变得更有效率。

你先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张三和李四打架，把李四的鼻子打破了，而你是这个案子的法官，你可以让张三交一笔罚款，或者把他拘留一段时间，你会选哪种惩罚方式？

通常，我们对法律的看法是维护正义，直白一点说，就是一种报复主义。在这种视角下，犯罪的惩罚力度应该和犯罪的严重程度成正比，不成比例的惩罚就是错误的。

但经济学家的分析不一样，他们的出发点是社会福利，也就是每个人的福利加总起来要最大化。犯罪之所以是一件坏事，是因为——第一，它会带来直接的损失，比如李四的鼻子被打破了；第二，他还会带来我们预防犯罪的成本，也就是我们要用纳税人的钱去雇用警察、法官、检察官、建造监狱、雇佣看守人员来预防犯罪。这两个层面加起来就构成了犯罪的社会成本，所以，从福利最大化的视角，经济学家认为，好的法律就要最小化犯罪给我们带来的社会成本。

有趣的是，犯罪造成的损失和预防犯罪的成本往往是反向变动的。也就是说，雇佣更多警察、大量采购警用装备虽然会更好地威慑潜在犯罪行为，降低犯罪造成的损失，但也同时会增大预防犯罪花费的成本。

所以，我们肯定就会存在一个犯罪率的最优解，而且这个解肯定不是0，因为要100%抓到所有的罪犯，这个成本可以说无限高。在达到了最优犯罪率的状态下，如果你增加警察的数量，那你会过度严厉；而如果你降低惩罚的力度，那你就姑息了不该姑息的犯罪。

就像一开始我们提到的违规停车的例子，被抓的可能性和抓到之后受到的惩罚力度，是两个最重要的影响犯罪的变量。除此之外，还有惩罚形式也是可选的，比如在张三的例子里，我们可以选择罚款，也可以选择拘留。

所以政府的立法和执法部门就好像有一个工具箱，工具箱里有警察的数量、有定罪的门槛、有罚款、监禁甚至死刑等等不同的惩罚方式，供他组合。理论上讲，针对每一种犯罪和不同的犯罪群体，他都可以定制一套最优的工具，来使得犯罪率达到我们设想的最优解，也就是社会成本的最小化。

是不是觉得听上去太美好，但实际情况下可能不适用？还真不是，这套方法在实际中也真的在改变着法律的制定。

比如，针对张三打破李四鼻子这个例子，经济学家的建议就是，一定是采用罚款，而不是拘留。因为罚款一定可以达到跟拘留相对等的威慑程度，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这个罚款数额已经大到犯罪分子没有办法支付。但是从成本角度看，罚款比拘留划算多了，因为收罚款几乎不需要成本，而且收100块罚款和收1万块的成本也差不多。但拘留需要建造监狱、雇用警察，成本高昂。美国在90年代的数据是，在最安全的监狱，每年关押一个犯人的直接成本都高达4万美元。

所以，经济学家认为，除非犯罪太过严重，在没有榨干犯罪份子支付罚款能力之前，把他们关进监狱都太蠢了。

但是，罚款往往招来很大的批评声音，因为这样的话，“富人支付能力强，可以购买更多的违法犯罪行为，这样法律就好像是在为富人开脱，偏向富人，没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比如，在现实生活中，普通的有车族可能会为一次交通违章支付的200元罚款感到心疼，但是富人压根就不在乎200元的交通违章罚款。

这种指责也不是没有道理，所以，不少欧洲国家创造性地采用了一种叫“日付罚金制”的制度。什么叫日付罚金？也就是法官根据罪行先判决罚款多少天，再根据这个罪犯的经济能力确定他每天要罚多少钱。比如两个人的犯罪情节基本相同,都被判罚款30天，但如果一个人的经济能力是另一个的3倍，那他每天交的罚款也会是另一个人的3倍。

除了罚款形式，跟据最优惩罚的这个原则，关于惩罚力度的选择，根经济学家也提出，应该差别对待不同的群体。比如针对一些容易因为冲动鲁莽的犯罪人，通常来说就是年轻人，加重惩罚力度，不如增加抓捕的概率来得好。也就是说与其多建一些监狱，不如把这个钱用来多雇警察。

为什么？因为惩罚是发生在未来的，通常来讲，年轻人情绪容易冲动，他们对于未来的重视程度是大大小于当下的，也就是经济学术语里说的，未来的贴现值很低。所以告诉他们，做这件事未来会受多重的惩罚，不太吓得倒他们，反而是增加警力，让他们更容易被抓到效果会更好。

一些有趣的研究支持了这个观点。他们怎么做的？你想，现在很多国家的法律，对成年和未成年人的惩罚力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一个人到18岁之后，面临的惩罚严厉程度急剧上升。如果对这些人来说，严惩不贷有用的话，那他们18岁那一年相对于前一年，犯罪数量应该大大下降才对。但实际上研究并没有发现这个现象。所以，经济学家建议，对于年轻人容易犯的罪行，还是多加强警力会比较有效。

好了，你看到了，把经济学引入法律，我们就会听到所谓“最优犯罪率”这种有些奇怪的说法。但一旦了解背后的逻辑，你就会知道，这是为了社会福利最大化这个目标，进行的一种权衡和选择。它背后会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制度设计，包括怎样立法、怎样合理设置警力等等。

那么，总结一下，今天我们从贝克尔停车的故事开始，讲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个人怎么理性的选择犯罪，法律又应该怎么理性地去惩罚犯罪。相信你已经感受到，经济学的效率思维，很好地丰富了我们对于法律的理解，让我们不仅仅是停留在正义的层面简单地思考问题。

经济学就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假定人们完全理性、找准他们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再提出和求解最优策略。用这种思维方式可以帮助制定法律，当然也可以用来改变别的东西，这一点在之后的课程中你会更多的感受到。好的，那我们下节课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