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研究3：对1981年的预测
这里描述的问题，被设计来检验在预测真实世界中的事件时的联合定律，其中被试可以依赖他们的常识进行预测。这些问题是在1980年的12月，由93名没有统计背景的被试组成的小组回答的。说明如下所示：
在这份问卷中，你被要求评估各种事件在1981年发生的可能性。每个问题都包括四个可能的事件。你的任务是对这些事件按照概率进行排序，用1表示最可能发生的事件，2表示第二可能的事件，3表示第三可能的事件，4表示最不可能发生的事件。
这份问卷包括六个问题。我们下面给出了其中的两个问题。其他问题的结果非常相似。括号中的数字是每个事件的平均排名，我们也给出了将复合目标物排在单个目标物之前的被试的比例。
1981年网球赛（联合效应：72％）
假设博格（ Bjorn Borg）进入了1981年温布尔登阏球赛决赛。请对下面几种结果按照从最可能到最不可能的顺序排序。
（1.7）博格将赢得这场比赛。
（2.7）博格将输掉第一局。
（3.5）博格将贏得第一局但输掉整场比赛。
（2.2）博格将输掉第一局但赢得整场比赛。
1981年的美国政治（联合效应：68％）。
请根据下面事件在1981年发生的概率对其排序。
（1.5）里根将削减对地方政府的联邦支持。
（3.3）里根将为未婚妈妈提供联邦支持。
（27）里根将以低于5％的幅度提高国防预算。
（2.9）里根将为未婚妈妈提供联邦支持，而削减对地方政府的联邦支持。
如前面的研究一样，复合类别，被判断为比单个的组成部分更可能发生。该结果与代表性的概念是一致的，代表性在这是指原因系统和其结果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某项描述与刻板观念之间的相似度。比如说，在第二个问题中，为未婚妈妈提供支持，对总统里根不具代表性，而削减对地方政府的联邦支持非常具有代表性。这些行为的复合显得具有中等的代表性，对概率的评估显然也遵循同样的模式。
在第一个问题中，大部分回答者评估博格赢得比赛是最有可能的，而视博格输掉第一局不太可能。这两者的复合，也就是博格输掉第一局但赢得整场比赛，再次被判断为比第一种可能性的发生概率要低而比第二种可能性要高。显然，被试对事件的组合是根据代表性原则，或者因果效应，而不是根据概率的法则。
4.讨论
前面研究的结果为我们的假设——人们根据这些事件代表相关模型或过程的程度，评估事件发生的概率—一提供了直接的支持。因为事件的代表性，可以通过详细化而增加，混合目标物，会被判断为比它的单个组成部分更可能发生。这一预测，由使用被试内设计和被试间设计的研究给予了支持，被试总体，覆盖了广泛的有各种统计背景的群体。
不同于其他的概率规则，如向均值的回归——普通被试发现它们难以理解和接受，联合律既简单又引人注目。大部分被试，都愿意以抽象的形式去接受它，但当联合律与代表性的直觉发生冲突时，他们当中几乎所有人都在实际中违背了它。现有结果与有的学者（Johnson-Laird & Wason 1977）关于对“如果……就……”表述证实的发现恰恰相反（参见John-son- Laird et al.，1972）。这些研究者发现，在确认的任务中，大部分被试成功完成使用抽象材料的证实任务，但在使用具体例子的任务中则会失败相反地，我们的被试，在抽象形式中认可联合定律，而在具体例子中则违背了联合定律（见第34章）。
混合目标物比其单个组成部分显得更有可能发生，这一发现可能会有深远影响。我们没有理由相信，那些政治分析员、陪审员、法官和内科医师的判断会不受联合效应的影响。在以评估某一特定剧情或场景（scenarios）发生可能性的方式来预测未来的尝试中，这一效应可能是尤为有害的。当他们向水晶球里注视时，政治家、未来学家和普通人，都一样地在寻找一个未来的形象，使其最能代表他们心中的当前的动态前景的模型。这种寻找，将导致对具体剧情的构建，这些剧情将是内部一致的，且高度代表着我们心中世界的模型。此类剧情，往往显得比不具体的预测更有可能发生，但事实上，后者更有可能发生。当剧情中的细节数量增多时，它的概率只会稳定地下降，但它的代表性以及相应的表面可能性则会增加。我们相信，对代表性的依赖，是人们对此类构建所经常提供的具体剧情和虚幻洞察力无根据青睞的主要原因。
对概率的考虑和对相似度的考虑之间的混淆，不仅发生在对不确定未来的预测上，也出现在对不确定的过去的重构中，比如说在历史和刑事案件中。这里，对过去事件的描述，通常被纳入到一个代表性的剧情中，它包括对未知事件进行的似是而非的猜测。这些猜测的纳入，只会降低整个事件是真实的可能性，但它给人具有代表性和一致性的感觉，因而可能会增加感觉中的剧情的发生可能性。比如说，“被告离开了犯罪现场”的假设，相比于“被告因为害怕被指控犯谋杀罪而离开了犯罪现场”的假设，似乎合理性更小，但后一描述比前一描述的可能性要小。一个好的故事，比一个不怎么动听的故事，更不可能发生。
最后，认识到联合效应只是一个更基本问题的表征是很重要的。它仅仅暴露出了概率逻辑和代表性逻辑之间的不一致，后者往往操控着人们对不确定事件的信念。因为人们的判断与许多对我们生活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密不可分，所以直觉上的概率概念和逻辑架构上的概率概念之间的冲突，是非常令人忧虑的。一方面，我们无法轻易地放弃我们用来评估不确定性的启发式，因为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有很大部分和它的运作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违抗概率法则，因为它们抓住了我们所处世界中的真实。无论你喜欢与否，A不可能比（A&B）的概率要小，相反的观点将是有害的。我们的问题将是，在纠正直觉判断所倾向造成的错误和偏差的同时，保留直觉判断中有益的和有效的部分。
本章是按照与斯坦福大学的合同N00014-79-C-0077，由海军研究办公室提供资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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