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刘邦的西征-上

当年楚怀王被囚秦国，客死他乡之时，曾经留下过一句非常著名的遗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和日后唐朝预言武则天当政的“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及清朝预言慈禧“亡清”的“叶赫那拉氏的诅咒”一起，算得上是古典时期，三大最著名的谶语了。类似这种预言，古典时期其实很多的，真真假假的，多是有政治目的。相比后面两条，我更相信楚怀王那句悲愤之言，在历史中真实的出现过。其表面意思，也不难理解，就象民间之人结仇，也常有人会说出自家就算剩下最后一人，也要报仇之类的话。只是后来的人们，更愿意相信这是这是一句谶语，于是乎便寻找各种线索，去附会这条“预言”。其中有一种说法，便是应在了项羽与章邯的这场博弈中。项羽率领的楚军主力，借章邯求和之机，北渡漳水，向秦军发起总攻的这个渡口，就叫作“三户津”。　　如果一定要认为，这个世界上有预言存在，我倒宁愿相信所谓“三户”之说，是落在了陈胜、项羽、刘邦三人身上。当然，如果怀王当时说的是四户、五户。。。的话，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名单中，加入吴广东、项梁等人。反正就象当初做推背图的人一样，留下的信息越简单，给后来这些大神们发挥的空间就越大。　　　　预言这事，只是扯个题外话，也是向一些感兴趣的朋友表明对于风水、推背图一类概念的态度。真要说“三户”当中是谁，直接终结了秦帝国，那功劳还是要记在刘邦身上的。我们在楚军主力北上之时说过，刘邦这个对王权没有直接威胁的将领，被安排的战略方向是向西，即向秦国控制区的纵深渗透。　　基于楚军主力都已经随项羽北上救赵了，刘邦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王命在身的政治优势，收拢被秦军打散的张楚（陈胜）、东楚（项梁）义军，以壮大自己的力量。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刘邦并没有贸然西进，而是向北进发，在当初自己和项羽，往复攻击过的区域中收拢散兵。当刘邦和他逐渐壮大的队伍，北进至河济平原时，他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向秦军发起攻击了。而最先成为攻击目标的，就是那个曾经被项、刘二人攻破的“城阳”了。战役的结果，很让刘邦满意，城阳和紧挨着它的“杠里”两地的秦军，都被刘邦所攻破。　　　　在这场遍及东部的暴乱之中，象城阳这种被双方反复拉锯的现象，是很普遍的。对于大多数揭竿而起的义军来说，他们只是出现地缘关系，而很自然的选择离自己最近的城邑，作为攻击对象。就象在沛县起兵的刘邦，最初也把旁边的“丰邑”（今丰县）作为自己扬名立腕的第一站，而反复攻击。鉴于沛、丰两地，是系出楚系的刘邦龙兴之地，这块在地缘上属于几大板块交接的区域，二千年来在定位自己地缘文化归属时，都更愿意强调自己的“南方”血统。这种潜意识里的文化归属感，也直接影响了二地的行政归属。以至于最后的明王朝，在以帝都南京为服务对象，选择直属区时（所谓“直隶”），把直隶省（清朝的江南省，后分割为安徽、江苏两省）的北境，划到了丰、沛两县。以至于在表面印象是江南文化代言人的江苏省，仍然让很多人不解的，拥有沛、丰——徐州一县的“北方”地区。如果把视线投向二千多年前，去看看刘、项二人的崛起史，这种行政区划方案，也就不能说是没有地缘依据了。　　　　尽管刘邦系出楚地，受的是楚怀王的王命，但鉴于楚地势力的领导地位，刘邦并没有把扩张实力的区域，限定在楚地。在河济平原初试牛刀之后，刘邦和他的军队又南渡济水，在定陶之南的“成武”（今山东成武县），击败了秦军。实际上，现在整个关东的局势，都处在胶着状态。在秦军主力北上之后，据守在那些中心城邑的秦军，一般并不会主动去招惹那些“义军”。只不过，对急于作大的刘邦而言，仅仅呆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举起招抚义军的大旗是没有用的。攻击这些“熟悉”的秦军（在项梁还在时，刘邦和项羽就已经在这一带扬名立腕了），一方面可以让刘邦得到急需的战略物资，另一方面也可以竖立其义军主力的地位。这不仅有利于将楚系义军收入为己用，也可以影响到系出魏、齐两地的义军，让他们愿意和自己协同作战。在攻击成武得手之后，深沟边上的“昌邑”，以睢水边上的“栗县”也都相继成为了刘邦的攻击目标。　　从战术结果来看，刘邦所发动的这些攻击行动，也并不总是能够得手，象昌邑之战就没有成功（有一次和二次攻击之说）。不过这并不重要，因为对于刘邦来说，这些军事行动只是他扩充实力的手段，他真正的目的并不是在东线，打出一块属于自己的根据地。因为楚怀王给他的战略方向，是向西攻击前进，扩大楚国的势力（目前的移动轨迹，是南北向拉锯）。这项战略任务最大的诱惑之处，并不在于能为楚国得到多少土地，而在于一个“花红”，即楚怀王在分派项羽、刘邦出征之前，所许下的“先入关中者为王”的承诺。这个承诺，当然不是说楚怀王要把自己的王位让出去，而是说将秦人的老家，封建给直接灭亡秦帝国的人。这种有机会成为一方诸侯的诱惑，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关中之地，在秦人数百年的经营下，已经成为中央之国最富庶的地缘板块的背景下。为了得到关中称王的机会，无论是在河北鏖战的项羽，还是在东线扩张实力的刘邦，最终都会主动选择西进，无惧和秦人正面PK的。而没有明确战术任务的刘邦，很快就率先开始了他的西征。刘邦向西攻击的第一站，仍然是一个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陈留”，这个位于大梁城东南方向，鸿沟东侧的城邑，当初也是刘、项二人为楚军先锋时，所共同攻击过的最后一个城邑。如果不是因为项梁在定陶之战的失败，也许两个人当初已经攻击得手了。现在，需要刘邦自己来完成这个任务了。和当初由项羽主导的，那种天马行空般的军事行动有所不同的是，刘邦这次回来，战略的方向性要明显的多。陈留再次受到刘邦的青睐，不仅是因为他处在西征的路线上，更重要的是，位于鸿沟这条南北交通线上的重要位置，使得陈留储备了大量的物资。夺取这些物资，对于刘邦日后的军事行动来说，有很大意义。要知道，在乱世之中，你永远不缺愿意跟随你打天下的机会主义者，只要你有足够的资源。　　　　单从军事能力来比较，刘邦和项羽显然不在一个层级上，后者的作战能力，在整个古典时期也是首屈一指的。不过战争永远不是只看军事层面的东西，卓越的政治能力能够弥补军事上的不足。这也就是设立了“政委”这个重要职务，并特别善长运用政治工作的红色政权，能够仅仅用了三年时间，便得到天下根本原因。　　　　所谓政治能力，很大程度是体现在对“人”和“势”的判断上，作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你并不需要什么都懂，但你必须能够判断的出，哪些人和哪些建议，能够为你带来所需要的结果。反过来，那些优秀的人才，也会因为你有这样的判断力，而愿意为你所用。概括的说就是，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参谋、慕僚的的话，“善谋”是你应有的素质；而如果你的志向是做一名领袖级人物的话，那么“善断”的性格就是必须的了。　　　　就刘邦和项羽二人的性格而言，刘邦在政治上要成熟的多。这也在军事行动上帮助了他，弥补了他本身军事能力的不足。比如攻击陈留的计划，就是由熟悉陈留情况的本地人“郦食其”制定的。这个以“高阳酒徒”之名，留名于中国文化史的老头，在后来楚汉相争的历史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相比于项羽快意恩仇式的“屠城”之举，刘邦这种善于收拢土著之心的能力，让他的攻击阻力要小的多。希望从历史中，得到商业经验的研究者们，会认为刘邦的胜利，在于团队的胜利；而项羽更多的是在孤军奋战。只是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其实还是在于他们各人的性格差异。要知道，从团队和基础的角度看，项羽现在比刘邦的优势可不是强的一点半点。攻击陈留得手，只是刘邦西征的第一步。接下来，陈留西北部的“开封”（今开封县），鸿沟西侧的“曲遇”（中牟县东北），相继成为了刘邦的攻击目标。根据历史记载，刘邦的这次连续攻击行动中，还攻击了一个叫作“白马”的地方，不过这个在历史上曾经多次暴发重要战争的渡口，当时位置是在黄河的南岸（今河南滑县北），已经获知项羽获得巨鹿之战胜利，击败章邯军的刘邦，并没有理由再次北进河济平原，甚至攻击北渡黄河的渡口。除非他想跑去和项羽会合，去继续他老二的身份。事实上这个时候的刘邦，已经完全把自己置于项羽竞争者的位置上了。能够入主关中为王的诱惑，并不是每一个草根都有机会得到了。　　其实刘邦还是很应该感谢项羽的，如果不是项羽在河北大破秦军主力，刘邦这段时间的手风也不会那么顺。对于那些据守城邑的秦人来说，在获知自己主力尽失的情况下，还能有多少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相信这个时候留在关东的秦人，想的更多的就是退回到自己的根据之地去。至于那些系出本地的官吏，大多数在第一时间就已经站队到反叛者一边去了。　　　　鸿沟作为切割中原的地缘分割线，在先秦乃至楚汉相争的历史中，都发挥着重要的地缘作用。能够跨越它，并在曲遇大胜秦军，也意味着刘邦的西征取得了重大进展。如果按照正常的路线选择，下一步刘邦和他的军队，应该沿鸿沟向西北方向攻击前进，并通过荥阳、成皋（虎牢）进入洛阳盆地，继而沿崤函通道攻入关中。这条路线，也是当年诸侯们合纵攻秦的主要通道。当日张楚军攻入关中，也是走的这条路线。问题是，当日张楚军能够很多攻入关中，是因为事出突然，帝国根本来不及反应（注意力都在对外扩张和那些大工程上了）。以至于洛阳盆地、函谷关很快失于敌手，直至叛军攻到了骊山以北，才组织好反击力量。而现在，刘邦要想再次走同样的路线入关，就要困难的多了。　　从秦人的角度看来，如果他们已经清楚无法扭转在东部的战局，洛阳盆地很自然的就会成为帝国抵御重生诸侯们的前沿阵地。因此在曲遇之战战败的秦军主将（杨熊），退守到荣阳之后，很快就被军法处置，以稳定住秦军的军心和防线。而已经把自己定位为成防御方的秦军，在可以依托山势的情况下，将会给意图西进的刘邦（也包括其他义军）制造更大的麻烦了。换而言之就是，要是刘邦还想走常规路线攻击洛阳盆地的话，将有可能遇到前所未有的麻烦。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这个时候的项羽，能够彻底打败章邯的话（当时章邯还未降），那么项羽和他的楚军主力，很快就可以挥师南下，由当年周武王渡河攻商的“孟津”反向渡过黄河，攻入洛阳盆地，并直指关中。而这个时候的刘邦，可能还在荣阳——成皋一线，和秦军苦战呢。　　现在对于刘邦来说，重点已经不在于能够攻下多少城邑，也不在于能够收编多少军队了。楚军在巨鹿之战的胜利，让他和其他义军看到了战略反攻机会已经来到，刘邦需要的是和时间赛跑，以率先突入关中，去成就他关中王的梦想。既然沿黄河南岸西进的难度有点大，那么刘邦就需要有新的军事计划，以帮助他继续西进了。而这次帮助刘邦作出决定的，是一个“韩国”人，他就是张良。张良在汉帝国建立中的作用，以及在古代谋臣中的地位，相信不用我多说了。尽管他的成就，是在两个“楚人”的博弈中获得的，但他本身却并不是楚人，而是韩国人。不过在这个动乱的年代，绝大部分的机会主义者，一开始还是以自己的属地来划定自己所隶属的集团，张良也不例外。身为韩人的他，之所以去投奔楚人，是希望借助“楚”这个带头大哥，复兴韩国。　　　　在陈胜做带头大哥的时候，韩国是唯一没有复国的战国诸侯。这显然跟韩国弱小的地位，以及逼仄的地缘位置有关。无论是韩国的遗老遗少们，还是那些希望借尸还魂的枭雄们，都对在这个注定要成为博弈焦点的板块称王，有所顾虑。当然，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张良无疑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的极力劝说下，韩国终于在楚国的认可下，名义上得到了复立。　　作出这项决定的是当时主政楚军的项梁，从项梁的角度来看，他当时的战略方向是在东线打出一片天地。如果韩国人愿意在西线牵制秦军，并不是一件坏事。更何况之前的张楚政权，已经系出了魏、赵、燕三个诸侯，天然的成为了王中之王，如果东楚系相接过这杆大旗的话，有自己扶植的盟友，也是很有必要的。　　不过楚人所能够给予韩国的，也只能是个名分了，真正想复国的话，还是要靠韩国人自己努力。问题又回到了最初的顾虑之上，以韩国的体量和位置，想复国实在是有些难度。在秦人还想收复东部之时，他们是决不会容许韩国人从中切断自己的战线。相比之下，楚、齐这些边缘之地就要占便宜的多的，即使是在秦军攻势最猛的时候，他们的大部分国土，都能因为不在战略重点，而保持独立状态。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张良和他的“王”，在韩地的复国运动进展的并不顺利，偶尔能够攻下几座城邑，也很快会被秦人夺回去。　　　　正当张良在韩地打不开局面时，西征的刘邦为他带来了新的希望。从刘邦的角度来看，能够得到张良这个土著的帮助，对他在韩地的作战也是十分有利的。在张良的帮助下，刘邦转而南下，攻陷了颖川郡的重镇“颖阳”。能够得到这个颖水边上的城邑，对复兴韩国也许有些很大帮助，但对于刘邦入主关中的战略目标来说，却并不十分重要。所以与其说是张良在帮刘邦，不如说是刘邦在帮韩国人复国。当然，刘邦也不是一无所获，为了应对共同的敌人——秦人，这种合作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互利的。而刘邦所得到的，就是一条攻入洛阳的新线路。　　在评书当中，每当攻击方的攻势，无法突破对方依地形而设立的防线时，总是会有熟悉当地情况的向导，引导攻方走一条小路出奇制胜。而在真实的历史中，这种情况也的确经常发生。毕竟在古典时期的技术条件下，维护道路的成本很高，如果一条道路长时间不使用的话，很容易被水患一类的自然灾害所破坏，特别是穿行在山谷之中的道路，还会被树木所覆盖。另外从行政管理者的角度来看，他们也并不愿意开放过多的道路，以增加管理成本。　　连接洛阳盆地与中原的道路，几千年来都是以黄河侧的通道为主，虎牢关、汜水关、成皋、荥阳这些在历史中，经常出现的地缘标签，都是为了据守这条官道而设立的。不过这并不代表，就没有其他道路可以进入洛阳盆地了。如果刘邦和他的韩国盟友们，顺着颖水向上游地区进发，他们很快就可以到达嵩山的脚下。而在这片以少林寺闻名天下的山地当中，有一条叫作“轘辕古道”的小路，能够穿越嵩山，进入洛阳盆地腹地。　　“轘辕古道”的得名，是因为它的关城设立在一个叫作“轘辕山”的山头之上。说起这座山，估计没几个人知道。不过它旁边的少室山和太室山两座山峰可就出名的多了，如果谁想在“僧人派”（少林派在广电总局审核下的别称）和“嵩山派”之外，也在嵩山开宗立派的话，倒是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山头。从古道的历史来看，其实已经很久了，相传是大禹开辟的。结合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龙门与大禹治水一节，这种可能性倒是存在的。　　在秦帝国时期，轘辕古道并没有被纳入“驰道”（秦朝的官道）的规划中，也没有在道路上设立关城（设关始于东汉）。这也很好理解，如果有更好的道址选择，是没有必要翻山越岭的。对于远道而来的刘邦来说，他即使是听说过这条古道的存在，也一定不知道怎么走。而对于张良他们这些韩国人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你只是一个路人，想走这种位于深山之中，久未维护的道路，是十分艰难和危险的。但对于一支上万人的军队来说，简单修复道路，使之达到通行条件，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有了韩国人的帮助，刘邦很快溯颖水而上，通过轘辕古道，进入洛阳盆地。按照正常的情况，刘邦必须攻下洛阳盆地的心脏——洛阳（当年的周都“洛邑”），才能够打通进入崤函通道的缺口。对于当年视洛阳盆地为自己国土（王室算是受保护的国中之国）的韩国人来说，能够借助刘邦的帮助，而得到洛阳城，也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不过时局总是瞬息万变的，当刘邦和张良准备联手攻取洛阳的时候，却得到了另一个消息，那就是有另一支军队，也准备进入洛阳，并抢夺率先入主关中的荣誉。这个叫司马昂的将领，在历史当中并不出名，但他的后世子孙中，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以至于我们今天分析历史时，还不得不借助他当年留下的文字。这个人就是“司马迁”。司马迁的这个高祖父“司马昴”并不是楚人，而是赵人。司马迁在记录这段历史时，只是说他的高祖也想从河内南渡黄河，入主关中。这似乎给人一种印象，身为赵将的司马昂，是和刘邦平级的竞争者。但实际上，司马昂所执行的是项羽所交给的任务。因为当时的项羽已经通过巨鹿之战的胜利，取得了诸侯联盟的军事指挥权。如果不是因为还要对付章邯，在得知刘邦已经向西渗透到洛阳盆地时，他一定会亲率主力南下，以避免被刘邦抢了灭秦的功劳的。司马昂对于项羽的忠诚，在后来也得到了回报，在项羽自封西楚霸王，并分封天下诸侯时，司马昂也因为平定河内有功，而裂河内之土立国，受封为“殷王”（以朝歌为都）。　　　　其实如果从法理上来说，楚怀王所许诺的“先入关中者为王”，目前应该只在楚人当中有法律效力。因此身为赵将的司马昂，也不会自说自话的，去充当灭秦的急先锋。对于大部分义军来说，能够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谋得个裂土封候的地位，就已是最高理想了。不过这个承诺，对于刘邦来说，意义就不一样了。一方面，楚军主力在河北的胜利，使得楚国成为天下之主的形势，已经很明显了。所不清楚的，是楚系天下，到底是以霸业还是王业的形式出现而已。就目前的情况看，那些六国诸侯很有可能，还是会独立的形式存在的。而作为草根出身的刘邦，如果想在这些六国故地称王，是没有地缘优势的。相比之下，那些有王室血统的遗老遗少们，机会要大的多。在这种情况下，在秦人的土地上谋得一个诸侯的地位，所遇到的政治阻力，反倒是最小的了。特别是在楚怀王，很有机会成为天下共主的情况下。　　不管司马昂究竟是自己想入主关中，还是在替项羽作先锋，刘邦都不愿意有其他人，来和他争夺这个机会。因此进入洛阳盆地的刘邦，并没有急于攻击洛阳，而是先绕过洛阳，移动到了黄河的南岸，攻取了控制黄河渡口的“平阴”（今河南孟津县东北）。　　攻取平阴，只是刘邦西征当中的一个插曲。在通过控制渡口，阻止了司马昂南下的路线之后，刘邦终于重新把他的攻击目标，对准了洛阳。只是要想攻破洛阳这个形胜天下的战略要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秦人已经决心固守崤函通道，转入战略防御阶段之时。依照战国时期的经验，在围攻象洛阳这样的一级城邑时，拉锯个二三年也是很正常的事。而对于在和时间赛跑的刘邦来说，他并没有耐心和实力在洛阳耗下去。因此在攻取洛阳的战役，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刘邦选择了按原路退出洛阳盆地，以重新制定他的作战计划。　　　　从战略路线上来看，洛阳盆地——崤函通道路线，并不是唯一通往关中的线路。在此之外，你可以在北线，横穿太行山，占领河东之地，然后再渡过黄河攻入关中。只是这条路线，刘邦肯定是没机会选择了，真要走的话，也是打败了章邯之后的项羽来走；另一条路线，则在南线。如果刘邦能够攻取以“宛”（今南阳市）为地缘中心的“南阳盆地”，那么他就有机会透过“武关道”攻入关中。综合地缘条件，走南线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一方面这路线不是秦人的防御重点；另一方面，南阳盆地当年是楚人的根基之地，尽管秦人在此的统治已有60多年，但作为楚文化的发祥这之地，只要引导的好，这种同根生的记忆是很有机会恢复的。反过来看项羽，如果他决心先征服河东，然后攻入关中的话，就没有这样的地缘优势了。　　　　在韩地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由刘邦和张良所组织的韩地义军所共同完成的。不过当刘邦准备南下时，韩国人就不能够继续和他联合作战了。这次因为有了刘邦的帮助，双方也攻取了不少城邑，算得上是有了复国的基础了。从刘邦的角度来看，韩国人和他们的“王”，留在韩地牵制秦军，也不是件坏事。对于他来说，只要能够把张良这个人才带走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的张良，仍然是以复兴韩国作为自己的理想。但以深谋远虑的他，也十分清楚，以韩国的地缘位置，是很难有机会生存的。即使勉强立国，也很有可能在秦人与关中诸侯的拉锯中，陷入与战国时期一样的尴尬境地。而要想打破这种夹心饼干的局面，唯一的机会就在于帮助楚人攻取关中，以在和平的环境中，为他的祖国谋得一席之地。当然，这种最为理想的结局，是在秦亡之后，天下就能够进入和平状态。如果那些新贵们不满足于现状，决心再火拼一场的话，韩国这个可有可无的国家，很有可能又成为牺牲品了（后来的事实也的确如此，项羽根本就不认为，韩国有存在的必要）。　　　　刘邦南取“南阳”的信心，还在于当初张楚新立时，也曾经分兵攻取过南阳。而当地的军民，也很快响应的反秦的号召。如果不是因为由函谷关攻入关中的张楚主力，很快被章邯所败，这一路义军，也很有可能能够攻克武关，与前者会师关中（得知章邯反击得手的消息，归顺张楚的南阳郡就复归秦人了）。现在借助项羽在河北大败秦军主力之势，南阳那些“识时务”的官民们，还是很有可能又一次改变风向的。离开韩地之后的刘邦，首先在方城夏道之北的“犨”县东侧（平顶山市西南），遇到了秦军的阻击。阻击他的，是驻守南阳的秦军。其实如果不是帝国的南阳郡守，守土有责，必须出战的话，急于攻入关中的刘邦，并不想在路上攻城拔寨，耽误时间。要知道，现在的项羽，已经随时可能解决掉章邯了。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心态，在犨东击败了秦军，并迫使秦军退入南阳的政治中心“宛”县（今南阳市）之后，刘邦并没有步步为营的，去攻击宛县。而以绕过了这个中心城邑，试图快速逼近武关。　　如果可以绕过洛阳，而进入崤函通道的话，也许刘邦早就这样做了。特别是在洛阳战事不利的情况下，刘邦更加认为，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攻城之上，并不符合自己的战略意图。问题是，这种绕过战略据点，而快速前进的方式，战术上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是小股奇兵，去实施斩首、烧粮一类的战略任务，是不会采用的。而大部队运动，是很难隐藏自己行踪的，特别是在武关道上，还有众多的秦军据点，呈线性排列。你并无法在绕过宛城之后，就畅通无阻的到达咸阳城下。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你在前方受阻的时候，又被后方放过的敌军抄了后路，尤其是象“宛”城这样，秦人苦心经营的中心城邑（物资和人力都比较充足）。因此在刘邦已经绕过了宛城，准备直取武关道时，张良劝停了刘邦的这个冒进的军事方案，而是转回头来，围攻宛城。　　事实上现在驻守宛城的秦军，也非常纠结。秦军主力在河北战事不利的消息，已经让他们开始思考自己的退路了。以宛城的储备来说，固然可以和刘邦相持很长一段时间，但就算能够打败刘邦，又能怎么样呢。以目前的形势，帝国在东线已经不可能再有所作为了。如果帝国决心退守到高地之上，和关东诸侯进行长期对抗的话，那么并不属于帝国核心区的南阳盆地，很有可能被放弃的。既然不被第一时间放弃，也会遭受到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正是在这种对前途已经失去信心的背景下，驻守南阳郡的秦军向刘邦投降了。也可以说是主动加入到“抗秦事业”当中，这其中当然少不了，善于分析“时务”的中间人，为双方穿针引线。宛城的“和平解放”，让刘邦更加相信，在博弈当中，政治手段往往比单纯的军事手段，要有用的多。　　基于宛城在南阳郡的中心地位，这座城的投降，对于南阳境内其他守军的影响可想而知了。因此在接下来平定南阳的过程中，南阳境内的各个城邑，如南面的胡阳、丹水、郦邑（内乡县）、析邑（西峡县），大多随着刘邦兵锋所至，而开城投降了。既然偶尔有抵抗的现象存在，也被滚动发展壮大的刘邦军所快速解决了。　　　　当收取了南阳郡最西端的城邑“析邑”后，也意味着刘邦和他的军队，马上要进入穿越秦岭的“武关道”了。而这个时候刘邦的军队，已经壮大了不少。基于下一步的战事需要，也因为不想有后顾之忧。刘邦在平战南阳之时，基本都是让已经“起义”的帝国官吏，留守原地，而把驻军带走。这点和后来项羽的作法截然相反，后者对于自己控制民心的信心，显然要远低于控制几个关键人物。　　　　刘邦这种安抚民心，以为己用的方法，历史上凡是成熟的政治家都会用的。最基本的方式，就是要让被征服的民众，能够感受到生活压力会变小（最起码不能变坏）。有秦人强大的国家机器压迫在前，要想做到这点其实是很容易的。可惜的是，在这点上，拥有更多资源的，贵族出身的项羽，没有草根出身的刘邦理解的透。出身肯定不是影响性格的唯一因素，但也不能说毫无影响。　　　　为了确保关中的东南安全，秦人一共在武关道上设立了两个重要关隘，一个是东侧的“武关”，另一个则是西端的“蛲关”（商洛市西北）。当刘邦准备他的下一步军事计划时，整个中央之国的政治格局，已经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了。一方面，章邯终于以打促谈的，和项羽达成了和解，并在“殷墟”（河南安阳）会盟；另一方面，在获得章邯投降的消息后，咸阳城里的政治家们，也已经感到大势以去了。在这种时候，那些王室以外有成员，总是会认为自己有更多的选择余地，毕竟他们也只是打工者。这也就是三国故事中，鲁肃劝孙权抗曹时说“众人皆可降曹操，惟将军不可降曹操”的原因所在。刚刚更换老板的章邯，只是一例罢了。下一个有这种投机想法的，就是帝国的实际控制者赵高了。　　如果让赵高来选择，他宁愿自己的谈判对象，是更“人性”化的刘邦，为了手上有更多的筹码，他甚至谋杀了他亲手扶植的秦二世，另立了一个他认为更加容易控制的王子“子婴”（秦三世）上位。其实换不换已经意义不大了，这些傀儡性质的帝王们，在没有利用价值后都免不了被牺牲的下场。　　相比于收伏南阳的民心，刘邦目前对于秦人是否能够真心归顺，还是心存疑虑的。毕竟前者的地缘基础，有浓厚的楚文化沉淀。刘邦很容易和南阳的军民，找到共同的国家认同，以使得双方归于同一体系。至于武关以西（包括武关）的秦地，刘邦就没有这么大的自信了。因此在赵高派密使前来谈判，并希望共同瓜分秦地时，刘邦并没有相信。另一方面，对于武关的守将，愿意献关投降的诚意，也同样没有接受。按张良的说法就是“此独其将欲叛，恐其士卒不从”。同样的想法，之前项羽也曾经有过，这也让他在章邯第一次请降时，没有接受。　　从战术上看，刘邦和项羽都用了同样的方式，来对付有投降意思的敌人。那就是在对手斗志松懈，等待回音的时候，发起突然袭击。所不同的是，项羽虽然取得了初胜，但却无法完全吃掉章邯的秦军主力；而刘邦则顺利的攻下了武关、蛲关。　　　　攻下了武、蛲二关，打通了武关道，和攻下函谷关，打通崤函通道的意义是一样的。无险可守望的帝国的核心，只能凭借最后的力量来和反叛者决战了。这并不是关中之地，第一次被对手攻入。但在战国那些诸侯合纵攻秦的战役中，秦人在关中，总是有足够的人力、物资储备，来击溃那些合作并不紧密的对手们。即使是在三年前，张楚军攻入关中时，帝国也能够快速武装起数十万劳力，将对手赶出关中。只是现在，帝国再也没有预备队，来组织象样的抵抗了。　　最后的决战，是在关中盆地的西南门户“蓝田”南面进行的。对于这个地点并不陌生，当年楚怀王在丹阳之战落败后，倾全国之力曾经攻击至此，但却没有能够再继续前进。从此之后，楚国也就全面转入战略防御阶段，并由此而衰弱。现在，刘邦和他的楚军，有机会为他们的王和国家，一雪前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