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教授曾艳兵讲解世界文学名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视频_中西文化_免费在线阅读收听下载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作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于小贵族家庭，童年在莫斯科和乡间度过。1846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穷人》，受到高度评价。1848年发表中篇小说《白夜》。1849年因参加反农奴制活动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此期间发表有长篇小说《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戏剧性强，情节发展快，接踵而至的灾难性事件往往伴随着复杂激烈的心理斗争和痛苦的精神危机，以此揭露出资产阶级关系的纷繁复杂、矛盾重重和深刻的悲剧性。

为什么我不喜欢《平凡的世界》？

2018-04-22 09:23

卡西老潘恩存文化

苦难本身毫无意义，对苦难的诘问和反思才有意义。而路遥却是在展示苦难的过程中习惯性地和他的人物一同跳进了“赞美苦难”、“感谢苦难”、“把坏事变成好事”、“化悲痛为力量”的坑里――那不过是权力社会“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现代版。现行城乡二元结构不改变，他们要么返乡（如高加林），要么转化为煤矿工人、游离于城市的下层和边缘地带（如孙少平）。被大学教科书贴上“现实主义作家”标签的路遥，更多的是用打鸡血似的浪漫主义激情燃烧化解内心压力，同时，对读者敷衍塞责――他至死也没有正视这一残酷现实的勇气。

——作者简介——

卡西老潘，原名潘顺华，湖北黄陂人，历经1980年代大陆思想风云，曾在国企机关工作，现为民营卡西莫多书店店主。兴趣驳杂，嗜书瘾君子，真正把书读成生活并指导生活的一介书生。

看到清华2017年图书馆借阅图书排行榜，很诧异，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以年度借阅300人次高居榜首，令我汗如雨下！作为中国大陆顶级高校清华的学霸们居然只有这个思维水平！要知道，美国的高中生都读《罪与罚》呢。

《平凡的世界》的可笑之处，仅举一例就够了。为什么路遥给孙少平、孙少安这两个农家子弟都配备了一个出身、模样、性格三好生一样的、一切看似完美无缺的女子呢？也许他继承了蒲松龄《聊斋志异》的文人传统吧。而事实上，路遥笔下的几位主人公在精神上都有他自己的影子。路遥出身贫寒，个子不高，但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许是心理代偿机制的作用，现实中的缺憾让他借助于写作去寻找相应的补偿。他希望他的男主人公们受到心目中理想的女子的关爱，所以孙少安既有妻子、又有润叶的喜欢。妻子是按标准贤妻良母的模板制作的，嫁给他不要彩礼，婚后任劳任怨，死心塌地，全心全意帮他经营砖厂。而来自政府机关大院的润叶家境好，不仅有文化，还遭到他的拒绝。少平则得到小霞这个同样完美无瑕的女子的爱情。但是在现实中，这未免太过于理想化了，几乎不太可能。所以，像我这样的不解风情之辈只能把这些理解成是他的意淫。他的成名作、中篇小说《人生》同样如此，男主人公高加林除了出身低、个子高、长得帅、学习成绩好、思想进步之外，更和农村的生活环境格格不入，却先后获得了村花和城里妹子的爱，一样的道理。但是，不管是孙少平还是高加林，在丛林法则主导、农民缺少博弈工具的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注定了他们改变命运的努力将充满挫折与坎坷。如杜君立所言：“在路遥作品中，主人公最后都致力于一个人去如何成功和发达，所谓成功和发达就是被城里人或权贵看得起，被自己的父老乡亲眼红羡慕。路遥无法指出这实际只是个‘悲惨世界’，因为他根本没认识到这是个‘悲惨世界’。”苦难本身毫无意义，对苦难的诘问和反思才有意义。而路遥却是在展示苦难的过程中习惯性地和他的人物一同跳进了“赞美苦难”、“感谢苦难”、“把坏事变成好事”、“化悲痛为力量”的坑里――那不过是权力社会“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现代版。现行城乡二元结构不改变，他们要么返乡（如高加林），要么转化为煤矿工人、游离于城市的下层和边缘地带（如孙少平）。被大学教科书贴上“现实主义作家”标签的路遥，更多的是用打鸡血似的浪漫主义激情燃烧化解内心压力，同时，对读者敷衍塞责――他至死也没有正视这一残酷现实的勇气。

“生活总是这样，不能叫人处处都满意。但我们还要热情地活下去。人活一生，值得爱的东西很多，不要因为一个不满意，就灰心。”

每当紧要处，他就说上这么一串貌似全面的励志金句草草了事。

遍地开花，初中生专享。

中国大陆的文学教育是由教育部统编的中小学语文课本、大学中文系教材和文联、作协的官办报纸杂志共同完成的，贯穿全程的主线是文学工具论。审美从来不是第一位的。文学工具论在1980年代曾一度受到过猛烈的冲击和质疑，但也就是被挑战者们摇晃了几下而已，很快它又站稳了脚跟，卷土重来，巍然屹立。所以文学工具论至今在大部分写手那里依旧被无意识地认为政治正确是毫不奇怪的。一代代作家在这样的一个框架里写作，总是习惯性地把文学当做一种表达自己感情、经验的工具，一种宣泄内心压力的工具，殊不知文学本身自有其意义，并不一定非要拿来服务于别的什么人生目的。路遥脑子里都是来自前苏联的这套文学工具论的狭隘写作观念，用一些一厢情愿的虚妄的理想主义掩饰人性的黑暗，这妨碍了他成为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他的人物基本上是概念化、脸谱化和符号化的，所写的农民被涂抹着太多道德的油彩，女人是无自我意识、透明的纸样的圣母，官老爷则是专制传统社会所特有的民间权力崇拜的产物――即对“青天”的人格理想的外化。最让我不能忍受的是，他的叙事语言超烂，味同嚼蜡。以真正的大师之作衡量，更是要多笨有多笨。你翻开书，经常是他一五一十地讲了七八页还没把事情讲清楚，讲明白。结构臃肿，节奏缓慢，这在另一部茅盾奖名作《穆斯林的葬礼》那里也是与之同病相怜。不说国外作家，只要拿废名、汪曾祺的作品对着一比，高下立现。文学首先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不好，一切免谈。这就像手艺活不好，就不要出来闯江湖一个道理。我不客气地说，路遥在语言这一点上不及格。

很多书友说，自己的大学生活因《平凡的世界》而改变，它是一曲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赞歌，多少次步入生命的低谷，是这本巨著给了他们无穷的力量，不向苦难认输，并战而胜之。很多书友来自农村，说他们从《平凡的世界》里的孙氏兄弟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和认同，孙氏兄弟在城乡之间的苦闷挣扎就是自己的苦闷挣扎，孙氏兄弟渴望改变命运的激情正是自己奋斗的动力。很多书友和我掰着手指头，力陈路遥为了写作史诗《平凡的世界》下基层，深入矿区，与煤矿工人同吃同住，历经千辛万苦云云……好吧，姑且承认他是真的热爱写作，他的真诚、他付出的辛勤劳动我都可以理解，但他肤浅的政治说教、他满纸青春式的矫情、他的伪饰、他的不过关的语言是显而易见的。初中水平而已。在文学艺术、以及其他任何需要创造力的领域，是不能搞“没有功劳有苦劳”这一套的。

作为业余文学编辑，我曾经多次遭遇这样的场景：一位头发斑白的老者放下见面礼，一盒茶叶或者土特产吃食之类，再小心翼翼地捧出他的长篇小说打印稿，有请潘老师读后给他一个诚恳的评价。唉，却之不恭！可是浏览几页就不得不弃之一旁，那一股再熟悉不过的路遥式的迂腐气息在四周弥散开来，我几乎夺门而去！黑白截然两分的人设，简单粗暴的善恶判断，想当然的伪崇高，虚假的光明尾巴。这是人家恨不得几十年、半辈子的心血结晶啊。可在这个国度，这样的写作恰好与体制性流水线所驯化的文学读者的审美期待相一致，对接严丝合缝，毫厘不爽！――可是这样的写作有意义吗？

有一种默契，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一直不被说破：一位在故乡陕西清涧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纪念馆的作家，一部获得茅盾文学奖、在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中如此广受欢迎的作品，在1990年代以后几乎所有的大学文学史教材中只是被一笔带过，读者的极大关注和文学史有意无意的轻视之间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错位。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谁不知道大学中文系教材是由教育部组织、由全国各高校相关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分别编写完成的？这类教材当然必须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需要，但，毕竟经过了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洗礼，吃体制饭的学者们再也不可能回到文革遵命文学的套子里去，那会让人笑掉大牙不是？按他们的真实想法，《平凡的世界》是一部思想健康、积极向上，然而艺术上却并不完美、甚至有诸多缺陷的作品。无怪乎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些年连茅盾奖评选都不再有类似路遥般简陋的“巨著”入选了。茅盾奖作为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几十年过去，评委们面对种种非议是难免的，也是在这种种非议中，总算有了一点可怜的进步。

更可怜的则是，民间还有大批文青看不透其中的奥妙，误把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当作生活的教科书和本土文学的标高，邯郸学步，亦步亦趋。

我赞同书友王佩说的：“人世的道理，可能说来说去说了几千年就那么些。其中有一些道理符合人类的心态。虽然路遥的作品，通篇带着媚俗迎合，但是温暖励志的力量能打动人，是一锅巨制的鸡汤。”

三分钟读完《罪与罚》：一份世界最经典的“犯罪心理报告”

2019-03-29 15:43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俄罗斯文学史上无法超越的“三巨头”之一，其代表作《罪与罚》一经发表，就在俄国文学界引起轰动。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斯特拉霍夫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道：“《罪与罚》是书迷们谈论的唯一的一本书。它有一种压倒一切的力量，那些精神强大的读者几乎都因此被击倒，而那些精神脆弱的人不得不将此书搁置一旁。”直到如今，《罪与罚》给予人强烈的震撼力与影响力依然存在，此书一版再版，经久不衰。

《罪与罚》总共分为六卷和尾声。故事发生于没落的19世纪60年代沙俄京城，那是一个充斥着暴力与杀戮的疯狂时代。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是一个贫穷的大学生，住在彼得堡贫民区一家公寓的顶层阁楼上。他虽然心地善良，但却性格孤僻，离群索居，原本在大学里学习法律，却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只能依靠母亲少得可怜的抚恤金和借债过活。面对周围混乱放荡的生活状况，他为之不耻却又无法摆脱。而近日他没有钱交租金，甚至住在楼下的房东太太都停止供给他伙食。

失意而落魄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就在这时遇到了退休的小公务员马尔美拉陀夫。马尔美拉陀夫嗜酒成瘾，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酒鬼，却需要照顾病重的妻子、抚养一大堆的孩子，这导致他对未来绝望而失业，陷入了人生的绝境，他的大女儿索尼娅则因此被迫当了街头妓女。渐渐地，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头脑中产生了一种“理论”：这个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平凡低等的人，他们只是繁衍同类的材料，必须俯首帖耳地做奴隶，是“没用的、令人讨厌的、有害的虱子”；另一类则是“非凡的人”，他们是真正的统治者，不受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可以为所欲为。

拉斯科尔尼科夫为了能够彻底摆脱人生的泥潭，也为了不再连累自己的母亲和妹妹，更为了不像悲惨的马尔美拉陀夫一样任人宰割，决定做一件“大事”来实践自己的理论，同时证明自己是一个“非凡的人”。而这件“大事”正是杀害一个总是百般刁难他、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廖娜。但是就在拉斯科尔尼科夫计划杀人的那天，意外发生了：老太婆的妹妹丽扎韦塔闯了进来！于是，在他用斧子砍死了阿廖娜以后，又为了灭口而狠心杀害了老太婆的妹妹丽扎韦塔，并抢走了钱和首饰。虽然杀人事件并不那么顺利，但是由于种种巧合，拉斯科尔尼科夫逃脱了警察的追捕，甚至在后来还出现了一个“替身”：嫌疑犯米克尔卡自首，声称是自己杀害了阿廖娜和丽扎韦塔。

英国BBC改编的同名迷你剧《罪与罚》

拉斯科尔尼科夫完全摆脱了所有的嫌疑与法律的惩罚，但不幸的是，原本就患有一定抑郁症的他，因此陷入了“理论与良知的挣扎”之中：他不断为自己的行为找出各种合理的解释，认为自己是“为民除害”，心中的理论变成了“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是有必要踏过尸体和血泊的。”可是他又不断受到良心与道德的谴责折磨，痛苦万分。就这样，拉斯科尔尼科夫得了热病，昏迷了三天三夜，不断地做噩梦。醒来之后，他开始厌倦这世上的一切，甚至对自己最亲爱的母亲和妹妹都产生了厌恶之情，神经质地怀疑着身边的人，下意识地再次前往杀人现场拉响门铃，病态地重温“当时那种痛苦可怕的丑恶感觉”。这段时期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精神防线可以说是完全奔溃，从他的话中我们就能够感知到一二：“难道我杀死了老太婆吗？我杀死了我自己，而不是老太婆！我一下子把自己毁了，永远地毁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拉斯科尔尼科夫认识了马尔美拉陀夫之前说过的大女儿索尼娅。善良的索尼娅为了家庭的生计，甘愿牺牲自己，成了街头妓女。但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并不能理解索尼娅为何对仁慈而光明的上帝充满着信心与敬畏之情。于是，索尼娅为他念了《圣经》中关于拉撒路复活的一段故事，让他深切地感受到了索尼娅虽然身处苦难，却依然充满希望的精神境界。在拿自己和索尼娅比较下，拉斯科尔尼科夫不断反思自己，逐渐明白了“犯罪的真正动机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欲望，而并不是真正为了他人的幸福与快乐”的道理。他向索尼娅坦白了自己所犯下的一切罪过，并在她的劝说下前去警局自首。自首前，真诚的索尼娅送给他一个柏木制成的十字架项链，希望他能够做一次祷告，发自内心地去赎罪。

拉斯科尔尼科夫说：“我只想证明一件事，就是那时魔鬼引诱我，后来又告诉我，说我没有权利走那条路，因为我不过是个虱子，和所有其余的人一样。”

拉斯科尔尼科夫被判流放到西伯利亚服八年的苦役。令他感到羞愧而不能接受的是，索尼娅决定以裁缝为生，一同跟他前往西伯利亚。拉斯科尔尼科夫认为自己虽然选择忍受苦难来换取良心的安宁，但却依然无法真正认罪并释怀，而每次看到努力帮助自己的索尼娅，他更觉难过、痛苦。与此同时，他的狱友们对索尼娅非常尊敬，对他却极不友好。直到有一天索尼娅突然大病一场，拉斯科尔尼科夫才发觉自己对于她的深刻而真挚感情。他把当初索尼娅送的《新约全书》拿出来翻看，意识到“现在她的信仰就是自己的信仰”，人生之路还很漫长，而拉斯科尔尼科夫却已经踏上了信仰的征途——他决定要用自己的余生来偿还索尼娅承受的所有苦难。

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他精湛的写作技艺，通过对人物悲剧性的内心冲突和对幻觉等不同心理的刻画，将主人公的精神世界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毫无保留地展现在读者们面前，让人们充分感知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强烈的精神风暴，同时形成了这样一份世界经典的“犯罪心理报告”——《罪与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