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用过三个名字，王金枝、白波和王惠英。
1939年11月之前我叫王金枝，那是我父母给起、从小就叫的名字，女孩子嘛，金枝玉叶。此后，我就叫白波。
因为，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临时家庭，掩护地下党
我是宁海前童人。我母亲比较开明，去学校里读过一年书。在那个年代已经很了不起了。我在我们村里，是第一批女孩子上学。后来不上了，母亲就在家里寻了本《千字文》给我看，还请先生来家里为我补课。人家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我不这么看。
1937年2月，我19岁，与童美中结了婚。他与我是同乡，一直在上海打工。他有手艺，皮鞋做得好。结完婚，他回了上海。我留在家中，伺候公婆，照顾家里。结果“八一三”事变，日军对上海的进攻直接威胁着蒋介石的统治中心南京，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开展起来。上海失陷了，童美中就回来了。
这时候国民党抽壮丁，抽谁家不抽谁家是有规矩的，比方说，像我家的情况，丈夫是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弟，一个11岁，最小的才2岁，肯定轮不着。结果，家里被抽中。怎么办？童美中逃去了宁波。
1938年，宁波失守，他又回了前童镇。这次回来，童美中有些不一样。他悄悄告诉我，“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具体他们做什么我不太懂，很是神秘，我也不问。
后来他跟组织一起去了天台，联系人是台州特委书记刘清扬。
1939年，我记得是吃杨梅的季节，童美中接我去了天台。当时，地下党的领导同志单独租房子不安全，组织上决定我和丈夫到天台与刘清扬同志组成一个“家庭”，住在天台县东门后陈。我和刘清扬同志的关系就变成了舅舅与外甥女。保护好刘清扬同志，成了我那时最重要的工作。
一次，有隔壁邻居小声议论，“你的口音是宁海的，怎么你娘舅将讲温州话？”我随口编了个理由，“我爸爸是宁海人，讨的老婆是温州人，我家娘舅自然说温州话咯。”
光荣入党，我有了新身份
这一年的11月，我光荣地入了党。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持执行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这是我当年的入党誓词。
入党后，我改名叫白波，当然也是为了隐蔽的需要。那时候，我最重要的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刘清扬同志嘱咐我，每天把米汤收集起来，用来写字宣传抗日，然后送到印刷厂印刷。传单印好后，我们晚上到街上张贴，白天在集市里散发。
工作之余，刘清扬同志会跟我讲许多革命道理，日本鬼子惨无人道，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抗敌，决不做亡国奴。在此期间，我还阅读了大量的进步刊物，比如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大约半年时间，刘清扬同志前往上海进行地下工作，我们夫妻二人也搬到了西门施家。在他的影响下，我还积极参加天台地下党委组织的妇女抗战活动。
我的身份，是一名交通员，一名政治交通员。主要职责呢，就是护送密件。打个比方，这位领导同我讲几点，不能写下来的，全靠脑子记住，再准确传达到另一位同志那里去。组织上告诉我，做这份工作有两点，一是遇到问题要随机应变；二是胆大心细。
有一次，我从上海回来，就遇到了点问题。
你们知道上海人时髦，你穿旗袍站在街上，一点不稀奇，可到了农村，就太显眼了。那时候我年轻，任务来得急，就直接来执行任务了。
经过宁海前童到商州的时候，村子弄堂里，遇到几个可疑的人。估计在他们眼中，我也是一样的。一开始盯着我看，从头打量到脚。我呢，也观察他。心里暗道，镇定，要镇定。
不出我所料，长达两三个小时的盘问，颠来倒去就是那么几句。他感觉我肯定有问题，但又抓不住什么把柄。
他诈我，“你是四明山三五支队的吧？”
我装傻，反问他，“从说没听过这是个什么东西，是人名吗？”
最后是几个老乡把我解了围，做这份工作还得有群众基础的。
其实，这支队伍是浙东一支抗日力量，拼杀在敌后战场，消灭了盘踞在海北的“忠义救国军”艾庆璋部和“平湖自卫总队”，在浙东抗日根据地站稳了脚跟，极大地鼓舞了浙东军民抗日的士气，还受到过苏中军区通令嘉奖。
在天台的日子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缝纫，还教学制作刺绣、蒲扇和草鞋。合作社期间，组织上问我想学什么？我想，刺绣和蒲扇，要么应用不广泛，要么就是有季节性，我还是选了打草鞋，谁都要穿嘛。有一技傍身，地下工作更隐蔽。
1941年，刘清扬同志不幸被捕了。我回了宁海前童。这里的妇女工作刚刚起步，需要女同志。而童美中被调去金华兰溪。在刘清扬同志被捕后，新的联系人叫许少春。
辗转斗争，与儿分别
夏天的时候，童美中回来了。不久后，又被派往上海进行地下工作。这时候，我怀孕了，于是两人一起去的上海。那时候生活条件很艰苦，富人住在霞飞路，穷人呢，住在闸北、虹口等地，环境也异常残酷。比方说你经常去一个报摊买报纸，也会被盯上。我大着肚子，小心翼翼。
1942年1月，我生下了一个儿子。刚满月，党组织考虑我们夫妻二人前往苏北开展工作。孩子呢，送到上海育婴站。为了革命工作，流血牺牲都不怕，如果真要这么做，也只能委屈我的孩子了。
但我也考虑，年纪轻轻的小夫妻，第一个孩子送育婴站，然后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会不会太反常，引起怀疑。我就向党组织提出，能否先送回老家。组织同意后，在小孩子刚41天时，我托了一位在上海做保姆的同乡，狠心将他送回了爷爷奶奶家。计划赶不上变化，苏北一直没有成行，我们就留在了上海。
不幸，接踵而来。
我的爱人童美中因感染伤寒，因为条件实在艰苦，没有钱好好治疗，1942年病逝于上海广事医院。我把他的尸骨送回了台州殡仪馆。斯人已逝，活着的人还得好好活着，更何况我背负的责任以及内心的革命理想。
我留在上海，住在一个堂兄弟家。一张小床，我们俩中间隔一张木板，他那头，撑着板凳；我这头，垫在马桶上。
1944年春夏之际，记得是小麦收割的季节，我回到宁海。从抗战初始，这里的氛围就很浓厚。我的儿子，一直放在公婆家养。老人们对我也颇多怨言，“一个妇道人家，不在家好好待着，走南闯北像什么样……家里什么都不管，我们当没这个儿媳妇……”其中的委屈，谁人知道呢。
因为我工作性质，一定是不能让他们知道我是共产党员，还是一名地下工作者，我不能解释。孩子也因为长期不在自己身边，变得与我陌生。
解放战争时期，我担任浙东游击纵队被服厂厂长,在天台、宁海、新昌三县交界的深山老林山洋地方建立被服厂，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夜以继日的工作，为浙东纵队及台属各县大队输送军衣被服，解决部队后勤保障。
迎来解放，重获新生
解放后，我改名王惠英。
日子变好了，第一件事就是把孩子接到身边来。记得有一次厂里打电话给我，“请王同志听电话。”没成想，儿子对我脱口而出，“王同志”，我一阵心酸，真是“不喊亲娘喊同志”啊。后来慢慢地，也就好了。
这之后，我服从革命需要，先后在台州、宁波、杭州等地的宣传、民政、气象、妇联、法院、人大等多个部门任职，曾担任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后又担任杭州市拱墅地区人民法院院长，直至1983年离休，定居杭州。
口述:王惠英
整理:孙钥
来源：《运河南端抗战往事·下篇》
主播：小丸子326
本期节目由杭州市拱墅区档案馆、喜马拉雅联合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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