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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了解到的这些事实是片段的。我这下好比一个生物学家，从一根骨头上不仅一定要复制出一种灭绝的动物，还要弄清楚它的习性。斯特里克兰德在塔希提岛没有给接触过他的人留下什么印象。在他们看来，他不过是一个白人流民而已，始终缺钱花，唯一为人所知的是他画的画稀奇古怪，在他们看来荒诞不经。直到他死去若干年后，巴黎和柏林的画商代理来寻找那些可能还留在岛上的画，人们才知道他们中间还有过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们记起来，如果当时他们廉价买下他的画，现在能值一大笔钱。大好机会白白错过，他们的肠子都悔青了。当地有一个犹太生意人，名叫科恩，用很不寻常的方式弄到过斯特里克兰德的一幅画。这个犹太人是一个法国小老头，长了两只柔和善良的眼睛，一脸喜人的微笑，既做生意也当海员。他有一艘快艇，勇敢地在鲍摩图斯岛[76]和马奎萨斯岛之间来回穿梭，弄去一些当地需要的商品，带回来椰子干、贝壳和珍珠。我去找他，是因为我听说他手里有一颗很大的黑珍珠，愿意低价出售。我发现价钱我支付不起时，便和他谈起了斯特里克兰德。他对斯特里克兰德了解不少。
“你看，我对他感兴趣是因为他是一个画家，”他对我说，“我们这些海岛上没有多少画家。我为他深感遗憾，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画家。我给了他第一份活儿。我在这半岛上有一个种植园，需要一个白人监工。没有一个白人监视，你永远别想让本地人动手干活。我对他说：‘你会有大量时间画画，还能挣到一点钱。’我知道他一直在挨饿，可我给他的工资并不低。”
“我看他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监工吧。”我微笑着说。
我要求不严。我对艺术家一贯心怀慈悲。这种情怀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你知道。不过他只待了几个月就走了。他挣够添置油彩和画布的钱就离开了我。那地方当时让他着迷，他想离开这里到野林里去。不过我还时不时能看见他。每过几个月他会到帕皮提待上一阵子。他从这个或那个人手里弄到一点钱，然后就又消失了。就在这样来回走动的期间，他找过我一次，要向我借两百法郎。他看起来好像一个星期没有吃东西了，我无法硬起心肠拒绝他。当然，我根本没有指望我的钱会回来。哦，一年之后，他又来见我了，随身带来一幅他的画。他没有提起他借走的那笔钱，但是他说：‘这里有一幅你的种植园的画，是我为你画的。’我打量一番那幅画。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不过我当然表示了感谢。等他离去，我把画拿给我妻子看。”
“你看这画怎么样？”我问道。
“别问我。我一点看不懂，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画。‘我们怎么处置它好呢？’我问妻子。‘我们千万别把它挂起来，’妻子说，‘人家见了还不笑话死我们。’于是，她把它拿到阁楼，和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在了一起，因为我的妻子什么东西都舍不得扔掉，这是她的习惯。后来，你不妨设想一下，战前我的弟弟从巴黎给我写信说：‘你认识一个在塔希提岛住过的英国画家吗？看样子他是一个天才，他的画现在值大钱了。看看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弄一幅给我寄来。这可是赚钱的大好时机。’于是，我跟妻子说：‘斯特里克兰德给我的那幅画哪里去了？还在阁楼上放着吗？’‘那还用说，’她回答道，‘你知道我从来不会扔东西的，这是我的习惯。’我们一起上了阁楼，在一堆我也说不清是什么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中间找到了那幅画，那些废物都是我们住进这所房子三十多年里积攒下来的。我又把它打量了一番，说：‘我这半岛上种植园的一个监工，我还借给他两百法郎，谁能想到他会是个天才？你能从这画上看得出什么迹象吗？’‘看不出来，’我妻子说，‘画里一点看不出种植园的影子，我从来没有见过椰子树会长出蓝色的叶子。这些巴黎人也真是疯了，说不准你弟弟能把它卖掉，收回你借给斯特里克兰德的两百法郎呢。’不管怎么样，我们把画包装起来，寄给了我的弟弟。最后，我收到了他的来信。你猜猜他在信里说了些什么？‘我收到你的画了，’他说，‘说实话我原以为你是在和我开玩笑，我付这张画的邮寄费真是冤枉。我忐忑不安地把它拿给那个向我提及这事的先生。他说这画是杰作，开口就给我三万法郎，我吃惊的样子可想而知了。我敢说他还能多出价钱，可是坦率地说，我完全吓蒙了，脑子一片空白。我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就接受了他的报价。’”
接下来，科恩先生说了一句让人心生敬佩的话。
“真希望可怜的斯特里克兰德还活着。我要是给他卖画的两万九千八百法郎，真不知道他会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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