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电影集团-醇色声音雕塑工作室出品||作者：赖永勤|演绎：麦恬|制作：黄玫瑰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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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之夏酷热难当，全国第二次地名普查最后的审核工作恰好在这年的酷暑之中进行。我作为重庆渝中区地名审查的参与者之一，在翻阅相关资料的过程中，先是甚觉辛苦，颇感劳累，不料却越翻越有看头，越看越有兴趣。这毕竟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啊，怎能又怎敢轻易将它遗忘？
在翻阅到昔日的中正路，即今日的新华路时，一座已经消逝多年的千年古寺——长安寺竟然又浮现于眼底，其旧址就在如今的长江索道车站。长安寺又名崇因寺，始建于宋神宗熙宁初的1068年，自建成之后香火一直很旺，在香客中也很有影响。而就在这与之有关的零散文字中，不料竟与一代民国才女萧红“邂逅”在她的一篇散文里，散文的名字也叫《长安寺》。
萧红于1938年9月来到重庆，1940年1月离开重庆飞往香港，尽管她在重庆只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但却引起不少人文学者的兴趣。那是一个战乱纷纷的年代，她一路历尽艰辛好不容易才来到陪都，一介书生别无长处的她，靠什么谋职求生？举目无亲又怀有身孕的她，哪里是她的栖身之地？所幸的是，就在这篇《长安寺》里，我们见到了她的踪影。
“接引殿里的佛前灯一排一排的，每个顶着一颗小灯花燃在案子上。”这时的萧红，与其说是作家不如说是香客。因为只有一个虔诚的香客，才会到了黄昏时候还徘徊在长安寺的大雄宝殿里不忍离去，并怀着一番虔诚与菩萨塑像默默相对。
“大雄宝殿里，也同样哑默默地，每个塑像都站在自己的地盘上忧郁起来，因为黑暗开始挂在他们的脸上。长眉大仙，伏虎大仙，赤脚大仙，达摩，他们分不出哪个是牵着虎的，哪个是赤着脚的。”
读到这里，一个作家的萧红就跃然纸上了，尽管她面呈戚容，神情抑郁，文字却异常安静，那些泥塑的菩萨在她安静的文字里，仿佛有了灵魂，也有了表情……突然，她笔锋一转，将眼睛凝固在大肚弥勒佛的脸上，她一直祈盼有谁能早日拂去她心中的阴云，还她一方晴朗的天空，她一定在想，也许只有这笑眯眯的大肚弥勒佛吧。
始建于1068年的长安寺，历经了宋、元、明、清和民国等五个朝代，有着近千年的历史的它，却一直在文山史海里悄无声息。还是这个游走四方漂泊不定且由伤痕累累的东北女子，用她富有灵性的文字，给以其传神的描绘和生动的注脚。
“耳朵听的是梵钟和诵经的声音；眼睛看的是些悠闲而且自得的游庙或烧香的人；鼻子所闻到的，不用说是檀香和别的香料的气息。”
一直的爱河情海中缠绵悱恻的萧红，有过欢欣和愉悦，更多的却是痛苦和悲伤。在重庆的日子里，她与端木蕻良终日厮守，这短暂的甜蜜，让散文《长安寺》也透出了几分别致的闲雅。
据西南大学人文学者，作家郑劲松先生经过考证，萧红和端木蕻良曾经在市内米花街胡同(今八一路)、中央公园(今人民公园)、学田湾等地有过短暂的居住。花街胡同和中央公园都在长安寺附近，节日之下，到长安寺烧香拜佛，祈求平安，大概是这对患难夫妻最平常的愿望了，长安寺的年味，也因此在萧红的笔下变得温馨可人。
“过年的时候，这庙就更温暖而热气腾腾的了，烧香拜佛的人东看看，西望望。用着他们特有的幽闲，摸一摸石桥的栏杆的花纹，而后研究着想多发现几个桥下的乌龟。”
人，自始至终是作家关注的对象，就在这篇不到2000字的散文里，萧红不惜用大量的文字写到了人，从拜佛的老太婆到寺庙的老和尚，从买香油的作坊匠到卖花生糖的小贩，都栩栩如生流动在她的文字里，散发着质朴的情愫。
在萧红的笔下，着墨最多的是卖茶的老头。他把卖茶的老头刻画得既生动逼真，又鲜活可爱，可谓入木三分。萧红经常抱怨自己一直没有父爱，有评论认为她一生都在寻找着父爱，她对卖茶老头的浓墨重彩，是否也与此有关呢？
“尤其是那冲茶的红脸的老头，他总是高高兴兴的，走路时喜欢把身子向两边摆着，好象他故意把重心一会放在左腿上，一会放在右腿上。”
品读萧红的《长安寺》，我们仿佛在欣赏一出精彩的舞台剧，在她精心搭建的这个舞台上，各色人等轮番出现，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
“卖花生糖的肩上挂着一个小箱子，里边装了三四样糖，花生糖，炒米糖，还有胡桃糖。卖瓜子的提着一个长条的小竹篮，篮子的一头是白瓜籽，一头是盐花生。”
抗战期间，郭沫若、梁实秋、巴金、老舍、曹禺、丰子恺等诸多著名文人相继来到重庆，在他们的作品里，对重庆的市井风情和民风民俗，特别是对重庆的茶馆，均作过精彩细致的描绘，其中又尤以梁实秋为最。作为当时年轻女作家的萧红也不例外，相比之下，萧红在《长安寺》里的描写，似乎显得更为别致。
“开水从壶嘴如同一条水落进茶盅来，他拿起盖子来把茶盅扣住了，那里边上下游着的小鱼似的茶叶，也被盖子扣住了，反正这地方是安静得可喜的，一切都是太平无事。”
萧红的老乡，当代著名作家，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迟子建，对萧红的人生际遇深表同情，却对她的文才的甚为赞赏，她为之写下的《落红萧萧为那般》，对萧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萧红1911年出生在呼兰河畔，旧中国的苦难和她个人情感生活的波折，让她饱尝艰辛，一生颠沛流离，可她的笔却始终饱蘸深情，气贯长虹。”
萧红在重庆的日子里，山城重庆正遭遇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她和重庆的父老乡亲一样，跑警报，躲空袭，为此苦不堪言。1939年6月19日，萧红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控诉声讨和对无辜死难者的同情体恤，写下的《轰炸前后》，印证了迟子建对她的评价，“……那曾经狂喊过的母亲的嘴,曾经乱舞过的父亲的胳膊,曾经发疯对着火的祖母的眼睛,曾经依然偎在妈妈怀里吃乳的婴儿,这些最后都被火给杀死了。”
亲眼目睹了了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萧红格外担心长安寺的安危，当她看到长安寺唯一的消防设备，竟是只可装两桶水的两条水龙，一种不祥之兆袭上心头，不免让人对揪心。
“但我突然神经过敏起来——可能有一天这上面会落下了敌人的一颗炸弹。而可能的那两条水龙也救不了这场大火。那时，那些喝茶的将没有着落了，假如他们不愿意茶摊埋在瓦砾场上……我顿然地感到悲哀。”
没想到萧红的担忧日后竟变成了现实，1940年1月，萧红乘飞机到香港，之后，重庆又数次遭到日机摧毁式的野蛮轰炸，长安寺未能幸免，这座精美的寺庙连同那些似乎有灵魂的菩萨塑像，在日机的轰炸中变成了一堆沉默的瓦砾，从此再也没有苏醒过来，一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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